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2006 中国文情报告·诗歌：“虚热”与“沉潜”

[南海思晓]

【作者】周瓒

　　“盘点年度诗歌写作，评议年度诗歌热点，探讨年度诗歌问题。”我且戏仿电视编导的言语风格，大致按照这样的思考考察2005年的诗歌。我设想，这并列的几部分，在经过描述和评介之后，或许能够获得其内在的关联性，并使2005年度新诗发展概貌得以呈现。换言之，我将不是孤立地谈论三个方面的话题，而是希图透过诗歌写作、传播、诗歌(文化)活动、新诗批评等现象，归纳并反思诗歌写作、新诗的历史传统、诗歌场域中的诗人身份、诗集出版和接受等相关问题。

1．“等等戈多”：谁是新诗集的出版人和读者？

　　从考察新诗集的出版和图书市场的关系入手，颇能看出诗歌这一文类在当代中国文学场域中微妙而尴尬的处境。迄今为止，我们尚未看到过有编辑、出版人撰文或在公开场合声称：“出版诗集没有销路，完全是亏本买卖，所以，当代诗歌理所当然不会被列为出版计划，除非有资助或自费出版。”但是，现实的情形是，它已成了多年以来关心这一问题的人们都心照不宣的事实。据说因为换了社长，前几年为新诗出版做过巨大努力的河北教育出版社用以资助诗歌出版的庞大计划遂告中止。同时，“江湖”上还传言河北教育出版社为出版诗歌方面的书亏了多少万。下一个值得我们期待的，对于新诗出版和传播怀有理想主义精神使命的出版社会是哪一家呢？
　　2005年1月，花城出版社精心策划并推出“忍冬花诗丛”，首次入选诗丛的是多多和王寅这两位诗人。按照当代新诗的发展潮流或流派划分，两位诗人分发朦胧诗群体和第三代诗人群体。两本诗集收录的作品并非诗人阶段性写作的结集，而是他们写作生涯相对完整的选集，书后还附有相关评论。是什么标准把他们安排到一套丛书中来的呢？以丛书名中的“忍冬花”为喻，编辑和出版者取“优秀而又甘于寂寞”为寓意，形容这两位诗人。在“丛书”的《序》中，也是从为本套丛书的入选诗人和作品定位的角度，编者林贤治围绕核心概念“一流诗歌”展开，认为“诗人大于诗”，“无论妙手偶得，或是耽于经营，都有可能产生好诗。当得起一流的诗歌，往往更容易看出诗与诗人的关系；诗人藉此显示了生命的深度，以及非凡的素质，其中包括艺术气质、知识修养、道德感，等等。这些主体性因素，决定了诗歌的品质。只有一流的诗人，才配写出一流的诗歌，而一流的诗歌绝不可能出自末流诗人之手。”那么，已经获得以“一流诗人”的身份入选“忍冬花诗丛”，《多多诗选》(首印10000册)和《王寅诗选》(首印6000册)的销路又如何呢？和一般的小说印量相比，这两部诗集因数实在少得可怜。按出版赏识，6000册的印数，如果全部卖出，仅仅不亏本而已。花城出版社为当代新诗所作的传播努力实在显得太勉强、太缺乏信心。
　　我对当代诗歌出版的低估和微辞并非大惊小怪，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目前，新诗出版的低迷已严重到令人吃惊的地点。中国的出版社在体制改革举步维艰和市场化压迫下，被商业化大潮冲击得晕头转向，新诗出版几乎被逐出图书出版的市场目标之外。稍加观察，人们能够发现，首先，诗歌不被列入出版计划，原因是不好卖，没有市场等等；其次，就算获得出版资助，出版后的诗歌类书籍又逃不出版社发行部门的冷遇，而如果发行渠道不畅，后果就是诗集的滞销，积压库存。诗集卖不掉，又反证了诗歌没有市场，没有读者。如此恶性循环，各种关于诗歌的偏见，便得到反复地证明和强化。如同一个怪圈，接下去就是在新一年度出版计划议程中，诗歌进一步遭遇冷落。
　　至此，需要说明的是，我这里讨论的，主要是指个人诗集的出版，至于新诗选本(选集)，延续了前几年的出版势头，2005年也有几种。而新诗年度选本，则有可能是出版社丛书类出版计划中的一部分。对于更能反映当代诗歌写作实绩，体现诗人的个人风格和阶段性探索成果的个人作品集，则基本不可能被列入出版社的计划中，除非有资助。
　　上文提及的花城出版社于2005年1月出版“忍冬花诗丛”，似为新诗的出版开了个好头，然而，据我考察， 2005年只此一家出版社有计划地推出新诗个人集，介绍当代重要诗人和他们的作品。中国之大，优秀新诗人之多，却只有一家出版社推出了两位当代重要诗人，这难道不足以说明诗歌在当前图书出版市场中可悲的沉寂现状吗？另根据“诗生活网”之“诗通社消息”的不完全统计，有关2005年的消息大约有511条，其中，个人诗集正式出版信息约30条。这其中到底有几条是出版社计划内出版，不得而知，但这些出版物中，重要诗人不超过5位。面对这样的诗歌出版现状，诗人们该怎么办？他/她们会不会困惑于写作的意义？而那些热爱诗歌的读者们又会怎么想？
　　诗集出版难并不是个新问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当中国经济改革深化到某个阶段，消费文化流行，纯文学边缘化之际，诗歌就遭遇到消费社会的冷落。此前，如果说民间诗刊的大量流传，显示了诗人自觉抗拒主流意识形态的努力；那么从90年代起，民间诗歌刊物存在的另一个动因，就是诗人对消费文化无奈反抗。诗集出版渠道不畅，诗人们的反应大致有两种。一是写诗，自己掏钱或寻找资助，去出版社“买”书号，完全自费出版诗集。这种方式投资比较大，但印成的诗集可以参与市场流通。另一种，也是自己掏钱，但不由体制内出版社正式出版，而是自己印成诗册，仅分送给诗人们交流，不进入图书市场。第二种方式延续的是当代诗歌传统的内部交流形式之一。或因为囊中羞涩，无力自助出版，或出于对体制内出版市场的蔑视，总之，诗人们在一定程度上，以这种与市场和公众保持距离的方式，坚守着写作的纯正性。然而，这种应对举措也加剧了普通读者和诗人的隔膜，造成了写作和阅读之间的相互误解。又因自20世纪末发生诗歌论争以来，新诗场域内部的分化，更是加速并强化了晦涩的，读不懂；诗人不再关心社会问题，而只满足于小圈子的唱和，等等。
　　2005年，在体制之外的民间诗坛，却出版了几种值得注意的诗丛和选集。居住在哈尔滨的诗人张曙光等主持的《剃须刀》季刊在继续出版了四期诗刊的同时，还推出了两辑“剃须刀丛书”，共有朱永良、桑克、张曙光、文乾义、孙文波、臧棣、张伟栋、吴铭越、萧开愚九位深具写作潜力的诗人出版了他们的个人诗集。诗集并不厚，是诗人们阶段性写作的小结，反映出每位诗人新近对写作的设想，也体现了他们在风格上的探索。《诗歌与人》在主编黄礼孩的策划下，2005年一共推出了四种诗歌出版物：《梦想及其通知的世界：“完整性写作”的写作原理》(世宾著)，《俄罗斯当代女诗人诗选》(李寒译)，《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诗人诗选》(黄礼孩、江涛主编)，《一个诗评家的诗人档案》(燎原著)。诗人蒋浩自2002年起主持《新诗》丛刊，2005年推出“第七辑”萧开愚诗集《虚无过后》。不难想像，在现今问题重重的图书出版和营销机制中，以上出版物很难纳入体制内出版社的计划运行轨道。一方面出于诗人之间交流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诗集正式出版渠道的不畅，即使像萧开愚、张曙光、孙文波、臧棣等都曾有正式出版的诗集，已是成名了的诗人，他们也只能继续自印个人诗集。
　　诗歌在当代文学(化)场域中处境尴尬，人们早就在谈论诗歌或文学的边缘化问题，尽管我们并不很清楚，与边缘相对的中心到底指的是大众文化还是主旋律文化。但是，暂且抛开这样一种文化定位的意图描述不谈，单单从当代诗歌写作的实绩来看，难道当代优秀诗人们所写的作品噈没有参与当代文化构建实践的必要吗？对此，公平地说，我们不能指责当代诗人，问题出在文学批评界和出版机制两个方面。也许是到了文学生产全面市场化的时刻了；也许诗歌也不得不被卷入到消费文化浪潮之中，因为诗歌被创作出来后，就已独立于诗人而存在，它们需要被阅读，被评说，被纳入到文学传统的网络体系中。当然，我也隐约了解，在当前中国出版体制尚未完全商业化，没有合法的文学代理人的前提下，奢谈诗歌出版和接受的市场化，将不过是空想；并且，就算出版社完全企业化，出版全面市场化，诗歌出版的命运也许更加堪忧。而另一方面，当我想批评诗歌批评家们不够敬业，或者对当代诗歌缺乏责任心和使命感的时候，我也意识到这也是偏激的，因为就算批评家们做了努力，他们关于诗歌批评的文字又如何得以顺利发表和出版，并为广大普通读者所接受呢？这又是一个困扰人的话题。
　　当代诗歌陷入的是等等戈多般的处境。

2．“超级”诗人：“2005年诗歌热”为谁忙？

　　不无反讽意味的是，在一个诗集出版最为低迷的年度，很多诗人却忙忙碌碌，为了参加形形色色的诗歌文化活动。文学界这个小场域中，诗人们的忙活劲儿或许与 2005年在大众文化场域中火爆的“超级女声”有一拼。2005年的诗歌界动静不小，据说产生了所谓的“诗歌热”。根据“诗生活网”的“诗通社消息”统计，这一年里大大小小的诗歌节、诗歌朗诵会、诗歌酒会、联欢会、诗会共计有58回之多(还不包括诗歌研讨会)。重要的诗歌节包括：北大未名诗歌节、广州珠江(国际)诗歌艺术节、万松浦一湾园诗歌交流节、首届中华校园诗歌节、首届成都国际诗歌节(后因故被迫取消，改成民间诗歌交流活动)、西安高校诗歌节、首届中国诗歌节、首届广东诗歌节，等等。
　　这些诗歌节中数北大未名诗歌节持续时间最长，参与诗人最多，组织活动最为丰富。北京大学未名诗歌节自 2000年创设，至2005年已经是第六届，是国内高校最具影响力的诗歌节。虽然以校园为平台，但未名诗歌节面向社会，主办单位为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北京大学中文系，自2004年成立了北大诗歌中心后，其机构之一新诗研究所也参与主办。往届未名诗歌节一般邀请在京诗人参加，因为获得了“中坤集团”的全力资助，第六届未名诗歌节(2005年3月底开幕)邀请了全国各地的优秀诗人参与，并组织大大小小的活动十多次，持续时间长达一个月。在那些有特色的活动中，像开幕式朗诵会是诗歌节的传统保留节目，出席的诗人很多，除了节目单上安排了的诗人朗诵之外，通常也有自由朗诵的环节；其他还有如朦胧诗、城市诗等诗歌主题论坛，如女性诗歌、方言诗歌等主题或风格朗诵会等等。被邀请的诗人中，除了在京居住的西川、欧阳江河、孙文波、王家新、西渡、清平、树才、童蔚、林莽、林木、陈鱼、尹丽川、高晓涛等人之外，有王小妮、蓝蓝、舒婷、多多、翟永明、芒克、桑克、杨小滨等来自各地的诗人。初步估计，可能有上百位诗人参加了 2005年的北大未名诗歌节。作为这次诗歌节的重要部分之一，主办者还组织了面向全国高校的“首届未名高校诗歌大赛”，并在诗歌节期间创办了《未名湖诗刊》，创刊号登载了这次诗歌大赛的获奖诗人的作品。作为主办单位之一的北大新诗研究所，也在诗歌节期间推出刊物《新诗评论》和“新诗研究丛书”第一辑，两种书目均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自2002年举办了“珠江翰景轩之夜”诗歌朗诵会之后，2005年4月15-17日，广州珠江地产和《南方都市报》再度合作，举办了第二届珠江(国际)诗歌艺术节。此次诗歌艺术节邀请了近40位当代诗人参加，诗歌节除了朗诵诗歌之外，还有诗剧、诗歌舞蹈等艺术表演。万松浦一湾园诗歌交流节以中英诗人面对面翻译对方作品的形式展开，可谓别开生面的诗歌交流方式。参加诗人包括英国诗人威廉姆·赫伯特、波莉·克拉克、帕斯卡·葩蒂、安东尼·堂恩以及中国诗人杨炼、西川、翟永明、唐晓渡等。
　　2005年最具戏剧性的诗歌事件莫过于首届成都国际诗歌节风波。根据诗歌节总策划、诗人翟永明的讲述，早在2005年的3月份她就开始策划诗歌节事宜，出乎意料的是，她很快地得到了商家赞助的承诺。根据翟永明的设想，她一方面希望诗歌节比较纯粹，能促进诗人之间的交流，另一方面也要在表现形式上有所突破，做一个开放的、与媒体和艺术家互动的朗诵会，“把被认为是边缘的诗歌诠释为可听的、可看的、可与观众互动的、新颖的艺术形式”(《一次不由自主的行为艺术》，载《南方周末》2005年8月11日)。然而，也是在筹办诗歌节的过程中，诗歌节的场地前后变动了五次，这使得被邀请为诗歌节进行空间设计的艺术家朱金石不得不反复修改其设计方案。种种戏剧性的因素不断干扰着诗歌节的进展，在不断地做着减法和妥协之后，就在诗歌节即将举行的两天前，以一个莫须有的理由，有关单位通知取消诗歌节。成都诗歌节的被迫取消或许最为尖锐地暴露了诗歌在当代中国的现实生活中的尴尬的文化处境。它迫使人们思考，关于我们身处的文化环境、政治气候、市场利益纷争，以及在一个消费时代诗人何为等种种问题。
　　2005年的诗歌活动以诗歌节、朗诵会为主，同时还有一些颇具“特色”的诗歌行为。比如在“诗生活网”的“诗通社消息”里有这样一些新闻标题：《藏头诗基地落户北京》，讲的是北京崇文门回民小学为了推广素质教育，在课程中引入藏头诗创作的举措；《绵阳、成都桃花诗村举行两地“诗歌结盟”仪式》，报道的是四川绵阳诗歌界代表及龙泉驿诗歌界代表在成都市龙泉驿区山泉镇桃花故里“中国桃花诗村”，在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和当地媒体的见证下，举行了别开生面的两地诗歌结盟活动；《10诗人作家落户增城市》，根据报道，增城市是广州著名的荔枝之乡，而谢湘南、东荡子、安石榴、王十月、浪子、梦亦非、西娃、宋唯唯、罗德远、王永义10位诗人作家落户增城，“是增城市委、市政府站在人才战略的高度和地球村名片宣传战的广度所作出的一次大胆尝试，也是文化强市、人才引进战略的一项重大举措，是增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人才、爱惜人才、用好人才的最好体现。”类似这样的诗歌文化活动还真是不少，这令我想起在采访翟永明的文章中，诗人王寅评述道：“从去年(2004年)开始，国内的诗歌节越来越多，每个月全国各地都有大大小小的诗歌活动。从表面上看，重新以高调进入公众视野的诗歌大有复兴之势。但是，我们不难在这些貌似热烈和喜庆的诗歌活动中，发现这些活动与需要文化装点门面的政府行为有关，与企业的基础上推广有关，唯独与诗歌的本质距离尚远。在披上了多层功利外衣的诗歌嘉年华中，被宠幸的诗人只是最为廉价的砝码而已。”(《一次不由自主的行为艺术》)当然，一些典型的民间性质的诗歌活动则要另当别论。2005年，由上海诗人默默所主持的撒娇诗院举办了十几场大大小小的诗歌活动。秉承撒娇派作风，默默策划组织的诗歌活动也显得搞怪、另类、风趣，颇有点政治波普的意味。这些活动的名目各异：诗歌朗诵酒会、国际诗歌报告会、诗歌吟诵会、诗歌批评会、诗人联欢会、诗生活学习会……撒娇诗院的诗歌聚会氛围轻松，俨然诗人群体的狂欢派对。2005年最具谐谑意味的诗歌事件，当数10月份的西峡诗歌峰会上，经“中国城市诗歌艺术研究所、北京伯乐文艺研究所、中国西峡诗歌峰会组委会经过数月认真审议，以候选人全部作品及其诗歌美学的影响力考量为准，最后评选出中国诗歌众望所归的36个天王/天后”，诸如：朦胧诗天王梁小斌、第三代天王赵野、撒娇天王默默、第三代天后翟永明、知识分子天王张曙光、学院天王臧棣等等。这些来自民间的诗歌文化行为，显示了当代诗歌场域内部构成的复杂性，同时，也为2005年的“诗歌热”涂抹了些许喜剧色彩。对于“诗歌热”，2005年显得忙忙碌碌的诗人和参与者们也有他们各自的理解。
　　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诗歌繁荣期的诗人们，往往喜欢拿记忆中的80年代新诗潮和近年的诗歌热潮比较。批评家徐敬亚说：“今天的诗歌活动已经不再是当年狂躁、诚挚、单纯的诗歌艺术交流。它们，只能被称为一幕幕热闹的‘诗歌嘉年华’。不仅暗中取悦‘嘉年华’的主办者与观赏者，也同是取悦并且深深满足着其自身的怀旧需求。诗，已不再重要，诗人已成为一种特殊的布景和道具。重要的是诗所带来的喜庆气息。”诗人唐丹鸿则认为：“活动不少，可是好的诗歌很少。活动是为了思想的碰撞。如果只是有许多大的活动而没有优秀的诗歌产生，那么与大型的文艺汇演又有何异？今天的诗歌与20世纪80年代已经完全不同，它与人们的生活无关。当然，关于大众和小众的讨论也很复杂，我想说的是，作为一种非常个人化的诗歌，这些活动的意义何在？20世纪80年代的活动，场地有的很简陋，人数有的也不多，但是大家很有热情，目的非常纯洁，也确实在活动前后刺激、催生了一大批优秀诗歌。而今天办诗歌活动需要钱，需要规模。而让感动的诗歌却越来越少了。”（徐敬亚、唐丹鸿引文均出自《2005年诗歌热：到底发生了什么？》，载《晶报》2005年 10月26日）。
　　诗人陈东东根据自己的经历，试图找出诗歌活动对于诗歌的意义。在《我今年的诗歌生活》中，他感叹自己在2005年参加的诗歌活动的次数，大概可以抵得过此前20年里他参加过的诗歌活动次数的总和。陈东东困惑而又不失幽默地称，频繁参加诗歌活动令他想起孔子的话：“诗可以群”。 “几天诗会也就是几天不散的宴席，游览也是少不了的，讨论会和朗诵会穿插其间，搞得很有娱乐性。大家开开心心，其乐融融，分别之前又围成几桌喝酒吃菜，相约在下次某个诗会上再见。在这种活动中你能好好感受诗歌江湖的意味，诗人的游戏规则。除了酒精衡量的诗人真性情之外，探讨诗歌和展示诗歌都成为过场。”他尖锐地指出，在这些诗人临时在一起的、看趋势正在成为定期不定期的集体生活中，依稀仿佛可见当今的诗歌生活，一个好似与诗歌相关的轮廓。而在这轮廓中，却还有诗歌活动带给诗人的“行业幻觉”，而这正是陈东东所警惕和批判的，因为他认为，“诗歌从来不是一个行业，诗歌是每个人的人性流露和体验。”(载《晶报》2005年10月26日)当然，从写作和交流的层面看，陈东东认为诗人聚会除了能展示诗歌之外，交流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面对2005年层出不穷的诗歌活动，诗人中也有极端如于坚者，激烈地反对诗歌朗诵，他撰文坚称“诗歌是无声的”，朗诵“是对诗歌不高明的谋杀”(《诗歌是无声的》，载《新京报》 2006年1月14日)。
　　无论诗人们看法如何，的确，如此频繁的诗歌活动不得不发人深思：究竟诗歌文化活动在多大程序上有益于诗歌写作？有助于诗歌功能的展示，并能促进诗歌的阅读和接受？而从一个写作者的角度观察，2005年的诗歌热触发我想到2005年火爆非凡的“超级女声”的主题歌中的几句歌词：“想唱就唱，要唱得响亮，就算没有人为我鼓掌，至少我还能勇敢地自我欣赏。”形形色色的诗歌活动对于诗歌的意义，难道就是令诗人们有一个自我欣赏的机会吗？

3．“期待中”：退却主义诗歌的小世界

　　毋庸置疑，诗人们的写作活力不必由诗歌活动展示，而应该通过诗人们该年度写作的诗歌作品体现。客观地讲，诗人们的新作往往较早出现在内部交流纸刊、网络个人博客、诗歌论坛和网络诗刊上；相对而言，正式出版物(包括期刊和诗集)在发表方面总有一种滞后性。在回顾2005年的诗歌写作状况时，有必要兼顾讨论内部交流出版物、诗歌网站、诗人博客和正式刊物上发表的作品。
　　总结一年的诗歌写作面貌，有几种观察角度和结构方式：从诗歌作品体现出的题材、主题的角度，归纳、概括一年里的新诗发展状态；从新诗传播方式的角度切入，将民刊、网刊和官方刊物分别作为考察对象，既评析活跃在这些媒介上的诗人和诗歌，也兼讨论三种媒介的特点及其对当代诗歌发展的意义；从该年度的诗歌写作现象中归纳出几种显著的特点，分专题进行描述；还有一种方法，即随兴挑选我喜爱的几本诗集、刊物和诗人，逐一介绍和评点。以上列举的几种角度都具有可操作性，但考虑到为大部分读者能够了解2005年度诗歌发展的一些特征，我选择专题描述法。
　　(1)新诗人
　　考察2005年的诗歌民刊、网刊和正式出版物，有这样一些新诗人值得关注：张伟栋、吴铭越、唐不遇、吴淼、唯色、张国晨、张杰、刘丽朵、李小洛、江非、陈先发、肖水、黄茜、唐磬、王璞、王炜、吴向廷、刘川、吴季、曹疏影、阿芒、廖伟棠……这个名单还可以增加。称他们为新诗人，不是说他们刚刚开始写作或刚刚在正式出版物上发表作品，为更多读者所知，而是因为他们中有的比较年轻，有的是近年在纸媒和网络上显示出了他们的创作潜力和活力。或许由于写作观念、特征或风格追求相近的诗人群体与诗人的年龄层次的关系更复杂，采用诗人的出生年代来划分诗人群体已经不那么有效。而随着网络的普及，围绕着某一文学或诗歌网站、论坛活跃的诗人，更可能形成一个个不同的群体。
　　张伟栋的《简装本福柯》和吴铭越的《不锈钢》，是2005年《剃须刀》诗刊推出的“剃须刀丛书”第二辑中的两本诗集。两位诗人都生活在哈尔滨，为同人刊物《剃须刀》中较年轻的作者。张伟栋习诗四年多，其风格平实、朴素，善于从生活或回忆的细节里提取情绪与经验的成分，给看似平淡的风景或生活场景添增了一份浓重真挚的情怀；吴铭越的集子中有一大部分的诗往往取材于人生的一个截面，通过戏剧性的场景设置，获得经验的强度和诗意的复杂性。作为《剃须刀》2005年冬季号的特约作者，唐不遇选了他写于本年的九首短诗，显示了诗人凭借词语的打磨而锻造出色彩鲜明、情绪饱满的诗行的努力。像这样的诗句：“我用微笑捏住阳光刀片/鸟鸣像雪亮的刀锋一闪——/借着湖光，我看到一个/清清爽爽的小伙子现身”(《刮胡刀》)，表明了年轻的诗人锐利而明亮的独特的抒情风格。
　　北大示名诗歌节期间创刊的《未名湖诗刊》选登了“首届未名高校诗歌大赛”的获奖诗人作品和入围诗人作品，20位诗人都是高校在读，从年龄上看大多属于 80年代后生人，而他们的诗歌显示了令人心折的成熟和稳健。获奖的10位诗人中，黄茜的诗语调从容，有冥想和玄思交织的气质；肖水能够通过词语的联想拓展情绪的伸展性，由此触摸生活的本质；张力在展示日常生活场景时总是不经意地植入反讽的元素，从而使得他的诗带有一种略显青涩的思辨色彩；杨富波的诗有一种看似松散，其实紧张的语调；而唐磬的诗从总体上说则有一种急迫而敏锐的语感，节奏紧凑，情绪错落；李鹏宇对日常生活场景、想像中的对话或交谈的变形能力使得他的诗句别有一种陌生化的力量，并通过这种陌生化而达到对生存真实的揭示；陈虎发表在《未名湖诗刊》上的作品大多为记人之作，通过记述一些看似单纯，有时透出激烈情绪的事件和生活片断，他的诗状摹了人生的残酷、曲折或人性的复杂；从北海的两首诗中出现的有关昆虫和动物的想像来看，他的作品有一种现代童话与动漫色彩；李小令的诗呈现了女孩眼中的世界和人们眼中的女孩这两重映像的叠加……总之，年轻诗人以他们的作品显示出了诗歌风格的多样性。活跃在民刊上的新诗人还有：《东北亚》中的杨拓、杨勇、宋迪非，《小杂志》上的胡续冬、张国晨，《6+0》中的远人、韦白，《旅程》中的吴季、吴语、刘川、羽微微等等。
　　要一一介绍众多的新诗人，在这样一篇回顾性质的文章中是不现实的。令人欣慰的是，近两年诗歌界少了论争纷扰，帮派争斗的混乱和躁动，反而在平和与沉着中积蓄着写作的能量。近年诗歌的写作实绩进一步地说明了写作需要沉潜的心态和修远的意志。
　　(2)女性诗歌
　　2005年4月间北大未名诗歌节期间，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多媒体女性诗歌朗诵会，朗诵会出版了小册子《心灵寻找她的社群：女性诗歌专场朗诵会作品集》；同月，女性诗歌刊物《翼》第六卷出版；8月，黄礼孩、江涛主编印行了《诗歌与人》之《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诗人诗选》；11月，《女子诗报》、五月诗社、香港两岸三地女子诗歌研究会共同举办“中国2005年女性诗歌年度奖”评选活动，到12月底，七月的海、安琪、黄芳获得“2005女性诗歌年度奖”。 2005年，多数正式出版和内部交流印行的诗刊都组织发表过“女诗人”或“女性诗歌”栏目。因此，单独将“女性诗歌”作为2005年新诗写作的一个专题讨论，很有必要。
　　一个人的身份，包括性别、阶级、种族身份对写作肯定是有影响的。那么，性别作为身份之一种，对一位女诗人的写作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女性诗歌”这个概念被用以归纳当时出现的翟永明、唐亚平等女诗人的写作以来，批评家们对它的阐释就一直有着分歧(或不如说是差异)。概括起来讲，一种看法是将某种相对确定的题材、主题和统一的风格的女诗人所写的诗视为所谓的女性诗歌；另一种看法是指由女诗人书写，对性别问题有反思，并自觉地尝试和探索多样的风格的女性写作；当然，也有第三种看法，认为只要是女诗人所写，就算女性诗歌。以《翼》为核心的女诗人同人们认同第二种观点，因为女性诗歌既建立在性别意识之上，也向着写作的可能性敞开；或从理论上讲，它既是批评角度的归纳和描述，又是一种写作构想，因而必须是开放的、兼容的。《翼》第六卷推出了女诗人中的新人温丽姿、成婴、枚绿金、沈木槿、赵元、成明、郜晓琴、金楠、安歌、旋覆、鬼鬼等，与同样保持着旺盛的写作活力的翟永明、蓝蓝、王小妮、马雁、马兰等女诗人一道，她们写出了被认为是有“较为自觉的性别意识”，同时，也“具有相当成熟的形式感”，并使得“当下生活的鲜活性和女性眼中世界的复杂性”(引自《翼》第六卷“序”)得以呈现的女性诗歌。
　　在性别身份之外，如果一位女诗人还拥有作用她感受世界、理解生活，也影响其语言的民族身份，那么，她的写作所面对的问题，她的诗歌面貌又将是另一种形态。《诗歌与人》之《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诗人诗选》选录了来自 14个民族32位女诗人的作品，包括诗歌、随笔、访谈以及有关评论等等。这些女诗人的作品承载着各自民族的历史、宗教和语言、文化记忆，细加考察，读者甚至可以从诗歌体式的选择和诗歌风格的尝试上，清晰地分辨出诗人的民族背景。尤其那些对自己出身的民族历史、宗教和文化传统有着强烈的兴趣的诗人，往往通过写作带有叙事性(史诗特征)的长诗，来寻找自己的民族之根。藏族女诗人唯色是这方面的代表。她写作的组诗和长诗不但追寻着有关藏族的记忆、宗教，而且也涉及当代西藏的现实生活。选本中的诗人虽然来自不同的民族，但她们都是用汉语写作，可以说，她们有关本民族的记忆带有深刻的被改写和被剥夺的创痛，这一点，恰恰和女性在男权社会历史中的文化记忆十分相似。从某种意义上讲，女性写作中所包含的反思、反抗和不断寻找的思想特征，在这些民族女诗人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
　　(3)新诗集几种
　　2005年值得一读的新诗集，有正式出版的《多多诗选》、《王寅诗选》、朱朱的《皮箱》、叶丽隽的《眺望》，还有非正式出版物，穆青的自印诗集《亡灵书》，“剃须刀丛书”中臧棣的《沸腾协会》、萧开愚的《这里，那里》、桑克的《海岬上的缆车》、张曙光的《雪或者其它》等等。
　　多多据说是一位被遮蔽的朦胧诗时代的重要诗人，也是被多数读者普遍认为晦涩的诗人。《多多诗选》收录了诗人自1972～1999年间的作品，诗集附录部分收入多多的回忆文章《北京地下诗歌(1970～1978)》、黄灿然的评论《最初的契约》以及诗人凌越对多多的访问《我的大学就是田野》。这是个相当完整的选本，喜爱新诗的读者真是应该把它作为很好的手边书。黄灿然的评论是切中多多诗歌的要害的，他认为多多之所以出色，是因为他的写作直取诗歌的两大核心一是诗歌与汉语的关系，一是诗歌与音乐的关系，多多在处理这两种关系方面，可谓汉语诗人们的典范。《王寅诗选》也是一本比较完整的诗集，收录了诗人自1981～2004年间的主要作品，附录有刘翔和梁晓明的评论。王寅是第三代海上诗群的代表诗人之一，20世纪80年代始负诗名，其后一段时间很少见到他在各类刊物上发表诗作。但90年代他一直坚持写作，他这一时期的写作被刘翔概括为：“把个人的生存境遇与时代的狂暴用完美的艺术表现结合起来，成为从个人出发反抗与讽喻现实的典范”(《时代侧影下的个人悲歌：论王寅九十年代的诗歌创作》)。《皮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出版)是朱朱的第二本诗集。其中组诗《清河县》，长诗《灯蛾》、《合葬》、《皮箱》等，是这部集子中的力作。组诗《清河县》六首诗中有五首是《金瓶梅》中五个人物的内心独白，诗人刻意地交代一笔，理点名“诗名／我(诗中之我)”分别的对应人物。这样，六首诗中的五首都以第一人称为视点，描述了一个围绕着通奸、情杀、复仇、乱伦主题的故事中几个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恰恰弥补了古典小说的白描手段造成的人物性格不够复杂和深邃的不足。或者换个角度说，是现代小说中的心理小说技法的运用。诗人仿佛练就一种分身术，将人物观察和自我的经验融合起来，写出了富有戏剧性和沉思力量的诗歌。读叶丽隽的诗集《眺望》(大众文艺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带给我意外的惊喜，女诗人悉心观察大自然，善于捕捉生活细节，诗歌篇幅虽然短小，却在随意之中透露出对于精神生活的执著。
　　2005年底，穆青将自己历年写下的诗编辑印行，取名《亡灵书》，取对自己过去一段时期写作的总结和告别之意。集中收录50多首诗被分成“致敬或悼亡”、“文字戏剧”、“私人历史”、“抒情喜剧”等几个部分，显示了诗人对自己作品的理解。穆青的诗既有观察的细致、表达的清晰，同时也有想像的恣肆与激情的深挚。根据臧棣的记述，他的新诗集《沸腾协会》是近五年来所写下的“协会”系列诗的编选。集子中的每首诗题都缀有“协会”字样，这种写作方式得自诗人偶然的思考和有意识的尝试。所谓系列诗，在臧棣看来，其主题庞杂，“它要研究的是一个时代的生存状况”。阅读这本诗集，在略感晦涩之余，却也总有意外的惊喜。桑克习诗多年，也是个勤奋的诗人，但他自己编选的个人诗集《海岬上的缆车》，却只选了33首。桑克是一位坚持诗品与人格相统一的理想主义诗人，从他那些对现实的细致观察和犀利批判的诗作中，读者总能够感受到这一点。萧开愚自从2004年以二组《致传统》引起诗歌同人们的关注后，他的写作便很注重从语言实验上借取传统的元素，在他2005年的诗集《这里，那里》中，这一特点也相当鲜明，而张曙光的诗集《雪，或者其它》中的作品保持了他一贯的自我省思和怀疑精神。
　　(4)新诗的虚拟空间性
　　有了互联网以来，中国新诗的发生场和传播空间发生了较大规模的迁移和拓展。一方面，网络成为许多年轻诗人发表作品的平台，并引动了越来越多的新人对诗歌写作的兴趣；另一方面，诗歌网站、诗歌论坛、免费博客空间的出现，更是成为上网诗人展示自己的作品，与同人交流切磋诗歌技艺，以及吸引自普通读者到专业研究者参与诗歌批评的重要场所。在互联网日益普及化的时代，诗坛的格局也悄然发生了一些变化。此前，或围绕一个核心诗歌民刊(纸媒)，或围绕一个地方性的团体，志同道合的诗人们聚集形成一些个诗歌圈子与诗歌流派。互联网空间刚被诗人们发现并加以利用的时候，首先出现了零星的专业诗歌网站、诗歌论坛。专业诗歌网站，如诗生活网，一开始就建有诗通社消息、诗人专栏、诗歌论坛等等栏目，吸引了众多诗人和网民的参与；而因为成本低，申请开设一个诗歌论坛相当简便，所以，网络诗歌论坛大量涌现，并一时成为诗歌交流和论争的最佳场所。比如，发生在20世纪末的中国当代诗歌论争，稍后便延伸至网上，虽没有形成大规模深入的对于诗歌问题的探讨，却加速并加深了诗人群体的分化和诗坛格局的重组。
　　近两三年来，由于维护、经费或人气等原因，诗歌网站有的自生自灭，有的逐步稳定，形成了自己的写作和访客群体。这样，从网络(网刊)到纸媒(纸刊)，新诗的发生空间、传播方式和场域格局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第一，以网络论坛为平台，聚合人气，形成新的诗歌圈子，编发网刊、电子诗集等，然后，以群体面貌出现在正式纸媒诗刊上；有代表性的论坛如黑蓝网，有诗歌论坛，并不定期出版电子诗集。第二，原来以纸媒形式印行的民刊建立网上诗歌论坛、网站，以吸纳新作者，并同时继续出版纸媒诗刊，这样的网站和论坛往往带有原来以民刊为核心汇聚作者群的特征，而由于互联网带来的交流便利，这些诗刊和诗人群体也能够更快地得到传播，为更多同行和读者所知。比如湖南的“滑动门诗歌网站”，其对应的纸刊为《6+0》同人刊物，2005年出版了第三卷，收录了生活在湖南的远人、韦白、唐兴玲、梦天岚、鸥飞廉、易安六位诗人的作品。2005年出版了创刊10周年(1995～2005)特刊的《东北亚》诗刊，也于当年在网上建立了“东北亚诗歌论坛”。第三，近几年，网络博客的兴起又为上网诗人们开辟了免费的平民化、个人化的私人空间。在公开的博客上，诗人们不仅可以贴新写的诗，可以在这个个人空间中写日记、随笔，上载图片和音乐，还可以将朋友的博客收藏到友情链接中，只要轻轻点击，就可以很快了解到朋友们的近况。总之，博客能够充分地展示一个人的丰富生活。据观察，诗人建立博客网页的人数越来越多，也许我可以不无夸张地推测，诗人将成为文化人中最大的博客族之一。
　　互联网刚为诗人们利用的时候，有人鼓吹过“网络诗歌”，除了认为网络能够提供一个开放平台，使多数不能在正式出版的诗刊上发表作品的诗人从此获得发表和交流的机会之外，还设想互联网能够给新诗写作提供某些技术和语言上的新元素。然而，几年过去了，以网络诗歌为名目的批评话语并没有显出其有效性。在笼统的网络文学说法下，有所谓“在线写作”，然而很难设想并实践诗歌写作的在线特征，因为一方面一首诗的写作有可能也就是几分钟时间，线上线下都一样；另一方面稍长些并需要结构的组诗、长诗，恐怕难以做到在线写成。诗歌写作也许更需要诗人的状态(或灵感)，挂在线上等待灵感来并不适合诗歌的写作。但是，的确有很多新诗人开始写作和受到关注，首先是在网络上，他们往往称自己的写作生涯始于“触网”。从这一意义上说，互联网和新诗的关系的确值得研究。网上诗歌的兴盛直接反馈到纸媒上，2005年6月，《新京报》文化副刊每周二推出诗歌专版——“京报诗刊”，开始介绍和发表当代诗人的作品。根据上文的考察，新诗在网络空间中的格局重组，结果造成了新诗的地域性特征。2005年，像《诗歌月刊》辟有“诗版图”栏目，就是从地理空间的角度，将不同地区，比如具体到广东揭阳、浙江海宁这样的地区的诗人推介给读者。地域性还体现在一些民刊的办刊宗旨上，比如《剃须刀》同人杂志并没有建立相应的网络平台，而几位生活在哈尔滨的诗人们的办刊宗旨是：“坚持地域性、同人性和开放性”。总的来说，传播渠道多种多样，诗歌仍然在生长着。

4．“白猫黑猫”：新诗批评摸着石头过河

　　小标题中引用的“白猫黑猫”，既是对一部同名电影留给我的印象的挪用，也是对那句著名谚语的涵义的引申，用它来说明我感受中的2004年新诗批评状况：有序中也有混乱，活力中也有低迷。2005年4月，由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主办的《新诗评论》创刊，至年底已出版两辑。4月北京大学推出“新诗研究丛书”，首辑出版了三种著作：《中国当代新诗史》(洪子诚、刘登翰合著)、《“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姜涛著)和《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新诗话语研究》 (张桃洲著)。2005年，《江汉大学学报》继续“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连续推出“新诗的出版”、“女性诗歌”、“新诗的阅读和阐释”、“新诗的先锋性”、“中生代诗人”、“新诗的翻译”等专题；《扬子江诗刊》的“新诗第二课堂”、“话题”等专栏，一直保持着对新诗写作、阅读和新诗教育问题的关注；《特区文学》的、“批评家联席阅读”依然由10位评论家围绕着一首诗进行点评和解析，共同探讨着新诗的解读方法问题。
　　与新诗集出版的不力，诗歌活动的虚热，以及写作和传播渠道的丰富多样性相比，2005年的新诗批评总体来说发展比较平稳，但也鲜见对当前诗歌写作有针对性的好的批评文字。所以，我打算在这里梳理一下2005年新诗批评中的一些具体话题。首先，关于新诗解读。2005年，深圳《特区文学》的“读诗”栏目“批评家联席阅读”继续进行，10位批评家各自对雷平阳、张束、翟永明、郑单衣、君儿、陈东东等不同风格的诗人们的作品进行了解渎。稍加比较，读者不难发现，面对同一首诗，10位批评家常常发表不同的意见，甚至好坏的评价也不相一致。除了表明“诗无达诂”这样一个古训外，大概，诗人们读诗的眼光和方法也是有差异的。这其实并不奇怪，重要的，是批评者有自己的方法、立场和趣味，并通过批评实践将它们展示出来。“批评家联席阅读”也引发了读者的反馈，不过，从学理上看，这些反馈意见缺乏对批评本身切实而有说服力的剖析。也许，批评家们在批评实践的同时，尚需要不断地反思自己的批评立场和诗歌观念，并使之获得更充分也更系统的呈现。《扬子江诗刊》中的“新诗第二课堂”解读的大多为栏目策划者选出的新诗经典名篇，所以，这个栏目不仅是关于诗歌解析的，而且也是关于诗歌教育的。而《扬子江诗刊》2005年7月号的“话题”栏目就是以“新诗与语文教学”。
　　其次，关于女性诗歌。随着越来越多的女诗人活跃在诗歌写作场域，人们也将性别作为诗歌研究的视角之一。不仅各类诗刊常常辟有女诗人栏目，而且，近年关于女性诗歌的研究文章也逐步增多。上文提及的《江汉大学学报》曾在2005年第2期刊发了周瓒、王艳芳、张晓红等人关于当代女性诗歌的论文，其他如《扬子江诗刊》、《山化》等杂志也于2005年发表过有关女性诗歌的研究论文。虽然 “女性诗歌”概念出现在1980年代中期，“伊蕾、翟永明、唐亚平、陆忆敏、林雪等女性诗人的写作，不仅构成了当时张扬生命意识、个体意识的诗歌浪潮的一部分，而且以鲜明的女性意识，独特的女性书写方式，向人们提出了一些值得探究的诗学命题”，但也正如臧棣、张桃洲所言：“从更开阔的视野来看，在新文学的终声喧哗里，从来就不缺乏女性的声音，因此不同历史时期的女性诗歌写作，理应纳入研究者的观照范围。而1990年代以降，随着中国诗歌出现的重大调整和变化，女性诗歌从写作的群体、层次、心态、策略等也都发生了变化，势必引起讨论。尽管女性诗歌自被提出以后，曾数度得到深浅不一的讨论，但我们以为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关于女性诗歌，主持人语》，载《江汉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从诗歌现象和理论思考两方面观照1990年代以来的女性诗歌，王艳芳认为，“真正的女性诗歌不仅仅是以性别为标志的”，“性别并不是界定和衡量女性诗歌的唯一标准”，“女性诗歌在充分表达自我的性别意识之外，还有更为广阔和深刻的生命意识”。这不免令人困惑，生命意识是和性别意识分离的吗?霍俊明撰文表示对新世纪以来部分女诗人写作的失望(《语言纵溺的喧哗与时光沙漏的细响》，载《山花》2005年第4期)。总的来说，2005年发表的有关女性诗歌的论文中，对1990年代以来繁荣多样的女性诗歌进行深入、深刻并颇具见地的分析并不多。
　　再次，对当下新诗写作问题的质疑。2005年第二辑《新诗评论》的“观察与言论”栏目，刊发了陈超的《贫乏中的自我再剥夺：先锋“流行诗”的反文化、反道德问题》和钱文亮的《伦理与诗歌伦理》。前者是对近年因网络便利了诗歌传播而带动兴起的一股诗歌写作潮流——陈超称之为“先锋流行诗”——的批评，后者是对近两年出现的“打工诗歌”、“草根性”等带有准道德标准色彩的诗歌评述话语的辩驳。同一辑中，程光炜的论文《一个被“发掘”的诗人》梳理并质疑了批评话语对于诗人食指的发掘，以及对他的生活与写作神话的构造过程。或许，从历史的角度，也从文学话语构造分析的角度，重新审视近20多年的诗歌潮流，是当前新诗批评的重要也必要的任务之一。程光炜近年的文章为这种反思性质的工作开了个好头（如：程光炜《“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的若干问题》，载《山花》2005年第11期)。2005年底，诗人于坚的一篇质疑诗歌朗诵的文章《朗诵》贴到网上，被《新京报》记者节选，以《诗歌是无声的》见报，并很，快在网上流传开来，同时也引发了对他的观点的质疑。这已是一个跨年度的诗歌论争。
　　又及，2005年10月，一个诗歌批评的新生事物出现了，那就是“诗歌虚拟讨论会”。《天涯》杂志主编李少君应《星星》诗刊邀请，将于2006年起，主持“诗歌虚拟研讨会”栏目，每期推荐一位诗人。为了准备这个专栏，李少君提前在“天涯社区”网站的“天涯诗会”专栏举办了第一次“杨键诗歌虚拟研讨会”。“诗歌虚拟研讨会”的内容分成两块：一是部分邀请有影响的评论家针对诗人的创作和具体作品写评论；二是在网络上发动对诗歌有兴趣的网友就诗人的诗作进行讨沦，选取言之有物、言之有理的网友言论(无论褒扬还是批评)进行理。最后将评论家的评论和网友讨论的代表性言论(署名时可以网名或真名)集中在《星星》杂志上发表。网上研讨会持续了近两个月，看来收效不错。接着，李少君又主持了桑克、黄灿然的诗歌虚拟研讨会，而这也是延续到2006年的事情了。
　　回眸2005年的诗歌界，热闹的热闹，寂寞的寂寞，有如一出戏，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但这出诗歌大戏也提醒我们思考相关问题：诗坛可以热闹，可写作肯定是沉潜而寂寞的。当诗歌写成，进入传播和接受的环节，还需要批评家、出版人、发行商、读者们，为当代诗歌奉献一份理想主义式的使命感，因为无论如何，真正的诗歌都值得我们期待。
　　　　　　　　　　　　　(本章执笔　周瓒，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