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 诗人的休整与诗歌的蓄势

[南海思晓]

【作者】周瓒

2004 年，一个热爱诗歌的读者有福了；一个从事当代汉语诗歌研究的学者有福了；一个新诗的写作者或许也能感觉到某种幸福了，因为，可以说，这一年，无论从诗歌场域内部的分化、调整，新的诗歌群体的聚合、发言，或是从诗歌评奖、诗歌评论、新诗选编和出版等经典化的实践看，都没有了以往几年中看似热闹，实则虚浮的繁荣表象。比较而言，过去的这一年，诗坛上鲜见论战硝烟，而多闻歌舞升平的奖掖活动。偶尔也听得几个在经过前几年的纷争中多少累积了些“文化资本”的诗坛成功人士，要么津津乐道于在国际诗歌交流活动中的自我表现，要么做些出诗集，搞朗诵等等的折腾事，继续扮演自己吸引媒体眼球的角色，在风光之余，或许又能为自己积攒更多一点资本，供日后投资或消费。

无论哪个年份，要对其进行总结，大约都可以归纳出某种主导特征。2004年可以说是新诗休整的一年。因为需要休整，这一年里出了几种规模不菲诗歌总集和汇编；因为处在休整中，新创办的诗歌民间刊物体现了诗歌场域内部力量的重新汇聚和团结。当然，所谓的休整也只是一种大致的观察印象，它并不暗示或预言此后的几年新诗界将会采取某种行动，仿佛部队经过休整后将要进行新一轮进攻。也许，休整只表现了一种好整以暇，从容、稳健的发展状态而已。

1， 从《诗合集》到《中间代诗全集》

2004 年初，一本名为《诗合集》的民间自印诗选在坊间流传开来。没有版权页，没有出版日期，没有印数，也没有出品地和标价。但见淡雅的浅蓝封皮，书脊中间部分仅粗朴的“诗合集”三个字，封面上除了同样的三字之外，上方还排列着五位作者的名字：张曙光，肖开愚，孙文波，黄灿然，臧棣。这几位均为当代诗坛的重量级诗人，皆有正式出版的诗集，而像此次以非正式出版物，或内部交流的方式印行诗集，似乎表明编者并非刻意的意图：让诗歌说话。

让诗歌说话，《诗合集》收录的并非仅是入选诗人们的近作，还包括一些旧作或代表作，入选的作品，最少的一位37首，最多的61首，全本共231首。从阅读的角度看，正如诗人、批评家姜涛所言：“当‘旧作’经过筛选，并以这样的方式并置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它们实际上被更新了，有了另外的面貌。一个当代的读者好像突然站到了当代之外，有了一种回望当代的可能，一首诗与另一首诗之间的差异、包含的焦灼、以及激发的争执，一下子变得相对次要了，或者说在一个更大的时段中，所谓的‘变化’、‘发展’被共时的呈现取代，读者可以像阅读另一个时代那样，在特定的距离之外阅读自己时代，可以心平气和、全神贯注地观察。” （《<诗合集>印象》）通过平心静气的品读，读者会深切感受到五位诗人突出的个人风格和处理相同诗歌题材，呈现类似诗歌主题时的差异性，它有力地驳斥了前几年诗歌论争中对诗人群落进行的简单而粗暴的分类方式。

让诗歌说话，文本自身显示了不同的美学倾向性和文化立场。张曙光那些将古代神话传说植入当代生活的作品，使得日常的叙事性包含了历史的和普遍的批判性；肖开愚略显雕琢痕迹的诗歌语言，其实是方言和古典文学语言的融合，用以描述当代生活时别具韵味，既戏谑又古雅；孙文波语调平实而质朴，一如他的个人气质；黄灿然那些截取日常景象（生活片断，小故事）的诗歌文本，相当直接地勾勒出现时代一位知识诗人的现实处境、喜怒哀乐；臧棣对于词的质地、色彩和音响的探索，对于通过词所构筑的世界对应于人的意识世界的把握，使得他的诗十分耐读。诚然，不同的读者能够读到不同的印象，诗人李建春则在阅读这本集子时，总结出上世纪九十年代当代诗歌所要解决的问题：“说穿了，九十年代诗歌真正解决的问题只有一个：题材——当代日常生活特别是城市生活的题材。这是汉语诗史中第一次成为城市诗人的一代。”而“语感”则是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在李建春看来，“知识派和民间派的争论，其实是语感取向之争”，“‘诗到语言为止’的《他们》（《他们》是民间派的摇篮）为了事物印象最初的冲力，不惜使语言停留在起始阶段，拒绝语感的持续深入，收获的是一些印象式的断片和有时以断片粘合的大块头。知识派实际上是从民间派停留的地方开始，获得的是语言的绵延感。知识派对知识分子责任、文化和传统等的强调都是语言绵延性的内在要求。”（《< 诗合集>印象》）果真如李建春所观察的，以“语感”为考察视角能够看出当代汉语诗歌写作者不同精神取向，那么，“语感”这一形式因素在新诗史上是如何被诗人们探索的，就是一个十分有意义也有趣的问题。不管怎样，这几位年届四旬的中年诗人以他们相当稳健而完善的写作，确立了他们在诗坛上成熟且稳固的位置；《诗合集》的印行，同时也显示了民间诗歌选本在诗歌经典化实践中的积极生机。

诗歌选本和诗歌经典化实践也展现了编选者的文化立场和诗歌观念共同构成的批评视界。2004年初，一本题为《先锋诗歌档案》（西渡、郭骅编，重庆出版社出版）的书，选录了孙文波、王家新、西川、黑大春、臧棣、清平、西渡、周瓒、姜涛、胡续冬等十位诗人的诗作、图片资料、访谈、及相关评论。若从所选作品内容的深广度看，这的确称不上一本资料性强，并有着明确批评立场的选本。不过，该选本附录CD光盘一张，内收所选诗人朗诵自己作品的录音，这在当代诗歌史及出版史上可能是首创。请诗人朗诵自己的作品，并留下他们的声音，这不仅对保存诗人的声音而且也对新诗的研究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和价值。以“21世纪的中国诗歌”为书名，似乎暗示了编选者非凡的抱负，虽然第一卷（《21世纪的中国诗歌：第一卷》，远人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04年6月出版）所选诗人及诗作、文论，并未见出其特殊的创刊意图和选编标准，但该书（或以书代刊的诗刊）“写在卷首”中所确立的展示“一批走向成熟的诗人”发出的“独一无二的声音”以及每年出版一卷的计划，依然值得期待。2004年度另一本值得关注的诗歌选本是由杨晓民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青年诗人诗选》。本书和前文提到的“21世纪的中国诗歌”年选刊一样，也是对当代诗坛一批成熟的青年诗人的关注，“这些年轻诗人的作品却是使中国当代汉语诗歌的丰富性成为可能，使现代汉语表达的强度空前提升。”（《编后记》）。本书入选诗人43名，其中如汤养宗、故事马、李元胜、方文竹、田原、杨春民等，都是写作时间虽长，但未曾活跃于既往诗选本中的诗人。

2004 年，选编规模最大的当代新诗总集当属《中间代诗全集》（安琪、远村、黄礼孩主编，海峡文艺出版社04年6月出版），全书分上下两卷，入选诗人共82位，选诗约1730余首，全书共2550页。2001年，由黄礼孩主持的民刊《诗歌与人》印行了一卷“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参与主编的还有诗人安琪。据编者称，所谓的中间代，指的是“一批出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诗人，在八十年代末登上诗坛，并且成为九十年代至今中国诗界的中坚力量。”（安琪《中间代！》）而“从朦胧诗人强调对社会的反思和批判，到第三代诗人旗帜嚣张的揭杆而起，中间代诗人显出了一种多元多解的语言态势，他们注重个人主体精神价值的实现，注重不事声张的写作方式。”（安琪《中间代：是时候了！》）关于这一命名，“70后诗群戏剧性的闪亮登场是快速催生‘中间代’的重要原因。”（黄礼孩《一场迟来的诗歌命名》）也即，先有了第三代和“70后”这两个诗歌群体概念，然后才出现了夹在那两个群体之间的所谓“中间代”诗群。“中间代”概念一经提出，不少媒体和批评家都参与到这一命名的合理性讨论中来。2002年，各种关于“中间代”的讨论文字被印成一本小册子《中间代诗论》，而在《中间代诗全集》的下卷中，也收录了讨论“中间代”的评论文章多篇。

身历1980年代的读者也许都会对新诗潮诗歌运动有着深刻的印象，朦胧诗潮、第三代是当时生机无限也多有争议的诗歌运动。对于当代中国文学或艺术发展中的运动情结及弊端，本文不拟作过多评述，但“中间代”的命名方式以及它的概括性，倒的确需要得到充分的体认。首先，它不是一个诗歌流派的自我命名，作为写作群体，他们没有明确而统一的诗歌理论主张，没有共同的写作风格取向，诗人间也没有相互的诗艺切磋和较量。其次，它也不完全是一种批评实践，没有一个批评家提前意识到将这些诗人网罗到一起之后所具有的文学依据和社会学必要性，相反，倒好像是诗人们（其中有一部分也从事诗歌批评工作）从诗歌场域内部的文化资本再分配的角度，发明了这个概念，它似乎“更多的只是反映了一种面对历史时渴望进入的焦虑。”（非亚《“86大展”后另一批人的诗歌写作——兼谈中间代》）可以说，“中间代”从它被命名的时刻起，就缺乏有力的进入历史的说明。但是，当两本厚厚的大书摆在读者的面前时，作为一个既存的出版事实，“中间代”仿佛在召唤阅读，渴望着理解。这大概是一种追溯式的命名方式，尽管目前我们还难以判断出“中间代”诗歌群体整体命名和亮相对于写作的个体诗人的意义，但或许它带有新诗史的意义，因为历史写作有时间的滞后性，所以在将来勾勒第三代和后朦胧诗之后的当代中国诗歌面貌时，关于中间代，文学史家或许会认真地书上一笔。

2， 网刊与民刊争奇斗艳：体制外诗歌传媒的出版与运行

进入二十一世纪，网络已经成为新诗最重要的生存地和交流场。可以说，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至今，中国当代诗歌群体汇聚和流派生成的可能性，因为网络的兴起而发生了一次爆炸性的能量释放。打开“诗生活”网的友情链接，它所链接的“诗歌网站及论坛”就有128家，而这远远不是一个完整的统计数据。除“诗生活”（国内首家专业诗歌网站）外，规模比较大的诗歌网站往往以诗歌群体的面貌出现，或是地区群体，如“河北诗人”、“旅程文学网”（福建）等；或是围绕核心民刊的写作群体，如“他们文学网”、“诗江湖”等；或是文学网站下的诗歌论坛作者群体，如“文学自由坛”、“黑蓝文学”等；或是比较纯粹的诗歌资料网，如“灵石岛”；当然，还包括诗人的个人论坛，如“桑克专栏”。一些规模比较大的诗歌网站还编辑发行诗歌网刊，以及时反映网络诗歌写作的新成果，包括有意识地推荐新诗人，组织诗歌专题等。在网刊中，办刊持久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的，有“诗生活网”刊行的《诗生活月刊》、《儿童诗刊》，“界限诗刊网”刊行的《界限双月刊》，“同志诗歌网”刊行的《同志诗歌网刊》，“平行文学网”刊行的《平行文学网刊》，“大河风诗歌网”刊行的《大河诗刊》，“旅程文学美术网”刊行的《旅程网刊》等等。2004年，“诗生活网”除了定期刊行《诗生活月刊》之外，还编辑创刊了《诗生活翻译网刊》。

诗歌网刊的出现不仅增强了网络上的诗歌写作力量的团结，而且也正在逐步形成当代中国诗歌的新的空间格局，其中包括地域性因素，风格流派和新诗歌群体形成的可能性的增强。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考察，网络诗歌的迅猛发展可以说繁荣了当代诗歌的整体面貌，同时也吸引了更多的新作者的加入。2004年的网刊中，读者不时能够发现以“80后”为标题的诗人栏目，或许正是网络给予了更年轻的诗歌作者充分展示其写作才能的契机。与此同时，关心诗歌的读者还能感受到，诗歌群体的形成和巩固还仍然会以民刊发行的方式进行。去年，上海的民刊《撒娇》复刊，四川的民刊《非非》推出了“体制外写作讨论专号”，河南的《阵地》以本地诗人为核心，又团结了各地优秀的诗人参与。行文至此，我想简略讨论一下小标题中使用的“体制外”一词的具体含义。从当代诗歌的出版和交流的角度看，“体制（内）”指的是由国家法定认可的出版社和杂志社构成，而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虽然迄今仍然没有出现法定的私营出版社和杂志社，但是原有的国家所有制出版发行体制已经不是那么纯粹。商业的渗透在体制内出版机构的改革中体现出来。一方面，书号可以买卖，作者可以自筹出版资金出版诗文集。近十多年来，以买断书号，自筹资金出版的诗集（其文学质量基本不能保证）的数量决不少于出版社计划内的诗集出版量；另一方面，出版社往往也从诗歌没有市场的角度出发，缩减诗集、诗选的编辑和出版计划。二者进一步加剧了诗歌在当代文化场域中的边缘化。从这个角度看，也可以说，在原有的体制之外，市场机制的渗入使得当代诗歌的传播和交流媒体的形态变得更加复杂。这也是为什么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诗歌民刊、网刊一直活跃的原因，尽管，以网刊和民刊的形式发表的诗歌作品已经不单纯显示为从诗歌写作上对于体制的一种反抗。换言之，它不是政治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对抗主题写作的反映，至多只能说是从旧有体制身上脱离，并衍生出另一片场地。

创刊于2000年的《诗歌与人》，是一本以专题形式独立出版的大型民间诗歌刊物，主编黄礼孩。2004年，“诗歌与人”推出两个专题：《安德拉德诗选》（安德拉德，葡萄牙当代著名诗人）和《最受读者喜欢的十位女诗人》。后者与2002年印行的《诗歌与人：2002中国女性诗歌大扫描》（与江涛合编）， 2003年合编印行的《诗歌与人：2003中国女诗人访谈录》，共同展示了当代中国女性诗歌的创作实力和艺术水平，并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丰富而全面的资料，虽然，从批评的角度看，编选者的性别观念可能并未脱出旧的审美条框。蒋浩主持的《新诗》丛刊自2002年创刊以来，共印行了诗人专辑性质的诗集五种，包括孙文波的《六十年代的自行车》（2002），肖开愚的《收拾集》（2002），森子的《采花盗》（2003），臧棣的《未名湖》（2003）以及肖开愚的《致传统》（2004）。正如诗人蒋浩在“创刊说明”中所说的，这里的“新诗”之“新”首先体现为“一种写作者对自己过去写作和他人当下状况的一种深入勇气和创新活力。这是一个不带价值判断和权力色彩的中性词：真诚，生动，具体，健康，平实，质朴，宽容，安静……只是去显现和说明；是非道德的，非时间性的，非进化论的，既针对诗歌本身，又深入我们的具体处境。”“《新诗》当然以力荐新诗为己任，以发表近来的长诗、组诗和随笔等为主体，并附相关评论、图片等资料，力求全面展示一个诗人阶段写作的丰富性和完整性。”（《六十年代的自行车》）去年出版的《致传统》收入肖开愚的近作17首，体现了诗人近期独特的写作追求。从形式看，这些诗的体式（句长）大多比较整齐，节奏也挺紧凑，且措辞又常古雅、生僻，似乎是借了一种古典言语的结果，词语搭配则多出人意表，常以现代汉语中的概念和古代汉语词语组合。从阅读效果看，也许读者最先感受到的是词语的意外搭配给诗行带来的晦涩，而晦涩的短语之外，整首诗又文气贯通，意旨隐约。根据诗人对自己诗歌的一些解释，比如在《星期天诳言，赠道元迷》组诗（八首）之后，诗人一一揭开了这八首诗的秘密，我们大致能够体会诗人在诗中所寄托的思虑并了解他的写作技术。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读者需要诗人来交代自己作品的意义（思），而在于，诗人通过运用新手段写成的诗创造了一个较之于我们日常身处其中的世界更为复杂和曲折的现实，这个现实来自于诗人所追求的“道”。

谈到网刊与民刊，或出版学意义上的体制外刊物，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说明，即这些刊物属自筹出版资金，印行后不进入书店和书摊等流通渠道，而基本功能乃是用以内部交流或诗人间的阅读切磋。从这一意义上讲，诗歌民刊的存在往往说明了诗歌群体的结集，诗歌区域性的形成以及诗歌流派的诞生。《剃须刀》（季刊）是 04年创刊的最值得关注的诗歌民刊。这本刊物的编者（张曙光、桑克、朱永良、文乾义）是都是居住在哈尔滨的诗人，他们似乎明确地把刊物的基本性质定位在一个相对小的空间或朋友圈子中。换言之，他们不介意被认为是一个诗歌小圈子的存在。作为一个地方性的同仁刊物，并且，要是读一读这本刊物，读者还会发现，这几位作者有着相近的诗歌观念和审美趣味，尽管已经出版的四卷《剃须刀》中未曾收入一篇理论或批评文字。这几位同仁诗人或许坚定了一个信念——“让诗歌说话”。诗人张曙光为杂志命名为“剃须刀”，取其“锋利、简洁、日常性”之寓意。此外，在编刊举措中，还有一点值得重视，即《剃须刀》每一期除了约请本地作者参加外，还邀请了哈尔滨之外的当代诗人参与，作为他们的“特约”稿，每期又选登由同仁诗人翻译外国诗人的译作。这无疑显示了《剃须刀》开阔的视野和较高的起点。

3， 两大诗歌奖，一个核心问题

让诗歌说话，一首好诗作为文本的力量和色泽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减弱和褪色，一位诗人也应该以他/她那些不被淡忘的诗作的原因，赢得读者的尊重。2004年，诗歌界评奖活动相当频繁，似乎着意要为沉潜的写作者与日益忽略诗歌的当代读者张扬诗歌的价值。

2004年4月18日，由《南方都市报》（广州）创设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第二届颁奖活动在北京现代文学馆举行，王小妮获得了“2003年度诗人奖”。

2004年5月22日，第二届“华文青年诗人奖”颁奖会议在海南举行。获奖青年诗人江非、雷平阳、北野依次登台领奖，从评委谢冕、叶延滨、吴思敬等手中接过了获奖证书和万元奖金。

2004年5月26日，农历端午节，首届“新诗界国际诗歌奖”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了评奖揭晓新闻发布会。评选出“北斗星奖”三名——牛汉、洛夫、特朗斯特罗姆（瑞典）分获此奖，“启明星奖”三名——西川、王小妮、于坚分获此奖。该奖发布的同时，还编辑出版了获奖诗人诗合集《光芒涌入——首届新诗界国际诗歌奖获奖诗人特辑》（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6月）。

2004 年9月，由《明天》诗刊和内蒙古自治区额尔古纳市联合举办，历时3个月评选的首届“明天·额尔古纳中国诗歌双年奖”揭晓。五个奖项：艺术贡献奖西川由获得，双年诗人奖由伊沙获得，双年新锐奖由胡续冬获得，双年长诗奖由梁平获得，双年评论奖由李少君获得。除了领取到相应的奖金之外，西川和伊沙还分别获得 200亩私人牧场各一个。（说明：草原私人牧场为额尔古纳市利用自身特殊的自然资源优势，在国内首次推出的新型休闲度假旅游产品，主要面向经济发达地区的高端客户，有50年使用权。）

这里引用的前两种诗歌奖也是新近设立的文学奖项，但从已评选的两届看，似乎有比较明显的地区性，得奖者多为南方诗人。后两种诗歌奖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因为它们的评奖范围比较广，也由于它们奖金的丰厚与评委阵容的壮大。据称，新诗界国际诗歌奖是在中国大陆设立的第一个具有国际性的诗歌奖项，由北京大学新诗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现代诗学研究所、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中国现代文学馆、文化部华夏文化促进会等学术机构联合发起并创立，《新诗界》编委会和北京嘉里锦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欧园·北欧印象共同主办，并具体策划和实施。据报导，“明天·额尔古纳”中国诗歌双年奖作为“中国诗歌双年展”的重要活动之一，试图以其严肃性、纯民间性以及评选过程的公众参与性，成为最重要的中国诗歌专业奖项，以期对21世纪中国诗歌的发展起到部分的见证、推动和引导作用。奖掖对象为1950年后出生、健在的中青年诗人。（以上报导文字均引自《诗生活网·诗通社消息》）

设立独立的诗歌奖，还是近年来兴起的事，以往文学界多见的是综合性的文学奖之下含诗歌一项。客观地说，为诗歌（诗人）设立奖项，肯定能够鼓励写作者，也提升诗歌在当下文化中的地位。从这一点上看，创设和支持诗歌奖的个人和集体所做的工作既是及时的又具有深远的意义。当然，从诗歌大奖的组织和运作方式来看，存在的问题依然值得反思。有批评家担心：“中国的文学奖太重‘人情’，这也削弱了文学评奖的公正性和公信度，”而且，“这些文学奖的生命力很脆弱的。”（黄发有《评奖变成了一种游戏》，载《北京娱乐信报》）另外，也还有评论家对于诗歌奖评选结果持异议，张柠认为：“诗歌写作是一种个人的自我救赎，通过对词语的重新发现，召回一种个体对外部世界最原初的体验，并以此来回应这个恶习不改的现实世界。诗歌创造的是一种‘元语言’，而不是交谈的语言、功利主义的语言。它语焉不详，但它追求的是真正的‘准确’，”当记者问及诗坛前几年发生的盘峰论争以及他对伊沙的评价时，张柠评论道：“伊沙教授老自诩为‘民间的’，孟姜女才是民间的化身。”（张柠《诗歌不如馒头有意义》，载《北京娱乐信报》）概括起来讲，也许独立的诗歌奖在中国，目前看来，依然存在一个核心的问题，即评奖的公正性和所设奖项的持久性。在诗坛各种力量构成相对复杂，诗歌批评缺乏公信度，新诗教育几近荒芜的当下，诗歌奖的评选标准，选评依据应该是怎样的，也许首先就值得研究。我当然并不是认定存在一个统一的诗歌选评标准，而是认为，每个诗歌奖的评奖委员会必须对该项诗歌奖的评选标准作详细而深入的说明。这样不仅能增强诗歌奖的可信度、公正性，也能体现该项诗歌奖的独特性。再者，诗歌奖的运作不能是一锤子买卖，每项诗歌奖背后的确需要相对稳定的基金来源，作为一个读者，我希望当代中国能够产生真正权威的、实力雄厚的持久的诗歌奖。

首届新诗界国际诗歌奖获奖诗人特辑《光芒涌入》一书，在我看来，也是2004年最好的诗歌选本之一。的确，入选的是获奖诗人，入选诗作、随笔乃至评论资料相当丰富，其品质也相当优秀。尤其是北斗星奖获得者，老诗人牛汉和洛夫。他们诗歌中所体现的对艺术的真诚，对生活的严肃态度，确实令后辈诗人敬仰。牛汉在受奖辞中谈到：“最近我把自己的东西温故了一下，我深深地叹了口气，不是消极，而是遗憾。”诗人非但没有获奖后的快乐，兴奋，反而有遗憾，这是为什么？牛汉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一代诗人的历史局限：“老一代的诗人需要对内心的痛苦进行沉思、探究。”他坚信“有容乃大，得大自在”，“默默者存”，这样一个民族传统，并自觉地以沈从文、丰子恺、孙犁、施蛰存、彭燕郊等前辈或同代人为榜样，自谦地认为“我一时还未达到这个境界，”（牛汉《在诗中体现人文境界》）“我仍在苦苦跋涉”，诗人这样描述自己写作时的经验：

不论身处何时何地，我写一首诗，不论长短，总感到自己奔跑在一个混沌的暗黑的氛围之中，没有天，没有地。但是心里明白，诗的每个词语，每一行，都通向一个从未见过的黎明，天和地会逐渐地在诗的照明下显现出来，因此，诗的诞生有创世的艰辛和欢乐。诗的情境的高下大小，自己明白。如果不是真诗，是伪诗，所谓情境的高下大小，自然全谈不上。（《牛汉诗札》）

以一首苍老沉郁的《无题》（2000年11月23日，晨）诗，牛汉表达了一位诗歌写作者的心灵世界：

我和诗，一生一世相依为命，

从不懊悔，更没有一句怨言。

六十多年来，在遥远而虚幻的

美梦里，甘心承受现世的苦难，

经历了一次苦过一次的厄运，终于

在苦根里咂出了一点未来的甜蜜。

未来的甜蜜本是为下一世人酿的，

尽管眼下还尝不到一滴，却已经

神奇地甜透了我已逝和未逝的人生，

写诗，还不就是为了这点尝不到的甜蜜吗？

洛夫在获奖之后，描述了自己随之而来的内心压力，并以一位诗人的激情，肯定了诗人身份主体带给他的强有力的消除内心压力的信念：“写诗是一种没有现实目的，也没有什么利益回报的，一种非常之个人，也十分孤寂的工作，但能坚持一辈子，必然是收到某种信念的支持。”“我认为写诗不只是一种写作行为，更是一种价值的创造，包括人生境界的创造（如李白、王维的诗），生命内涵的创造（如杜甫、莎士比亚的诗），意象语言的创造（如李商隐、马拉美的诗）。这个理念正式我追求诗歌艺术数十年如一日的信念。”（洛夫《将要来临的美好时代》）《光芒涌入》选了洛夫十几首诗，尤其是长诗《漂木》读来撼人心魄。洛夫谈论他自己的诗观和作诗方法的文字也富有启发性。

阅读《光芒涌入》这个选本，回顾去年举办的几个较大规模的诗歌奖，我于感动中却也有点遗憾。诗歌奖如果不仅奖励给诗人奖金，或可供使用的牧场，而且也能够组织编辑和出版获奖诗人的诗集及相关研究资料，或许，那样对新诗的意义会更大些。

4， 新诗评论和研究：学科化、问题意识与范式更新

2004年6月19日，北京大学诗歌中心成立。中心下设“古代诗歌与诗学研究所”、“新诗研究所”，还拟组建民歌民谣、外国诗歌、比较诗学等领域的研究机构。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04年，全国高校和研究机构中，有新诗研究所（或中心）大约八家，包括西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下属中国新诗研究所，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新诗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新诗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新诗研究中心，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华文新诗研究中心，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新诗研究中心，湖北省社会科学院荆门分院新诗研究所，北京大学诗歌中心新诗研究所等。这些新诗科研机构的成立或许将促进新诗研究的学科化。但在回顾2004年的新诗批评状况时，我们依然需要回到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去。

《诗潮》杂志04年第1－2月号的“诗学交锋”栏发表了郑敏和吴思敬“关于新诗传统”的对话。其实，诗人郑敏早在十多年前就曾发表文章，反思二十世纪新诗创作的得失（《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载《文学评论》1993年第9期）。2001年，郑敏与吴思敬《新诗究竟有没有传统？》的对话发表在《粤海风》上，并引发一系列的讨论。这次在《诗潮》上的对话依然是之前相关问题讨论的延续。肯定新诗有自身传统的吴思敬认为：“传统作为一个民族或人类群体沿传而来的精神文化现象，有两重性：一方面传统是稳定的、延续的和持久的，传统可以持续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对当下和未来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传统不是一潭死水，它是动态的、发展的、不断增生的，随时代和社会发展而丰富变化。”吴思敬从两个层面归纳了新诗的传统：“从精神层面上，新诗诞生伊始，就充满了蓬勃的革新精神。”“对精神自由的渴望与追求是新诗非常可贵的传统。从艺术层面上说，新诗与古典诗歌相比，根本上讲体现了一种现代性质，体现了对诗歌现代化的追求。”郑敏则坚持认为“传统是大量的实践和积累，一定要梳理，上升到诗学角度有一个多元的共识。”在这个原则指导下，她认为“新诗还没有定型，没有相对定型，”（《诗潮》2004年第一期）也就是说新诗尚未形成传统。郑敏还提出了关于新诗传统的十个问题，在她看来都是诗学问题，发表在《山花》杂志04年第一期。根据郑敏的十个提问可以感受到，在郑敏看来，必须先行确立了某种写作中的规律，比如“确切地说出汉语新诗与散文，小说本质性的不同”，了解“汉语新诗的分行在语言，内容，表达，形象，与音乐性上有什么基本规则”，知道“汉语新诗诗行内有关于内韵，节奏，声音的合谐，反合谐等的理论规定”等等（郑敏《关于汉语新诗与其诗学传统10问》，载《山花》2004年第一期），之后，人们才有信心和资格承认新诗传统的存在。这样一种向新诗发问的方式本身就是有问题的。郑敏关于新诗/古诗、现代/传统的思考，依然深深束缚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中。也许，我们可以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承认短短的一个世纪的新诗实践，批评家和诗人尚未从诗学（广义的文学理论）的角度，对郑敏所提的十大问题进行总结，因为事实也许如此。但这并不是“新诗没有传统”的证明，充其量它只是指出了批评家的失职。另外，对于写作者而言，包括郑敏在内，既然仍有诗人在不断地实验，不断地写作，那也说明，传统对于他们而言，是一个实践问题。这并不是说，一个新诗写作者时时需要拿古典诗歌为参照系，来衡量自己的写作，而是说，在新诗写作者的实践行为中已经包含了对传统的尊重和理解（这绝非仅仅是反传统和接受传统式的表态那么简单）。优秀的诗人应有能力发明自己的或新诗的传统。

新诗研究也许正面临着一个范式转换的问题，我们需要换个角度，学会提问题，那怕是旧问题，也可以有新提法。《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自2004年第四期开始，开辟了“现当代诗学研究专栏”，而第一个专题就是“关于新诗的传统”。这一期发表了诗人西渡、臧棣，批评家程光炜、李怡、张桃洲等的文章。这几位作者的文章可以说改换了提问题的方式，尽管核心的话题依然是“新诗传统”。程光炜指出，一方面，“‘外国’、‘西方’已经对当代诗人的文化记忆产生了不可抵挡的强烈‘暗示’。这种暗示已经超出了写作本身，而成为当代文化中的一个核心部分。”另一方面，当代诗人又其实是在“中国话语场”、“中国语境”中写作，这种本土性已经“对我们的思想、想象、创造力进行了符合其话语愿望的‘编程’”。“所以，当我们反反复复争论‘中西影响’，争论如何使诗歌创作更加 ‘本土化’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作一件徒劳无功的事情。”（《当代诗的“传统”》）西渡则从自己的阅读和写作的角度，提出了翻译诗歌之于新诗实践的意义， “旧诗几乎没有能力转译外国诗歌，而新诗对外国诗歌的翻译却相当成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为现代汉语引进了丰富的现代感性和现代意识。”“翻译本质上仍是一种现代汉语写作的实践。”（《我的新诗传统观》）臧棣的文章一开始就提醒读者注意，“新诗有传统吗？”的提出者忽略了一个重要认识：“人类的艺术创造并不总是以传统为前提的。”并且，从历史和实践的角度看，新诗肯定是有其传统的，但臧棣对于新诗传统的思考又和其他一些学者有着全然不同的思路。“新诗的传统是一种文学传统自我生成的新的类型，与我们常见的其他文类的传统相比，有它的特殊性。在臧棣看来，如果从文学史的角度入手，我们可以对新诗传统的基本轮廓做多种描述，包括以诗人为线索，以诗人和相关的诗学主张为线索，或从写作实践的角度对新诗传统加以描述等等。（《新诗传统：一个有待讲述的故事》）张桃洲则认为，关于新诗传统的表述，可以被视为一种话语储备，“既然新诗写作本质上是一种话语方式，即诗人在一定语境下、以一定语词样态与世界或自我进行的对话，那么新诗的出现，实则表征着某种话语方式——诗人与世界或自我的对话关系及方式——深刻变动，”而“新诗传统实际上是对话过程中实现的诗学累积，换言之，是新诗在建构自身、规范自身的进程中，逐步形成的一系列富于活力、趋于经典化、可供延续和生长的诗学范畴、形态以及问题。”（《新诗传统：作为一种话语储备》）这样看来，目前我们迫切需要关注的，并不是新诗有没有传统的问题，而是我们如何恰如其分地总结和分析新诗传统因素的问题。以上几位作者的文章读来颇多启发。

《江汉大学学报》的“现代诗学研究专栏”还陆续组织学者进行了有关“新诗标准”、“新诗的文体和语言”、“新诗的出版”等一系列话题的讨论。这些话题可以说并不十分新颖，应该说是旧问题，但参与者大多为年轻学者，他们赋予了这些旧话题以新的考察视点和观点。这个专栏的设立对于当代新诗研究的拓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2004 年，还有两家文学刊物扎实而细致地做着当代诗歌的批评和研究工作，一是《扬子江诗刊》的“读诗会”，二是《特区文学》的“批评家联席阅读”。“读诗会”选择20世纪中国诗歌史中的一些典范作品，进行比较具体的讨论性阅读，希望能够丰富人们对好诗的理解，更深进入诗歌的艺术世界。“批评家联系阅读”栏邀请了当代十位诗歌评论家，起初下设“十面埋伏”栏，由十位批评家解读同一首诗，“阅读经典”由十位批评家各自推荐经典诗作一首，并加以解读，“每月推荐”由十位批评家推荐一首当代诗歌并加以解读。经过两期后，停了“阅读经典”，而增加了“每月推荐”的强度。“读诗会”和“批评家联席阅读”都属于具体的诗歌解读研究，这在当代新诗批评中的确是个弱项。对批评家们进行的读诗工作到底如何评价，我暂不加赘述。总之，他们贯彻的，依然是我对2004年新诗发展面貌的概括——让诗歌说话——这一原则。



（本章执笔，周瓒，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