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文学的隐秘敌人/张柠

[张易晟]

　　文学的敌人，是那些因简单和粗暴而产生的权力（体制的、市场的、话语的，等等）。而它的最隐秘的敌人，则是在对这种权力的批判中产生的简单和粗暴。这种简单和粗暴是隐秘的，因为它在批判，它在为文学辩护，它是真理的拥有者，因此，它具有不容反驳的合理性，从而显得更严肃、更有威力。这种威力最终也成了文学的敌人，而且是最隐秘的敌人。
　　文学和文学的敌人并不是泾渭分明地站在一条界线的两边，它可能同时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优秀的文学家总是那种通过文学自身来抵抗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奴役，同时驱除自己内心的魔障的人。更多的人不是这样。他们的急功近利和浮躁，就像他们所批判的对象一样。我要说的是这种现象的代表人物韩东。
　　韩东身上集中体现了一种双重人格的特征。一方面，他是一位诗人兼小说家。他的诗歌和小说总是能独树一帜，表现了他的创造才能（尽管他的诗歌语言和小说叙事的内部，常常充满一种戏剧式紧张的、不能放松的、因而制约着他“自由创造”的因素）；另一方面，他又时时在充当精神警察的角色。我说的是“精神警察”，而不是“意识形态”警察，后者与显形的权力相关，前者是一种隐形的权力形态。“精神警察”首先是扮演一个真理的拥有者的角色。在这个前提下，伴随着许多具体的表现形式（话语方式，语调，眼神，还有各种体态，比如咳嗽、咬牙、锁眉，等等）。韩东就像一个“精神警察”，站在灵魂的地狱与灵魂的天堂的门槛上，手里还拿着一沓通行证。
　　韩东在几年前曾经写过一篇叫《等待和顺应》的文章，文章的大致意思是说，诗歌是天才的事业，是奇迹，它的写作只能听凭天意，而不能靠个人的野心去制作。在奇迹到来之前只能等待，“斋戒沐浴”、“静候冥想”地等待。这是他作为一位诗人的经验之谈。但是，等待的过程有时是漫长的，谁能保证在这个过程中不出问题呢？弗拉季米尔在等待戈多的时候，就忍不住要摸脚丫子、傻笑、流口水、放屁、跟同伴爱斯特拉冈斗嘴。这都是由于等待的时间太长了，人不能控制自己的弱点。充当精神警察，就是韩东在漫长的“等待和顺应”的间歇中干的事情（清理门户、纯洁队伍等等）。韩东有一种精神洁癖。这看似很可贵，实际上很危险。
　　韩东在“等待和顺应”地间歇所干的另一件事情，就是通过他的批评文章，将自己在文学创作中所坚持的独立和自由创造精神毁掉。
　　不久前，他在他的《芙蓉》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民间》的文章。这是一篇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区分敌友的文章。其中通篇都是神圣的“大词”，但逻辑却十分混乱，语调阴郁而严肃，还杀气腾腾的。文章采用了大会报告的文体，很像一纸官方文书。《论民间》这篇文章本身，就是韩东在阐明民间立场时所反对的 “庞然大物”。我说的不是它的篇幅，而是它通过作者的行文语调、句式和节奏产生出来的杀气。
　　这篇简单而又粗暴的文章中大量采用了反问句，振振有辞、气势磅礴。意思是说，真理在我这里，但我不说出来，让我来问问你。第一个大问题只有两百多字，就用了五个问号：吗？呢？了？嗯？同时大量使用排比句，一个接着一个，铺天盖地，很像演说家的口气。也就是说，在阅读的时候，你只有接受的时间，没有唤起的机会。
　　到了关键的时候，作者不发问了，而是直接站出来审判──“那些半途而废、弃暗投明或者涣散（张柠：注意力不集中谓之涣散）沦落（张柠：叛变或者逃跑的意思）的人虽曾因民间而荣耀而受损，但并不能成为民间的榜样。”
　　还有──“个人对民间的利用、背叛、反咬一口并无损于民间形象、转移它的意义以致（如其所愿）取消和葬送民间。”真不知道韩东口袋里藏着一个什么样的鬼民间，以致担心被某个“个人”损害、取消或葬送。
　　产生话语权力的另一种方法是，让自己的语气很客观、很公允似的。这要求说话者用学术化的语调表述──“在历史研究的层面，文学的相对性是前定的，一如在创造和审美的层面绝对性是前定的一样。在历史研究层面，文学的价值意义出自它的社会功能、再文化格局中所占的份额，出自它与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力量对比。”看看这些措辞，简直像一位六十多岁的老教授的语调。
　　煽情也是一种方法──“只要文学一息尚存，只要人们的心灵还需要艺术的慰籍，只要人类对美的感动和自由创造的热情不至枯竭……民间……就永远不会消失。”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号召“诗到语言为止”的诗人韩东的语言。我还以为是领导作报告结束的时候突然来了一股激情呢。
　　在《论民间》一文中，韩东还为我们描述了“民间的历史”，也就是从《今天》到《他们》这些地下刊物，以及“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历史。他一开始就将“民间”这个概念狭隘化、政治化了。这是韩东一向的习惯。因为一旦政治化、军事化，就需要天才和英雄。韩东最适合当英雄了。
　　接着，韩东列举了三个有代表性的民间人物来为他的“民间的历史”撑腰。这三个人是诗人食指和胡宽，小说家王小波（一个病了，两个死了）。他们三个人跟《今天》、《他们》的活动和“第三代诗歌运动”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对于食指，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他相信未来，我对未来一点也不感兴趣，我相信现在。王小波拿到《联合报》的大奖之后，被那些势利鬼抬着在市场上游行，因此我只有沉默（尽管我很喜欢王小波小说叙事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真正的民间欢乐精神）。真正能体现民间精神的人物就是胡宽。在警惕和拒绝权利这一点上，胡宽是一位先觉者。他从来就不喜欢什么“运动”。无论从作品的形式，还是他个人的行为方式来看，他都是民间的。胡宽用一种土拨鼠式的内在暴乱的形式，抵御着外在地权力和暴力。尤其是他面对微观权力时的清醒，让人吃惊。
　　那么，这三位民间代表人物赖以生存的民间土壤究竟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重要问题，韩东没有兴趣。如果他有兴趣的话，那他就只能是自己为自己挖坑了。于是，他简单而又粗暴地用“天才”、“独立精神”、“自由创造”这样一些文学概论中的陈词滥调，来概括“民间精神”。这是由他的根本思维方式所决定的。我似乎听到了韩东的潜台词：具体的问题你们去讨论吧，我还有事，在这里简单地说几句，只能抛砖引玉，希望大家通过讨论能产生“有真正独立精神和艺术热忱地批评家。”
　　韩东撇开这个重要问题，转身就开始宏观地论述三元鼎立（体制、市场、西方话语）的战略局面，并使图给三元之外的文学一元（韩东称文学为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据点”，我看还不如用“炮楼”这个词）找一条出路。韩东转身就开始谈论“辞职”（有人喜欢辞职，也有人不喜欢）、“革命性”（韩东最心爱的词汇之一）、“有效性”（文学就是要坚持它的“无效性”，才有可能从几千年来的意识形态的阴影中走出来）。
　　韩东认为，“民间始终处于模糊的未明状态”。他要让这种“模糊的未明状态”变成明晰的状态。《论民间》的根本目的就在这里，跟自由创造和独立精神没有什么关系。现在好了，你弄明晰了，想干什么呢？“未明”的状态，包括物质形态的未明、观念的未明、行为方式的未明，等等，正是“民间”赖以生存的土壤。它因此避免了“庞然大物”的审判。
　　韩东对民间的一种特殊形态──黑社会，是害怕的，说这是别有用心、存心不良的“污蔑”，是“权力一方对民间的蓄意陷害”。其实，黑社会的性质是模糊未明的、具有双重性的。它是民间的伴生物，又是权力的伴生物。它首先是权力建制的敌人，接着又是普通百姓的敌人。它有时候杀富济贫，有时候也偷鸡摸狗。它是民间安放在权力身边的炸弹，又是权力在民间的毒瘤。黑社会这种民间的背谬形式本身，并没有简单的褒贬含义。关键在于说话者的语调。恶狠狠地说，就是骂你，笑着说，就是夸你，用不着紧张。不过，黑社会总是难免要碰上招安的问题（接不接受是另一回事）。因为它身上具备了权力的要素：有威严和杀伤力。像胡宽、食指、王小波这样的人，是没有人来招安的。
　　韩东在文章的结尾发出了号召：“让我们这样坚信，这样努力，这样斗争。必须提请民间内外人士注意：民间并非一个内囿性的自耗场所，虽然它坚持的是文学的绝对标准、绝对价值和绝对意义（在此并无妥协商量的余地），但它的视野应该是开阔的，并不内敛，它的方式是多样的，并不单一，它的活动是广大的，并不狭隘，它的气氛是欢乐的，并不阴郁，它追求的是绝对永恒，并非片刻欢乐。”
　　如果依然不能考虑说话者的语调地话，这段话还真的有点民间精神的意思。民间的确是开阔的、多样的、广大的、欢乐的、绝对永恒的。遗憾的是，韩东自己身上却丝毫也没有表现出这种民间气质。上面我加上了着重号的那些词：内敛、单一、狭隘、阴郁，用到韩东身上最恰当不过了。
　　由于对自己的智商没有准确的估计，所以，在写着篇文章之前，我和几位文学界的朋友(有批评家和小说家，也有诗人)在电话里交换过意见。有两种反应。第一种反应是：别惹他。他有自己的阵地，又有一大帮子铁杆兄弟，还是民间的代表人物之一（我没有见过这样的“民间”！）。第二种反应是：一边表达对《论民间》一文的不满，一边又要求我不要透露他的姓名。我答应坚决不说。其实“坚决不说”是假的，如果有人因此让我坐老虎凳，恐怕还没有开始坐，我就会吓得把他的名字供出了来。我没有那么坚定不移，更做不了英雄。
　　仔细想了想，我跟韩东的区别真的那么大吗？其实区别不大不小：他是一个糟糕的圣人，我是一个不差的俗人；他是文学真理的捍卫者，我是文学的百无聊赖的看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