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陌生的海滩到时间的玫瑰：北岛

[南海思晓]

　　80年代初，诗人普珉把一本北岛诗集的手抄本送给了我，那就是北岛的第一本诗集《陌生的海滩》，那本手抄本我没有留下来，而是传到别的诗友那里去了，诗集的扉页上写着两行字：献给珊珊/献给你自由的灵魂。珊珊就是诗人的妹妹，她过早的离世，而她的哥哥从此走上了诗人之路。从那时起我才大量地阅读了北岛的诗歌，像研究方程式一样在逐字逐句的索解他的意象和结构，有时一头雾水，有时恍然大悟——

　　让墙壁堵住我的嘴唇吧

　　让铁条分割我的天空吧

　　只要心在跳动

　　就有血的潮汐

　　而你的微笑将被印在红色的月亮上

　　每夜升起在我的窗前

　　唤醒记忆

　　我在键盘上敲打下以上诗行时，我是直接背诵出来的，可谓烂熟于心。
我现在仿佛还能看见自己当年在朗诵此诗时脸上悬挂着英勇就义的样子，想象着一位纯洁美丽、志同道合的女性，就在窗外含情默默地看着我。我记得芒克说过，他和北岛的名字是相互取的，为什么取“北岛”，是因为他的诗集叫《陌生的海滩》，也就是说赵振开是先有了诗集才有的笔名的。

　　尽管今天派诗人们没有任何一位承认过“朦胧诗”这种说法，但一提起“朦胧诗”恐怕北岛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了，他又是《今天》的主编，我们在研究他的作品时或许会发现，他的起步并不早于芒克、多多等，更不如食指，甚至他的早期作品还能看到食指和芒克影响的痕迹，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朦胧诗”的领袖人物，他的“意象法”在诗歌中的运用也是“朦胧诗”最惯用的杀手锏。在芒克他们选择了彻底不合作时，他选择了自觉的造势——发表或参加各种活动，有意把自己推到了前台，“朦胧诗”受到指责甚至批判的时候，主要的对象也是北岛——但已经不可遏止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也。当他喊出了：“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一个陈旧的时代哄然坍塌了。

　　当然他的确立是经受了炼狱之苦的，在他的作品面世之前，舒婷的诗歌已经作为一种颇为新鲜的声音，在人们中间广为流传。因为舒婷的诗还在权威以及意识形态尚被容忍的范畴内给人们带来了安慰，她甚至还没有刺痛人们连自己也不愿承认的伤口和灾难，但她已在用某种女性的委婉的方式在启迪和倾诉。在我的阅读经验里，她是北岛出现前的探测器。《这也是一切》是舒婷为应和北岛的《一切》而作的，但两首诗却获得了截然不同的命运，前者好评如潮，后者屡遭贬斥—— 但时间又在使一切逐渐的明晰起来，从北岛被鞭笞的写作中，中国文学一缕曙光出现在地平线上，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开始奠基，并且一开始就站了《今天》的高位上。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故谓文学后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体论，则此说固无以易也。”中国现代诗的变革也是必然的，这无疑是“五四”之后的又一次深刻的革命，而这次革命浪潮的先锋就是北岛和《今天》的诗人们，如果与俄罗斯诗歌类比来看，这也颇似中国诗歌的“白银时代”。

　　后来我们总在模仿北岛的方法写诗时，开始厌倦了，好象诗歌是与我们更真实的世俗生活和我们的肉身相脱离的东西，我们应该有另一种诗与当前的存在紧密相连。而那时，于坚、韩东们已经举起了“打倒北岛”的义旗，当然诗人是无法打倒的，只是说有另一种不同的诗歌出现了，那就是“第三代”。既然“第三代”的革命对象就是北岛，仍然证明了他在新诗中不可摇动的地位，而时隔多年后，韩东在《长兄为父》的文章里意味深长说：“1982年，我写出了《有关大雁塔图库》和《你见过大海》一批诗，标志着对“今天”诗歌方式的摆脱。在一篇文章中，我以非常刻薄的言词谈到北岛，说他已“江郎才尽”。实际上，这不过是我的一种愿望，愿意他“完蛋”，以标榜自己的成长。自然，这样的攻击于北岛本人无碍。回首往事，我常常感到我们“出身”的贫贱。我的父亲就是写小说的，但我从来也没有觉得他是我文学上的父亲。我们反抗“传统”吗？但“传统”何在？在文学上，我们就像孤儿，实际上并无任何传承可依。这里，引伸出我的一个观点，即当代汉语文学是以“今天”和北岛为起始的，它的时间标志是1976年。无论人们是否同意我的划分，这却是我的实际感受。这种孤独无助感持续在几代（其实是几批）诗人作家中。九十年代所谓“知识分子写作”乃是一种否认自身贫贱的努力，试图把自己嫁接到西方的传统之上。如今有人倡导回到唐朝、唐诗宋词，回到李白，亦是幻觉。贫贱的我们只有长兄为父，除此之外别无它途。”韩虽然说的太绝对了些，但北岛成了我们新的传统，这一点是无可质疑的。

　　北岛，原名赵振开，祖籍浙江图库湖州，生于北京。1969年当建筑工人，后在某公司工作。80年代末移居国外。北岛的诗歌创作开始于70年代初，或者说是十年动乱后期，许多论者认为北岛的诗反映了从迷惘到觉醒的一代青年的心声，十年动乱的荒诞现实，造成了诗人独特的“冷抒情”的方式——出奇的冷静和深刻的思辨性。他在冷静的观察中，发现了 “那从蝇眼中分裂的世界”如何造成人的价值的全面崩溃、人性的扭曲和异化。北岛建立了自己的“理性法庭”，以理性和人性为准绳，重新确定人的价值，恢复人的本性；悼念烈士，审判刽子手；嘲讽怪异和异化的世界，反思历史和现实；呼唤人性的富贵，寻找“生命的湖”和“红帆船”。

　　清醒的思辨与直觉思维产生的隐喻、象征意象相结合，是北岛诗显著的艺术特征，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悖论式警句，造成了北岛诗独有的振聋发聩的艺术力量。他著有诗集《太阳城札记》、《北岛诗选》、《北岛顾城诗选》等，到国外后他又出版了《失败之书》和《时间的玫瑰》等。北岛研究 , 在20世纪最后20年里大致经历了一个热一一冷一一渐温的过程。北岛诗歌曾以其鲜明的独特性震响于新时期诗坛，而北岛本人在国外确也曾三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学的向纵深演进，对于颇受争议的北岛及其诗歌创作的研究，在新世纪之初继续开展起来。此前一帮理论界的资深专家对北岛的诗歌写作进行了一次颇有准备的综合研究。有人认为北岛所处的历史时代和社会环境与他文学创作的独特性的形成有着密切关系。一般认为北岛的独特性及其作品中的 “冷峻、悲壮、凄怆、沉郁 ” 等诗质 , 都与 “文革”这一时代背景有极大关系，时代造就了“北岛式”的抒情，以致其诗中表现的爱情也是独特的“北岛式”的爱情 [1] 。分析较深的是，认为“文革”荒诞的历史作为一种心理积淀在作品中体现为作者成为了倒挂在“一棵墩布式的老树上”的形象，因为唯有倒挂在树上，才能保持对这个世界的理性观照 [2] 。诗评家谢冕认为北岛接过了中国诗人理想的火炬，并在一次历史的苦难中最终觉醒 I3] 。而王干说得更直接：“北岛‘文革’时期诗作的一个凝聚点便是十年动乱的惨痛历史。”[4] 可见，“文革”这一时代背景成了研究者探讨北岛前中期诗歌创作的一把钥匙。论家一致认为，“文革”对北岛所造成的那种深重的忧患和悲观的怀疑意识对其一生都有影响。其一，他诗中沉郁、悲怆、忧患的情感基调与汉民族在特殊时代的深重忧患意识和谐一致；其二，北岛后期诗作中也怀有前期作品中深重的忧患与悲观的怀疑意识，如《乡音》、《夜》等作品；其三，他后期诗歌中还使用着前期惯常使用的那些词语元素，留下了那个时代的话语烙印，如《苹 果与顽石》、《过夜》等作品，诗中鲜明地留有“反文本话 语”的痕迹 I5] 。多数评论者肯定了这种影响在北岛前期和中期创作中是积极的。在这一点上，王干的评价具有 代表性：“ 时代性让北岛的诗歌不仅仅盛装着他塑造的整整一代命运曲折的年轻人的灵魂，增加了诗歌的重量，而且更在于积淀于诗歌强大的内聚力中的悲剧意识。”[6] 但是，研究者也不否定这种时代性的影响在北岛后期诗歌创作中所产生的消极作用。

　　理性和人道主义是北岛创作的起点。“诗人应该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 [10] 这是北岛诗歌创作的初衷。他的这一思想主要表现为在“文革”及稍后一段创作中抨击人性被扭曲这方面的内容。诗人避却文学在时代激流面前的政治演绎，注重采用观照理想人生的道德思考，把人道主义作为衡量“文革”现实的仅有尺度。其诗歌典型地表达了特殊年代一代青年愤怒的呼喊和抗争。或在诗中表现理想与现实在他内心引起剧烈冲突的激情，如《回答》；或唱出英雄的悲壮颂歌，以表达冷峻否定的外表下潜藏的对理想人性焦灼、热切的期待之情，如《结局与开始》。大多数评论者认为，北岛这种理性和人道主义思想的形成，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中民族文化和西方文化共同影响和熏陶之下，北岛对民族社会历史与现状的深刻认识作为一种外在经验条件而与他的理性思维和人道主义思想相结合而产生，并且，这种思想在其“文革”及新时期初期的创作中体现得最为鲜明。王正平的《北岛诗歌的理性色彩》和张宁的《北岛的世界》对北岛前中期诗歌的理性思想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他们认为北岛诗中充满了“对生活对世界的看法的理性光芒。”而王干则更加推崇北岛的人道主义思想，他说 “北岛是真诚的人道主义者，是一个战斗的人道主义勇士, 代表了一代人之心声。”

　　从《从陌生的海滩》到《时间的玫瑰》，我们似乎可以看出北岛的“世界诗人”情节日益浓厚，当年北岛和布罗茨基是世界上最有名望的两位诗人，那些年他们同为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可是最终布罗茨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绝非偶然。在他获奖的前一年他出版了著名的随笔集《少于一》，而且他最终获奖和这本随笔有莫大的关系。而北岛的这本精心的随笔集能否猜测这是为诺奖的又一次热身呢？他在这本书里偏爱或偏执地抛出了“20世纪诗歌是人类诗歌史上最灿烂的黄金时代。”的核心观点，说明他的诗歌研究特立独行，当然质疑也会随之而来。不管怎么讲他对国外诗歌大师独具慧眼的介绍和评述，给中国读者带来的将是第一手宝贵资料。他写特朗斯特罗姆时说：“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名）走在前头，用小刀剜起蘑菇，搁嘴里尝尝，好的塞进口袋，坏的连忙吐掉，说：‘有毒。 ’他写艾基的头发：‘他见老了，花白的头发像将熄的火焰不屈不挠。’”难道这一形象里就没有暗藏着诗人沧桑的自我况喻？

　　借这一话题我再聊一下诺贝尔文学奖。该奖对包括华人作家在内的东方作家，永远是“照顾使用”，评委们的西方文化霸权和殖民地情节也永远不会消除，用西方的眼睛看东方，其猎奇、探密以及政治方面的敏感根深蒂固。除非东方人另设立一个类似的奖项。马悦然老头孤身一人，纵是浑身是嘴也不可能全面了解中国作家和诗人的文化和写作状况，更何况还有翻译的阻碍和评委们的偏见。但无论如何该奖的重要性不是说说就能推倒的，追逐或拒绝该奖都没有错误，获得该奖更是华语作家的荣耀。但问题是我们不愿看到因为诗歌之外的任何因素左右中国作家对诺奖的态度和结果。

　　资料：韩东《长兄为父》；杨学志《悬崖边的爱情》；吴晓东《走向冬天》；谢冕《关于九十年代的话题》；王干《历史•瞬间•人》；徐江《诺贝尔的恶梦》；王玲《论北岛诗歌的悲剧意识》；北岛《关于诗》；王正平《北岛诗歌的理性色彩》；张宁《北岛的世界》；凌越《北岛：“接近于伟大”还不是伟大》　　

[作者：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