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浮现”与“回归”

[青周]

“反思”、“浮现”与“回归”
　　 ——对世纪初诗歌的一种审视
　　 张立群
　　
　　尽管，世纪初几年诗歌现象已经逐渐为研究者所关注，不过，鉴于其天然的“近距离感”和艺术上的“非定型化”以及不断流动的状态，都为传统的文学史梳理方式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因而，选择“在‘反思’与‘浮现’之间”为题的最终目的，或许只是希望在一种凸现“构成方式”的过程中，为世纪初几年诗歌提供一种可感知的阅读方式，至于由此而涉及到的话题也同样是借助这种逻辑推演而完成的。
　　
　　 一、“反思”
　　
　　正如这个命名本身就存有一定程度上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世纪初几年诗歌”肯定不是一个独立的“文学场域”——如果单纯按照阶段性的标准划分，那么，所谓世纪初诗歌无疑是在20世纪末那场特殊的诗歌论争中就展开了它的历史情境。而从一场特殊论争的结果来看，“盘峰诗会”及其余波并不仅仅暴露了自20世纪 80年代以来一直纠葛于诗歌内部的诸多矛盾，以及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更在于它呈现了世纪末情结下，中国诗人如何面对诗歌传统、语言资源使用等多重问题时不同的反映——在论争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诸多“争鸣”文章将当代诗歌创作纳入到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轨道当中，并进而在其中寻找资源与依据（当然，这种寻找在具体论争时，也往往成为另一方被指责的方面），这无疑是一种带有“溯本追源”倾向的行为。而在论争结束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又必须注意到的是：虽然论争及其余波仍然在随后几年的诗界具有不断提及的效力，但单就“知识分子写作”、“民间派写作”却在接下来的实际创作中形成了一种彼此介入的状态，因此，从诗歌艺术流变的角度上说，我们无疑可以感受到这场论争在双方那里引起的潜意识状态下的反思；而从“溯本追源”到“反思”的诗意沉潜变化中看待这次论争的意义，除了隐含着诗歌业已处于边缘境地的一次“激烈状态”下的总结，更为重要的，它无疑也在不同诗歌观念与风格的公开对话以及诗人身份的焦虑中，完成了“90年代诗歌”的阶段性收束。
　　当然，如果从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去看待，对于世纪初诗歌是在“反思”的情境下进行，还在于90年代诗歌本身所处的时代氛围为反思，以及基于反思基础上的展望提供了现实条件。即使忽略后现代语境以及后现代性本身惯常进行自我反思的经验与力度，对于发生于90年代并最终延续到世纪初的关乎“新诗有无传统”的论争，也为这种反思可以持续到世纪初[1]的诗坛营造了预设的前提。在90年代以来诗歌创作的日趋“个人化”以及外部“冷风景”的交加下，反思当下诗歌创作以及百年新诗的发展历程不但是这一时期诗歌研究者的主题之一，同样的，也无疑是这一时期诸多诗人常常自觉或不自觉思考的主要话题之一。但与反思相对应的或曰反思的目的更在于一种展望——展望不但缘于世纪末的论争在有意无意间湮没了大量年轻而卓有才能的诗人的创作实绩，更在于它其中隐含着鲜明的超拔意识。早在2000年第1期《星星诗刊》刊载的《21世纪：中国诗人的光荣与梦想》一文中，作者立人先生便以“今天，我们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上前瞻中国诗歌的发展方向，已经预感到五千年的大地在狡黠颤动，蔚蓝色的海潮在远方孕育，鲜红色的曙光即将莅临。在此我要衷心地希望并且祝愿所有在诗坛上徘徊不前的诗人们，赶快走出戴望舒的小巷，走出博尔赫斯的花园，走出无谓争论的沙龙，走出人云亦云的怪圈，走出顾影自怜的低谷”式的言论表达了一种展望的勇气。而事实上，类似像《星星诗刊》开辟的“世纪诗心与文本内外”的栏目，以及频频出现的创作命名和代际划分等，都无疑隐含着一种求新意识和创作契机，而不断出现于世纪之初，并带有追求“诗歌经典化”意味的行为恰恰是这种反思与展望裹挟之后的外在表征。
　　一般而言，“经典”总是在实在本体论角度和关系本体论结合的角度下予以确立的“第一流的”、“公认的、堪称楷模的优秀文学和艺术作品，对本国和世界文化具有永恒的价值”的文本实体，以及一个随着时间的变迁而逐渐被确认的过程。然而，对于世纪初的诗歌而言，对“经典化”的追求则更侧重在兼顾艺术性的前提下，总结新诗历史发展的经验乃至由此表达一种对优秀诗篇的呼招。因此，这种“经典化”的追求与纯粹意义上的经典化追求是不尽相同的。
　　就具体现象而言，首先，《诗选刊》从2000年2期开始，依次推出由苗雨时主持的包括胡适、康白情、郭沫若、冰心、闻一多、徐志摩在内的“新诗经典”栏目。并以回顾、评点等方式对其进行介绍，从而在总结诗歌经验的过程中，对诗歌历史进行回顾；其次，如果从诗歌发表和诗人推出的角度上看，《诗刊》不但以自2002年分上下两期改版的方式加大诗歌发表和诗人推出的力度，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自1999年开始，享誉盛名的“青春诗会”也由以前的两年一届变为一年一届；诸多诗歌刊物如《星星诗刊》、《诗选刊》、《诗潮》定期出现的各种专版（如“地域诗歌”、年代诗选”、“诗歌高地”、“非常点击”等明确而集中的“集束式指向”）；大量年度诗选的出现并形成“传统”……这些都无疑说明世纪初诗歌正不断在反思与提升中加速了诗歌“经典化”的过程。当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的诗歌“经典化”毕竟与具有多年历史沉积的文学经典不同，而且，由于文学史写作一向滞后于文学创作，所以，即使从文学史经典（所谓文学史经典是可以写进文学史的文本，但它未必是公认的文学经典）的角度上讲，世纪初诗歌的 “经典化追求”仍然需要历史与时间的检验。

二、“浮现”
　　
　　与上述内容相对应的是世纪初诗歌具有“浮现”的特点，然而，这种“浮现”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从诗人群落上看，随着论争逐渐消歇，人们再度以审视的眼光关注略显“单调”、“寂寞”的诗坛，无疑会发现：其实，它一直是丰富多彩的。但本文所言指的“浮现”却并不仅仅局限于世纪初诗坛本身汇集了新时期以来不同年龄阶段的诗人，“浮现”在这里更指代一些颇具创作活力之 “新面孔”的出现，而逐渐于世纪末兴起的关于诗人的代际划分，如“60后”（即指60年代后出生的诗人，下同）、“70后”乃至当下的“80后”正从侧面印证了这一事实。以近年来为诗坛所瞩目的诗人路也、哑石、雷平阳为例，虽然他们的创作起步于90年代，但无论从作品发表数量还是受众层面上说，他们无疑是在世纪之初为更多读者所熟识的；而绝大部分写于90年代中后期并发表于世纪初几年的事实，如路也1998～1999年的创作、哑石、雷平阳的组诗创作等更是说明了这一“浮现”的内在流程和诗歌史惯有的现象（如写作时间与发表时间的差异常常造成诗作会从属于不同的时期）。
　　当然，世纪初诗人特别是一些颇具实力的“新诗人”的涌现，还与发表媒介以及发表形式的多样化有关。如果说历史上已有的民刊，如《今天》已经在“奉献”诗人上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那么，世纪初民刊的数目激增特别是网络诗歌的蓬勃发展则更是一种时代的反映和发表意识的另类体现。世纪初民刊特别是网络诗歌的盛行，除了与诗歌表面的沉潜而实际上的创作者甚众，以及正式诗歌刊物并不能完全满足诗歌发表的需求之外，还与世纪初的诗歌正走向多元、评判标准不断越界有关。早在2000年第2期《星星诗刊》上，洪迪先生便在《知识经济与新诗命运》的文章中，提出“评估标准的多样化、写作意图的多极化、艺术风格的多样化、传播方式的多途化、消费需要的多级化”共5个方面的时代新诗的特征。而事实上，网络诗歌和民刊的发展不但预示了新世纪诗歌发展的多元化，关键还在于可以在后现代的视野下张显诗歌写作者的个性自我（必须注意，诗歌写作者与诗人之间的区别），而且，随着这些“新发表版面”渐成铺天盖地之势，诸多诗歌刊物甚至是重大诗歌刊物的编辑者到网络或者民刊上选诗已经成为世纪初诗歌的“亮丽风景”，《星星诗刊》曾经出现的“内刊诗存”（如2000年7期）、“网站论坛部分”（如2004年3期对 “第三说”、“或者”、“界限”、“流放地”、“诗生活”等的剪辑）等诗歌栏目的介绍；《诗选刊》出现的“中国网络诗歌专号”（2002年4期对27个大小网站的诗歌选择）、“网络诗选”（2004年5期）、“民间诗报刊诗选”（2002年1期、2004年5期）等等现象都说明了民刊与网络诗歌可以向正式诗歌刊物过渡的事实。自然，随之而来的便是原本属于民刊和“网络写手”的年青诗人为大家所熟识。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崛起于正式诗歌的诗人和编辑者甚至是研究者也不断向网络“进击”——单以著名的“诗生活”为例，其相继开辟的“诗生活论坛”、“诗人专栏”、“评论家专栏”、“诗观点文库”、“翻译专栏”、 “诗歌专题”、“诗人扫描”等栏目不但详细而迅捷的洞察当下诗歌动态，而且，还为大批新老诗人、诗歌研究者开辟可以属于自己的专题栏目并进行详细介绍，而由此出现的随意点击不但一种可供快速阅读的诗意符码。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世纪初几年的诗歌发展中，民刊特别是网络诗刊不断与正式诗歌出版物、年度诗选等相互融合也为推出诗人和发表诗歌的“浮现”乃至诗歌理论传播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这是关于写作形式、发表形式多元整合后的一种推动，尽管，在这一 “浮现”现象的背后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与关注。
　　
三、“回归”
　　
　　如果说以上的“浮现”更多是集中在世纪初诗人涌现与诗歌发表形式的话，那么，随之而来的则是世纪初几年诗歌在艺术上出现了所谓“回归”的动向，然而，这种表面上的“回归”是与其内部的发展、深入以对立融合的状态展开的。鉴于诗歌艺术总是不断超越，而世纪末的诗歌论争又为这种超越营造了一种可以区分的“临界点”，世纪初几年的诗歌除了继承90年代诗歌艺术趋于“综合”的特性之外，其不同于90年代的首要之处就在于对“抒情性”的追求。当然，为了能够进一步说明问题，在对世纪初诗歌“抒情性”追求的研讨之前，或许我们应当回顾诗歌特别是新诗“抒情性”的历史，以及与此相关的理论文章如姜涛的《从“抒情的放逐”谈起》。“抒情”或曰新诗究竟应当怎样“抒情”在诗歌史上是有过讨论的：以现代诗歌史为例，现代主义诗学的引入以及对传统诗学抒情范畴的疏离，都曾经使诗歌的抒情在追求知性乃至经验的过程中对抒情产生了“放逐”的现象。而在经历80年代至90年代诗歌内部艺术和外部环境的变迁之后，抒情本身的悬浮性、大空间性甚至是语言增殖之后浓郁的主体性正被 “个人化写作”、“叙事性”所取代。而在更为深入的走向自我、情感内敛、抽象抒情乃至抒情本身正日益成为一种象征的过程中，当代诗歌正以一种“亚抒情”的方式呈现出某种与40年代诗歌的相通之处。然而，在这种可以被认为是进步的“新诗现代化”进程之中，自由想象力与现实写作之间的差异性特别是由此而产生的面目雷同、空前划一的场面，恰恰是原本只能承担一种诗意空间的书写情态成为了诗歌历史的负担——诗人往往在期待展现自我主体情感和现实生活的表达面前不知所措并进而开始从“抒情的放逐”变为“克制抒情”。而此过程中，由于某种原因，大量造势的言论宣传乃至诗艺论争，都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这种局面走向极端，而同样可以成为诗歌写作的另外一种写作方式正被某些覆盖于诗歌之上的东西所遮蔽。但萌生于回顾与展望，并不断在诗歌历史中汲取经验的世纪初诗歌正重新将抒情寻找回来——哑石、雷平阳不断在长篇组诗中的情感抒发、汤养宗诗歌文本形式上的“断裂的抒情”等等，都使世纪初的诗歌显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抒情气息。但在清算以往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流水帐式”写作和干瘪的“技术化写作”当中，我们也必须看到：世纪初诗歌对“抒情性”的追求，并不仅仅是所谓诗歌“言志抒情”的一种简单的“回归”，而更为重要的是在于它是在诗艺变迁和走向综合，以及各式诗人真正可以发出自己声音的前提下呈现出的总体性效果，它不是诗歌历史新质的出现，而是某种隐藏下原本属于自然场景的再现，自然，这种可贵的“抒情性”表达就在其新颖和可以不断吸引读者的过程中，成为世纪初诗歌“抒情性追求”的一种“时间性的历史记录”，而其中的深意则无疑是需要更多的条分缕析。
　　而从诗歌意象以及语词使用上，世纪初诗歌也在某种相似性的过程中，呈现出“回归”的倾向。纵观论争之后的诗坛，“身体”意象的频繁出现以及文本形式上的话语关注特别是话语增殖等现象，都使这一时期的诗歌写作再度呈现了80年代中期的某些倾向，而这一点在女性诗歌写作上又表现的尤为明显。以青年女诗人路也为例，世纪初的路也不但在《镜子》、《尼姑庵》为读者营造了阴暗、清冷的诗歌氛围，而且，最为突出的是，路也是以“身体”意象的频繁使用、临界点意识、过客意识等崭新的创作动向，来寄予她告别早年纯情写作，逐渐进入个体哲理化思考之成熟境界的——出现于路也笔下的带有“锋芒与尖锐”色彩的“身体”意象，并不仅仅简单局限于身体的本身，它在实质上还是诗人寄托情感、思想乃至人生的一种载体。的确，从《镜子》、《尼姑庵》开始，到参加第十九届青春诗会的《南去》、《我的尺寸》以及稍后的《身体版图》等，在路也的诗中都明显呈现出一种“回归”于80年代中期翟永明、唐亚平、伊蕾式的的写作，然而，必须注意的是：对比前后两代诗人的同类写作时，不难发现其中的差异就在于：第一，与翟永明、唐亚平、伊蕾等的“黑夜”意象、“黑色”意象以及常常选择“边缘”、“预感”、“围困”式的悬浮式的题目不同，路也是常常以具体的题目和具体的意象，如《蓝色电话机》、《镜子》、《眉毛》等指向具体的问题的；第二，如果说翟永明、唐亚平、伊蕾等女性诗人往往是在诗歌写作中承载反传统的沉重负担，而且，这种写作倾向即使是在90年代初期仍然具有一定的生长空间的话，那么，对于日益在世纪初诗坛上显示才华的新一代青年女性诗人路也而言，她的直白乃至突进到身体写作的禁区更多是源自一种自然中的自觉，走出校园（学生身份）并再次走进校园（工作身份）的现实经历以及生活经历往往使其没有“沉重的负担”，于是，在路也诗歌中所展示的敢于表达的自信、“我就是我”式的第一人称抒情以及手法上的直截了当都显得较为贴近“自我”和生活本身；第三，如果说曾经的女性写作是以自我封闭，自我独立作战的方式最终演化为读者以他种眼光予以观看的视角，那么，在路也的同类诗歌创作中，我们更多体味到的则是新一代女性在诗歌中寄寓的现实情感以及当下的生活就应当如此的意味，而近几年不断显露于路也诗歌文本上的语言增殖、句子越来越长、叙事化成分不断加重并又带有浓郁自我抒情性的言说方式，恰恰是这种变化乃至“突破性回归”的外部特征。
　　此外，如果从创作主旨的角度上审视世纪初几年的诗歌，我们还可以发现：相对于90年代“个人化写作”在内容上大都偏重于日常生活的空间和体验，世纪初几年诗歌也出现了某种“回归”的倾向。针对于90年代以来诗坛出现的某种过分沉溺于私人情感和性别意识的感官化写作，有“当代诗坛最具血性的诗人之一”（曲近语）之称刘虹发出了“我歌颂重和大”的《呐喊》——“我歌颂重和大/重是重大的重。大是重大的大。/在这个争先恐后做小的年代/我歌颂重大。”这种声音是极具“反叛”力度的，同时，针对于当下的流行生活特别是诗歌与生俱来的那种形而上品质，这无疑是当下诗界一种久违的声音，而由此生发的关注现实社会正是诗人关注生命的重要前提。当然，作为对于某种“群体意识”和“公共倾向”的表达，在世纪初的诗歌写作中，出自诗人鲁西西笔下的那些迥别于以往并不断走向人类群体和神性信仰的作品，如《喜悦》、《创世纪》等，同样也是以感受生活简约之美的方式，表达了可以唤起全人类共同向往的情感，自然，它也就给读者带来了一种深刻的感动。
　　总之，通过对“反思”、“浮现”、“回归”三个关键词及其内涵的梳理，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世纪初几年诗歌的基本构成方式以及基本轨迹。不过，这种审视更多是以“非线性”的整合方式完成的，而事实上，世纪初几年诗歌在具体的流变过程中，其艺术特质、审美取向等诸多方面也往往是融为一体的。当然，作为一个不断处于流动状态的历史进程，世纪初几年诗歌还需要以一种历史化甚或本质化的眼光去予以研讨与建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反思”、“浮现”、“回归”虽然是以“对比”的方式展现了一种发展与变化的眼光，但它的意义与指向却最终需要未来的检验。
　　
注释：
　　[1]关于世纪初“新诗有无传统的论争”，主要是指由发表于《粤海风》2001年第1期的对话文章 《新诗究竟有没有传统？——对话者：郑敏、吴思敬》而引起的一系列论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