“口语写作”的节制与滥用

[寒山石]

“口语写作”的节制与滥用
文/寒山石

英国诗人阿诺德认为：诗是“人类语词所能达到的最宜人最完美的表达形式”和“人类最完美的言语”。但对这“最宜人最完美”的语言的糟蹋从没有像今天这样令大众感到作呕，也令诗人或者写诗的人感到尴尬甚至无地自容。但是，如果仅仅把这一切归咎于“口语写作”，也是不公平的。我们有必要把诗歌语言的“口语”与肆意滥用、毫无节制的所谓“口吃”、“口水”和“口淫”区分开来。

一、“口语”是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

诗歌的语言是丰富多样的，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视“口语”为洪水猛兽而极尽口诛笔伐之能事。“口语”只是诗歌的一种表达方式，是有着自己存在价值和独特优势的一种表达方式。其优点在于：一是情感真实化。口语比较直接、感性，更接近心理真实，因而更有情景性、动作性和情感的真切性，具有一种无比的亲和力。二是接受平民化。诗歌是让读者看的。从诗歌的接受度上来说，“口语”更容易被“读懂”，更容易被大众阅读和喜爱。谁也无法否认，口语表达的通俗化，使“口语诗”不容置疑地拥有最广泛的受众。三是诗味丰富化。一首成功的“口语诗”，无疑在浅显易懂的语言表层下蕴含着耐人咀嚼的诗味，有韵味、耐品味、留余味、可回味等。四是语言精致化。“口语诗”也是诗，自然必须遵循诗歌的规律，具备诗歌的那些特性，同样要求语言的精致、精辟和精炼，要求诗歌语言的节制和琅琅上口、坚实有力的节奏感和韵律感。如此看来，真正的“口语写作”作为一种诗歌的创作形式，又有什么好非议的呢？

二、“口吃”是对诗歌形式的肆意扭曲

这里所谓“口吃”，是指一些人对那些原本不是诗的文字采取随意分行的形式制造的“伪诗”，读起来就像“口吃”者结结巴巴的陈述。象赵丽华的《傻瓜灯——我坚决不能容忍》：“我坚决不能容忍/那些/在公共场所/的卫生间/大便后/不冲刷/便池/的人”，象赵丽华讲的“根本不是我的作品”的《谁动了我的花内裤》：“晚上想洗澡/发现/花内裤/找不到了/难道真的会/有人/收藏/我的/没来的及/洗/的/花内裤？”似乎诗歌就是“回车键”，以致有人总结出所谓“梨花诗万能写作技巧”：“1、随便找来一篇文章，随便抽取其中一句话，拆开来，分成几行，就成了梨花诗；（如果要出名，可选一句热点新闻）；2、记录一个4岁小孩的一句话，但要按照他的说话的断句，也是一首梨花诗； 3、当然，如果一个有口吃的人，他的话就是一首绝妙的梨花诗； 4、一个说汉语不流利的外国人，也是一个天生的梨花体大诗人。”这正是对那些缺乏诗意却在形式上分行置之的“伪诗”的绝妙讽刺。但奇怪的是，却有人硬要为赵丽华这些“既不成熟，也很草率”的“即兴之作”作“圣洁”的辩护，“力挺”赵丽华，甚至荒唐如一只动物园的公猴在众目睽睽之下恬不知耻地“脱”去了道德的底线。这种把颓废当作圣洁、把卑俗当作崇高、把无耻当作荣耀的举动实在令人不齿。

三、“口水”是诗歌表达能力欠缺的体现

“口语写作”需要作者丰富的文学底蕴、文字功力、生活感悟、情景把握和有感而发，才会创作出为大众喜爱的诗歌。这就要求，“口语写作”一方面必须借鉴日常口语的通俗性、感性、智性和真实性；另一方面必须摒弃日常口语的粗疏芜杂，克服日常口语的随意性。换言之，“口语写作”既要源于生活又要高于生活，是对日常语言的艺术加工和艺术创造。所以，真正的“口语诗”是难度要求很高的诗体，它需要诗人对事物具有更深刻的把握、更独特的感受和更艺术的表达技巧，正如古人所谓“看丝平常最奇崛”。所以，我以为这种以真实情绪、生活体验以及文化积淀为底蕴的“口语写作”是蓄势待发的，是惜墨如金的，是字字千钧的，而不是当前一些非诗的软沓文字，流水帐般的垃圾写作和废话写作。但是，时下“口水写作”已经成为当下诗坛的一股浊流，“根本就谈不上什么诗的凝练和简约，更谈不上诗的节奏、美感和韵律，不过是毫无诗意的大白话甚至‘懒婆娘的臭裹脚’而已”。口语写作现在正被一帮庸才和懒汉利用，自娱以及愚人。在这帮人看来，口语式的诗歌似乎很好写，每个人都可以拿笔编排文字成诗行。但太多的口水流出来，只能算是拙劣的分行散文，甚至连散文都不是，是中风者的口吐白沫。说废话就是说废话，贴上“口语写作”的标签并不能掩饰自己的浅薄与苍白，只能表明诗人自身素质的低劣和无能。

四、“口淫”是诗人精神堕落的标本

在《当下诗歌的欲望困惑：“情色”与“色情”》一文中，笔者曾写道：“当代文坛格调低俗的性文学已经到了一种泛滥的地步，那种直接、赤裸、狂放的描写性器官和性心理活动的，根本不配称其为文学作品的“垃圾”肆意污染着当代人的生态环境。”一些帮派比如“下半身”简直就像吃了“伟哥”一样，以极为劣质的口语作品直指人的肉体，在语言的使用上几乎和性病广告以及猥琐热线的模式毫无二致。更为无聊的是，他们竟然为自己的无耻堂而皇之绞尽脑汁地提供“理论支撑”。“下半身”派的沈浩波就曾套用韩东的句式宣称，“诗歌从肉体开始，到肉体为止。”因为“只有肉体本身，只有下半身，才能给予诗歌乃至所有艺术以第一次的推动。”“下半身”在诗坛到处贩卖的是喋喋不休的小情小调，是粗疏、下流泛滥成灾的身体。他们已经不是在掌握语言的力量，而是高举着性功能和性体验的大旗,把“口语诗歌”变成了“口淫诗歌”，表现出一种无德、无耻、无良知、无社会道义感和责任感之流氓形象。是啊，“我是流氓我怕谁！”沈浩波甚至以无耻的口吻宣布：“我们亮出了自己的下半身，男的亮出了自己的把柄，女的亮出了自己的漏洞。我们都这样了，我们还怕什么？”真是“无耻者无畏”啊!不过，“无知”如我辈者实在不知道这样的“口淫诗”除了用阳具勃起、性器骚动来“推动”肮脏堕落、粗鄙下流之外，还能造就那种诗意人生？还能引领什么人文精神？恐怕，大众从这种勃起状态中读到的，也不过是诗人道德的堕落和精神的阳萎。

诗的本质是通过精心制作的语言，形象地表现独特的思想感情。的确，从一定角度来讲，诗歌是语言的艺术，是最高的语言艺术。而“口语写作”更是一种精致的、节制的语言。如果我们的诗人还有一点良知、有一点学养和基本的判断力，就应该明白：写诗如果写到、语无伦次、结结巴巴“口吃”的时候，废话连篇、“口水”流淌的时候，甚至粗鄙横蛮、肮脏下作“口淫”的时候，那就不仅仅是诗坛的悲哀了，应当是中华文明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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