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情报告·诗歌：喧嚣狂欢与沉潜静思之间（四）

[南海思晓]

【作者】霍俊明

4、诗歌伦理：“非常现实”与底层写作



值得注意的是有2006年很多诗刊、杂志强调诗人关注现实，关注底层，所以关注底层的诗歌写作几乎成为了当下的一种写作潮流。

目前，打工诗歌、农民诗歌、草根性、底层写作、在生存中写作现象为越来越多的新诗批评家和社会媒体所关注。有些论者从诗歌伦理的角度和诗歌美学自主性的立场质疑这场所谓的时代共谋的诗歌写作热潮，认为有必要对这些将诗歌问题伦理化的倾向抱以警惕。而说到诗歌伦理问题也可以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诗歌的道德问题，这都涉及了诗歌的“善”即“用”的向度。也就是说诗歌与社会的关系，诗人与时代的关系，而这几乎是20世纪一直伴随着新诗发展的长期争论而又聚讼纷纭的话题。实际上，不管是从伦理的角度承认或批判打工诗歌和草根性诗歌写作等现象，都涉及到一个诗人如何有效地以诗歌方式承担时代和生存在个体内心的体验，换言之，诗人如何能够深入当代。这实际上远非一个新世纪之初的新话题，关于诗歌与时代的关系在上个世纪论争得已经足够多，甚至大批的诗人正因为在主流的诗坛认为没能“深入时代”而遭罹难流放。

《星星》诗刊2006年第1期上半月刊卷首语为《诗歌：重新找回对社会责任的承担》。梁平认为从“五四”开始中国新诗就一直在承担着责任，即对艺术探索和社会的关注。新诗人不仅在与古典诗词美学的较量中最终确立了自己的本体话语而且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诗人与社会同呼吸共命运，但是梁平认为自80年代之后，中国诗歌失去了对社会的承担，所以当下最重要的并不是怎么写而是写什么。这可能也是当代相当一部分新诗研究者的共识。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来，曾经和老百姓如此亲近的诗歌却让他们感到了陌生，滋养诗歌的这块土地也越来越不认识诗歌了，诗歌且战且退，已经退守到社会的边缘，渐渐失去了大众的认知和守护的热情。面对这样的现实，一些诗人并不以为然，一些批评家认为这是转型时期的中国由于社会分工细化后诗歌必然出现的冷落，甚至还有人认为这是诗歌真正走向纯粹的惟一正确的选择。而在我看来，这的确是值得诗人自身认真思考的问题，是到了诗人自身清醒的时候了。就在这样一个很长的时间里，我们的诗人深陷“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的误区，过分的强调了诗歌技术性的重要，而忽略了诗歌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社会责任和作为诗人的社会担当，忽略了我们究竟应该写什么的深度思考。[1]

据此，梁平认为中国的新诗写作需要一个转体，即让诗歌重新回到土地和现实上来，重新关注诗歌题材的重要性和顺应时代要求。《星星》诗刊极力鼓励和刊登关注现实的诗歌，所以在2006年第1期上半月刊推出了“非常现实”栏目，发表了8位诗人的诗作，余笑忠的《我父亲忍着疼痛一声不吭》（组诗），老刀的《春运》（外二首），江耶的《煤矿沉降区一瞥》（外一首），刘大程的《矿难》，丛小桦的《黄河中游》（组诗），田禾的《有这样的村干部》（组诗），孤城的《徐岗粮站》（外一首），于贵锋的《村里的能人》（外一首），并且配有摄影插图：《沙兰中心小学被洪水淹没后》、《矿难发生后》、《快乐的乡村修鞋匠》。尤其最后一幅，一个浑身黧黑的修鞋匠面对镜头满脸笑容，而其身后是一幅巨型的美女商业广告。“非常现实”专栏语称在当下的诗歌写作不再承担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一种倾向，而《星星》诗刊对“诗歌关注现实”的主张就是始终相信真正有抱负有良知的诗人是始终关注现实和民间疾苦的。我想《星星》诗刊提倡一种承担的诗歌即更多关注诗歌的题材伦理，强调诗歌的“现实性”是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星星》一年来发表的相关诗作如果从诗歌技艺和诗人想象力的角度来衡量有些是有问题的，但是对于底层经验的题材处理不可否认还是有价值的，不能完全从美学道德上指责其不可避免的缺陷。这些诗作已经引起了一定的社会效果和较为广泛的关注，可以读下田禾的《乡长》：

坐小车像乡长/作报告像乡长/说话像乡长/喝酒吃肉像乡长/真正办起事来/就不那么乡长了/身为父母官/父母官不父母/不管百姓地里有收无收/该提留的他提留/不该提留的他也提留/该摊派的他也摊派/你服他是乡长/你不服他还是乡长/那双手/跟泥土总握不到一块去//人说咱乡的乡长/是一个狂赌的赌徒/把咱乡三万条百姓的性命/作为赌注/坐在小轿车里斗地主/走在卡拉OK里斗地主/最后把自己斗成/恶霸地主/不到三年 便把咱乡/输了个精光

这首诗应该是不失水准的，但更重要的或打动读者的就是其中所处理题材的社会效应。但是我想再次强调的是诗歌写作从来都不是整齐划一的，从来就没有一种写作观念能够统一诗人的写作方式。我们也不想看到在媒体的鼓动和社会的伦理吁求之下出现“打工诗歌”、“底层写作”大面积的无限膨胀，更不能要求任何人都来写作这些类型的诗歌，诗歌最终还是要依循诗人自身的深切经验。

实际上说到诗歌的底层写作不能不让人想到李少君倡导的“草根性”诗歌，并且有很多人认为这种“草根性”也就是底层写作，实际上这多少是一种误会。通过发表在2006年《天涯》上的诗作，我们就会得到另外一个答案。李少君编选的《21世纪诗歌精选·第一辑·草根诗歌特辑》2006年1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李少君在《序言》中对诗歌写作中的“草根性”进行了阐释：何谓诗歌写作中的“草根性”，我的理解就是：一、针对全球化，它强调本土性；二、针对西方化，它强调传统；三、针对观念写作，它强调经验感受；四、针对公共化，它强调个人性。可见李少君是将草根性诗歌与观念性诗歌区分开来的，“草根性”就是指一种如何摆脱新诗西化而如何中国化和本土化的问题，即立足于个人经验、有血有肉的生命冲动、个人地域背景、生存环境以及传统之根的写作。基于此，“草根性诗歌”或诗歌的“草根性”尽管在概念界定上可能有待进一步细化，但是这个概念显然是立足于中国诗人的本土性特征和汉语写作事实，更具有包容性特征。正是在此意义上，《天涯》上所笼括的诗人就写作方式而言差异是相当大的，无论是年龄跨度、地域文化差异还是写作理念的不同都没有妨害到“草根性”的一个核心层面，这就是立足于诗人的个人立场和本真的现实经验。雷平阳以一个“乡村测绘员”的姿态准确呈现出了一种时代的痛与伤。

多么寂静的村庄，一个个/屋檐下的老人和孩子，都像石头一样/满身的裂口散发着寒光，谁都不愿/用声音传达生命尚存的气息/是的，寂静不是绝对的/在一堆粪土旁，的确有几只鸡/在韧性地觅食；不远处/还有一头母猪，晃荡着两排/冰冷的乳头，带着一群幼崽/在刺蓬中低声交流。除此之外/有一户人家在垒筑新房，捣土的声音/仿佛天上的旋律。当时/我真的曾为此感到庆幸，生活/并非毫无起色。可后来我才知道/这户人家唯一的儿子/去年在江西挖煤，死了，死于/爆炸的瓦斯。至此我当然明白了/建房资金的来源，它来自/一生的恐惧和沉默，同时又仿佛是/蚂蚁在骨头上刻下的一圈花纹/它或许已经暗示我们——/当卑贱一旦突破了底线/我们共同的恐惧才真正的来临/而所有的高贵也将自动消失

——雷平阳：《天上的旋律》（《天涯》，2006年第4期）

吴思敬先生在《面向底层：世纪初诗歌的一种走向》中总结了新世纪以来新诗的发展趋向，指出世纪初的中国新诗，正像我们这个转型中的社会一样，呈现出一种丰富驳杂、多元共生的态势，诸如政治视角的回归，世俗化的审美取向，欲望化写作，人性的深度开掘等等。吴思敬认为进入世纪之交，调整创作取向，面向底层进行开拓的，不是一两个诗人的个别行为，而成了世纪初诗歌创作的一种明显的趋势。诗歌写作的面向底层，是指当下诗人的一种写作姿态，也标志着世纪初诗歌的一种引人注目的走向。吴思敬指出一个社会，底层总是多数，关注底层就意味着关注大多数群众的命运。而关注大多数群众的命运，也正是一个诗人最基本的人性立场与道德选择。诗人不一定来自底层。但不是来自于底层的诗人书写底层的苦难，就一定是居高临下，就一定是不真诚吗?据此吴思敬认为面向底层的写作不仅牵涉到诗人的写作倾向，而且关系到诗歌的内在质素。更为可贵的是，吴思敬先生避开了一些研究者狭隘的在诗歌伦理上绕圈子的危险，更为精辟的指出作为诗歌，面向底层的写作不应只是一种生存的吁求，它首先还应该是诗。也就是说，它应遵循诗的美学原则，用诗的方式去把握世界、去言说世界。我们在肯定诗人的良知回归的同时，更要警惕题材决定论的回潮。“伟大的诗歌植根于博大的爱和强烈的同情心，但同情的泪水不等于诗。诗人要将这种对底层的深切关怀，在心中潜沉、发酵，通过炼意、取象、结构、完形等一系列环节，调动一切艺术手段，用美的规律去造型，达到美与善的高度谐调与统一。也许这才是面向底层的诗人所面临的远为艰巨得多的任务”，我想这一段话对于任何所谓的底层写作者和研究者而言都是有着相当的指导意义和理论深度的。


[1] 《星星》，2006年1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