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宋词”说评议

[南海思晓]

【作者】欧明俊
【内容提要】
以“唐诗宋词”代表“一代之文学”，是元代以来边缘文人的观点，而正统文人则以“唐诗宋文”代表“一代之文学”。此说只有限定在韵文系统内，文体自身纵向比较特别是与后代比较，才最具合理性。王国维、胡适以从西方引进的纯文学观念改造“唐诗宋词”说，此说上升为现代主流学术观念，胡适更“误读”为“唐诗宋词”胜过同时代其他文体。“唐诗宋词”代表“一代之文学”，是元代以后“追认”的，远离文学史原生态。“唐诗宋词”并提，但不“等值”，唐诗比宋词更有资格代表“一代之文学”。此说对唐宋文学及文学史研究格局和撰写模式都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它只有一定角度和程度上的合理性，不应作为“定论”接受。
【关键词】 唐诗；宋词；一代之文学；音乐文学；追认

若问唐宋“一代之文学”，多数学者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是“唐诗宋词”。自金元以来，“唐诗宋词”说便盛行不衰，特别是经过焦循、王国维、胡适等大学者的进一步阐发，“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唐诗宋词”说也几乎成为“定论”，近百年来一直被研究者尊奉，确信不疑。此说的合理性一面是首先应该承认和肯定的，但当从纯学理层面上重新审视时，我们便有许多疑问：此说的合理性程度究竟有多大？如果说存在不足，那么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又如何解释？如何弥补完善？这些便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前此，学界对这一论题关注不够，除一些论著中偶尔涉及外，尚无专文全面深入论述。笔者曾写有《词为宋代“一代之文学”说质疑》（《中国韵文学刊》2005年第4期）对“宋词”说提出质疑，但限于篇幅，未将“唐诗宋词”说综合评议。本文拟在《词为宋代“一代之文学”说质疑》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论证。


一

“唐诗宋词”说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是子命题与母命题的关系。因此，必须紧密联系“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进行论述。“唐诗宋词”相提并论，最早可追溯到金元之际的刘祁，他说：“唐以前诗在诗，至宋则多在长短句，今之诗在俗间俚曲。”[1]（卷十三）认为唐以前各代诗俱佳，宋代的诗歌真正有成就的则多在词，而不是古近体诗。元代罗宗信《中原音韵〉序》说：“世之共称唐诗、宋词、大元乐府，诚哉！”[2]（卷首）说明元代后期，“唐诗宋词”已是“通行”的说法了。元末明初的叶子奇说：“唐之词不及宋，宋之词胜于唐，诗则远不及也。”[3]（卷四）实际上也是认同“唐诗宋词”说。明中叶以后，此说比较流行，杨慎说：“宋之填词为一代独艺，亦犹晋之字、唐之诗，不必名家而皆奇也。”[4]（卷二）茅一相《题词评＜曲藻＞后》，胡应麟《欧阳修论》、《庄岳委谈》，陈继儒《太平清话》、《吴骚引》等，皆作此论。元明人多是限定在韵文系统内肯定“唐诗宋词”的，认为唐诗胜过宋元诗，宋词胜过元明词，只有宋词可与唐诗媲美。

清代，“唐诗宋词”说仍然是通行观点，如吴伟业《〈北词广正谱〉序》称李玉《北词广正谱》是“骚坛鼓吹，堪与汉文、唐诗、宋词并传不朽”。[5]（卷首）顾彩《清涛词序》云：“一代之兴，必有一代擅长之著作”，“古文莫盛于汉，骈俪莫盛于晋，诗律莫盛于唐，词莫盛于宋，曲莫盛于元。”[6]（卷首）焦循《易馀籥录》卷十五云：“有明二百七十年，镂心刻骨于八股……洵可继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立一门户……夫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舍其所胜，以就其所不胜，皆寄人篱下者耳。”他打算“自楚骚以下至明八股，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明专录其八股，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7]（卷十五）焦循强调一代文学有一代之“专”、“胜”，后世所不及，论一代之文学，应专录其胜。作为一代“通儒”，焦循的“唐诗宋词”为“一代之所胜”观点，是对历代观点的总结，对后代学者影响甚大。清代学者基本上仍是重复元明人的观点。

上述可知，元明清三代，罗宗信、杨慎、茅一相、胡应麟、陈继儒、吴伟业、顾彩、焦循等，皆以“唐诗宋词”为“一代之文学”，“唐诗宋词”说确是历代流行的观点，现当代学者的观点便是此说的自然承继。

学者信奉“唐诗宋词”说，却往往忽视古人的另一种观点，即“唐诗宋文”说。元代虞集云：“一代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汉之文章，唐之律诗，宋之道学，国朝之今乐府，亦开于气数音律之盛。”[8]（卷三）首次提出分别以“文章”和“道学”为汉、宋两代的代表文体，虞集是正统“大文学”观念，故将唐诗（律诗）与宋道学家文并提，这一观点被元明清不少学者所接受。叶子奇《草木子》卷四、曹安《谰言长语》卷上、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六等，皆认为宋理学家文才是文学正宗，真正有资格与唐诗并提的是宋文。王思任《〈唐诗纪事〉序》说：“一代之言，皆一代之精神所出，其精神不专，则言不传。汉之策，晋之玄，唐之诗，宋之学，元之曲，明之小题，皆必传之言也。” [9]（Ｐ75）艾南英《〈今文定〉序》亦将“唐诗宋文”并列。李渔《闲情偶寄·结构第一》说：“汉史、唐诗、宋文、元曲，此世人口头语。”[10]（P1）可见，明末清初通行的不只是“唐诗宋词”说，还有“唐诗宋文”说。

元明清三代，虞集、叶子奇、曹安、郎瑛、王思任、艾南英、李渔等皆将“唐诗宋文”并提，以“宋文”（性理文、理学、道学）代表 “一代之文学”，这是正统主流文学观和文学史观。而“唐诗宋词”并提，特别以“宋词”代表“一代之文学”，仅代表非主流的边缘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两种观点一直并行。

近现代许多学者皆认同“唐诗宋词”说。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这种观点与前人是一致的。不过，王国维怀疑“唐诗宋词”能否有资格代表“一代之文学”，他说：“余谓律诗与词，固莫盛于唐、宋，然此二者果为二代文学中最佳之作与否，尚属疑问。” [11](P57、160)王氏自己“疑问”，遗憾的是后人却不加怀疑。王国维引进西方进化论和纯文学观念，特别重视词、曲、小说，这与传统“大文学”观念鄙视词、曲、小说是不同的。王国维那里，宋词与唐诗才真正可以相提并论，无尊卑高下之分。他还将这两种观念具体运用于文学史研究和写作中，这对现代人的文学观、文学史观，对文学史写作模式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但完全以西方文学观念硬套中国文学史，局限性也是明显的。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以进化论解释文学史演进现象，认为“唐诗宋词”在当时是新诗体，故必胜旧诗体，可代表“一代之文学”。胡适认为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正宗，《南宋的白话词》一文中，他将词看作白话文学的代表，认为宋词的价值超过正统文学的诗文，词体之尊，达到极致。这时，“宋词”彻底摆脱了卑下的“身份”，与“唐诗”平起平坐，成为现代观念的文学史上的主流文体。胡云翼《宋词研究》仍是发挥王国维、胡适的观点，强调只有新文体，才有资格称“时代文学”。论唐宋“一代之文学”，只有唐诗（律诗）和宋词这两种新诗体才有资格。

焦循、王国维的观点经由胡适、胡云翼等人的阐发、改造，自然地进入现代学术。从此，“唐诗宋词”为“一代之文学”，作为主流观念影响学术界。胡适将王国维及其以前人的“唐诗宋词”说“误读”为“唐诗宋词”胜过同时代其他文体，代表“一代之文学”。这种“误读”，至今学术界仍不甚了了。胡适以后，“唐诗宋词” 说几乎成为“定论”，谈及唐宋“一代之文学”，很少有人再提“唐诗宋文”了。“唐诗宋文”说由本来的主流退为边缘，“唐诗宋词”说则由边缘上升为主流。这是对传统文学观和文学史观的“革命”性“反动”和“颠覆”，影响深远。

近现代，“唐诗宋词”说盛行时，仍有人坚持传统主流文学观念，认为“宋文”才能真正代表“一代之文学”，而宋词是没有资格的。1910年出版的林传甲《中国文学史》论宋代文学时，仍只谈诗文，不谈词，同时黄人《中国文学史》也是如此。宋词进入文学史的资格都没有，当然更没有资格代表“一代之文学”。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认为，唐文学之特质，仅在诗歌，宋文学之特质，则在经学文章之发达。曾毅说：“唐之取士以诗赋，宋之取士以策论，故宋之文学，不在诗而在文。”[12]（P69-70）亦认为“唐诗宋文”为“一代之文学”。钱钟书先生早对“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提出质疑，他说：“王静安《宋元戏曲史》序有‘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之说。谓某体至某朝而始盛，可也；若用意等于理堂，谓某体限于某朝，作者之多，即证作品之佳，则又买菜求益之见矣。元诗固不如元曲，汉赋遂能胜汉文，相如高出子长耶？唐诗遂能胜唐文耶，宋词遂能胜宋诗若文耶？”他不满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于宋元以来，只列词曲，引静安语为解。”[13]（P99-100）钱先生实际上认为唐诗的成就不及散文，宋词的成就不及诗文，“唐诗宋词”皆没有资格代表“一代之文学”。这一观点是传统主流文学观念的承继，也是对现代盛行的“唐诗宋词”说的重新“颠覆”，极有价值，可惜未引起学界的重视。

二

长期以来，学界对“唐诗宋词”说多是笼统看待，完全接受，未作深究，因此有重新认识的必要。

“唐诗宋词”说只具特定角度、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当以“合乐”、“可歌”为“真诗”标准，唐律诗多可歌，古体诗多不可歌，宋词可歌而宋诗不可歌，“唐诗宋词”实指“唐律诗宋词”，放在音乐文学系统内，可称 “一代之音乐文学”。唐律诗在律诗系统内与宋元明清诗相较，宋词在词史系统内与唐五代词、元明清词相较，成就最高，因此可称“一代之文学”，实指“一代之文体”。在韵文系统内，强调诗歌（母文体）内部各文体（子文体）的演进、新变，唐律诗、宋词成就超过前代，又为后代所不及，堪称“一代之文体（新文体）”。以进化论观念看，唐律诗、宋词是新文体、新文学，多时代新质，是时代“绝艺”，胜过旧文体、旧文学，故可称“一代之文学（新文学）”。以现代纯文学观念看，唐宋文（特别是古文）多非文学成分，不合纯文学标准，而律诗和词是纯文学文体，且最具时代特色，故可称“一代之文学（纯文学）”。从上述这些角度看，说“唐诗宋词”为“一代之文学”，才是合理的或比较合理的。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认为文学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文体也随时代的变化而演变更新。这种观念以《周易》“通变”说为理论依据，重“变”求“新”，与西方“进化论”不谋而合，近代以来广受学界尊奉。其革新精神和进步意义，是应首先肯定的。“唐诗宋词”说正是这种文学史观的体现。

“唐诗宋词”说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它过重诗词两体在唐宋两代的“专”、“绝”、“胜”，遮蔽了前后各代诗词的价值和成就，轻视诗史、词史发展的承继性和延续性。唐宋文学史，诗、词定于一尊，散文、戏曲、小说多变成陪衬。唐宋两代“一代之文学”是否只有 “唐诗宋词”呢？若只有一体，唐代亦可推散文，宋代亦可推散文或诗。若以两种或两种以上文体共同代表“一代之文学”，则更全面合理。郎瑛、王思任都认为宋词、宋文皆可称“一代之文学”，并不限于惟一文体。这种观点突破“惟一”思维排他性的局限，是很有价值的。唐诗代替不了唐文，宋词更代替不了宋文、宋诗。“唐诗宋词”说，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唐宋两代文学史变成“选本”的、主观片面的文学史，远离“史”的研究的基本的客观性要求，远离“史”的原生态。

“唐诗宋词”说过重新文体而轻视旧文体，认为只有新文体才能代表“一代之文学”。而事实是，一切新时代之文学都是新文学，无论用新文体还是旧文体。唐宋时，古文、赋、古体诗都是旧文体，文体特性本身并无大变化，但内容是新时代的。若推出唐宋两代有特色的新文体，则非近体诗、词体莫属，若论 “一代之文学”，唐代仅推出近体诗而不包括古体诗，则是片面的，亦可推出散文，宋代可推散文或诗，词体未必有此资格。

“唐诗宋词”说将“文体”兴衰等同于“朝代”兴亡。胡应麟说宋元时，“词胜而诗亡矣，曲胜而词亡矣”。[14]（卷一）认为宋代因诗亡而词兴，元代因词亡而曲兴，词体兴以诗体亡为前提，文体兴衰与朝代兴亡是同步关系。实际上，朝代亡，文体不会随之而亡，唐初诗风仍是梁陈和隋代诗风的延续，宋初近百年诗坛盛行的是白体、晚唐体和西昆体，与中晚唐五代诗风一脉相承，并未因朝代更替而有多大改变。文体演变是一渐进过程，可经历几个朝代，一个朝代灭亡并不意味着某一文体的消亡，某一文体仍会按自身规律发展。文化发展演变有较持久的惯性，文体也有自身的演变规律，不因改朝换代而突然中断，各朝代初期文坛皆直接承继前代文坛绪馀。按一般历史规律，新的王朝初建时，忙于军事征服、政治统一和经济恢复，重建新秩序，一时还难以顾及文化建设。身处改朝换代之际的文人适应新王朝的意识形态也有一个过程，文化观念的改变不像政权更替那样快，往往带有滞后性。朝代更替是突变的，文化演进是渐变的，文体发展也是渐变的，两个朝代之间界限分明，文体发展却气脉不断。代表某一朝代的文学特质总是在立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才确立的。此说轻视文体自身的稳定性和延续性，遮蔽了文体演变、文学发展在两个朝代之间的联系，导致这样的尴尬：宋初诗风、词风基本上是晚唐五代的，而时代是宋代，那么，宋初诗词究竟属于宋代呢？还是属于晚唐五代呢？

以“朝代”代替“时代”，以“朝代文学”代替“时代文学”，亦有不合理处。文体发展史可打破完全以“朝代”为标志的划分法，而依据文学史实际划分不同的“时代”。同一朝代亦可归入某文体盛衰的不同时代，诗史可以“安史之乱”为界，将唐诗划分为不同的“时代”，中晚唐五代至北宋初百年，亦可视为同一“时代”，词史可以晚唐五代宋初为同一“时代”，宋末元初为同一“时代”，这样更符合文学史实际。

仅以诗词作为唐宋两代的代表文体，排斥作为其他朝代代表文体的资格，亦不完全合理。一种文体完全可以作为不同朝代的代表文体，诗也可作为先秦两汉、魏晋六朝和宋代的代表文体，词也可作为元代的代表文体，诗、词并不是唐宋两代的“专利”。

“唐诗宋词”说对文学史研究格局和撰写模式影响甚大，暴露出来的弊端也较明显。这种思维定势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学者的研究视野，造成研究格局的不平衡和文学史撰写的主观片面。唐代文学史几乎写成唐诗史，宋代文学史亦几乎写成宋词史。如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几乎写成唐诗宋词史，其他文体皆一笔带过。许多古代文学作品选亦过重“唐诗宋词”。

唐宋散文研究最为薄弱，这与唐宋散文成就极不相称，也是对唐宋和元明清各代重视散文观念的不尊重。“唐诗宋词”说对诗史、词史及整个文学史研究格局亦造成负面影响。因过轻宋元明清诗和元明清词，以为只是“唐诗宋词”的“绪馀”，研究上不够重视，最极端的是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诗史只写到唐代为止，只写唐宋词，元明清词则弃而不论。至今，宋诗研究已取得较大突破，元明清诗词研究论文及专著仍屈指可数，文学史著作和文学选本对元明清诗词也多重视不够，这对元明清诗词是不公的。

以“唐诗宋词”代表“一代之文学”，是元代以后“追认”的。而唐人多认为自己时代的诗不如汉魏古诗，也几乎无人认为诗歌胜过同时代的散文。宋人自己则更轻视词，词在宋人心目中的价值和地位是无法与诗文相比的。“唐诗宋词”说无视文学的原生态，没有将其放在历史语境中评价。后人将自己的观念强加给唐宋人，“唐诗宋词”变成后人观念上的“唐诗宋词”，而不是唐宋人自己心目中的“唐诗宋词”。我们要追问，“唐诗宋词”价值和地位的高低是由“当事人”唐宋人自己决定的呢？还是由后人决定的呢？唐宋人的“自评”是不是可以不屑一顾呢？后人又有多大权力代表唐宋人主张呢？“唐诗宋词”代表“一代之文学”只是后人的观念，而不是唐宋人的观念，是带有目的性的主观价值评判，而不是忠于史实的客观陈述。唐宋人本缺乏“一代之文学”意识，即使有，也只会推出唐文宋文或唐诗宋诗，而绝不会是“唐诗宋词”。唐宋人观念如此，我们必须充分体认和理解。

一种文体的文学价值认定，可从“观念价值”和“实际价值”两方面来看。所谓“观念价值”，是指主观性较强的价值认定，是凭某种既定观念或主观好恶评定文学价值高低，与实际价值可能距离较大，甚至完全相反。所谓“实际价值”，是指比较客观的价值认定，与客观实际基本相符，是一种理性的评判，观点得到较普遍的认可。具体到“唐诗宋词”，唐人观念，唐诗是不如先秦汉魏古诗的，亦比不上唐文。宋人观念，词的价值是极低的，“一代之文学”只能是诗文。但“唐诗宋词”的 “实际价值”绝对比时人的“观念价值”高，所以得到元代以来部分学者的肯定。“唐诗宋词”的“实际价值”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历代学者皆有自己的理解，“观念价值”一直在变化。代表“一代之文学”的“唐诗宋词”是历代特别是现当代人观念上的“唐诗宋词”，而不完全是历史事实上的“唐诗宋词”，更不是历史“当事人”唐宋人观念上的“唐诗宋词”。

三

“唐诗”“宋词”，看似简单的两个概念，实际上内涵丰富复杂。“唐诗宋词”并提，“唐诗”多特指原生态的“可歌”之诗，说唐代歌诗与宋代歌词代表 “一代之文学”，实指代表“一代之乐”或“一代之音乐文学”，这是最狭义的“唐诗宋词”概念。当纵向动态地论及文体特别是韵文体发展流变时，突出时代新文体， “唐诗宋词”堪称“一代之新文体”。这时，“唐诗宋词”为并列概念，是较合理的。当唐诗指包括古、近体在内的全部诗作时，“唐诗宋词”并称，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并列概念，不应混为一谈。

“唐诗宋词”说有不同层面的含义：一、时代的代表文体，即唐宋文学各体中，诗、词的成就最为突出，故可代表“一代之文学”。二、诗、词发展到唐宋，分别到了顶峰，后代无能为继，“唐诗宋词”强调与后代相比成就最高。三、“唐诗宋词”在诗歌史上和词史上的成就和地位最高，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们应分别看待。

认为“唐诗宋词”代表“一代之文学”，往往是以肯定唐诗、否定宋诗为前提的。就是认为诗在唐诗达到极盛，到宋代达到极衰，宋诗无足道也，因为“宋无诗”，只剩下词才算“真”诗，才有资格与唐诗并提。焦循《与欧阳制美论诗书》云：“诗亡于宋而遁于词，词亡于元而遁于曲。”[15]（卷十四）但这只是部分学者的观点，显然是偏激之论。元明以来，肯定宋诗者亦大有人在，唐诗、宋诗优劣之争始终未断，我们不应简单地接受某一观点。平心而论，唐诗、宋诗各有特色，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对此，清人陈梓的观点最为公允中肯，他说：“唐自成一代之诗，宋亦自成一代之诗。唐诗自有优劣，宋诗亦自有优劣，本不必较量高下。”[16]（卷五）如果我们尊重古人的观念，就不应认为只有宋词代表“一代之文学”，而宋诗却无资格。若以宋诗代表“一代之文学”，则更合理。

“唐诗宋词”并提，只有从“可歌”角度立论，才是最合理的。真正可以并论的是“唐律诗”和“宋歌词”，若是理解为全部唐诗和全部宋词，则宋词的成就和地位是无法与唐诗相比的。此处不必多论，仅举其要者。一、诗在唐代是科举考试科目，词在宋代则无此资格。二、唐人观念上重视诗，宋人观念上亦重诗而轻词。唐代作家投入诗创作的精力远远胜过宋代作家投入词创作的精力。诗在唐代是全民性文体，宋人则多以诗文创作馀力作词。三、唐代诗学批评和理论成就远远胜过宋代词学批评和理论成就。四、唐诗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胜过宋词。五、唐诗是时代主流文体、中心文体，渗透于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词在宋代则属边缘文体，地位不高，甚至不被视为“文学”，影响有限。六、在诗歌史、文学史上的影响，唐诗远远胜过宋词。因此，总体上看，词在宋代的价值和地位是无法与诗在唐代的价值和地位相比的。比较而言，唐诗更有资格代表“一代之文学”，宋词则缺乏资格。不应完全脱离历史语境看待和评价唐诗宋词。

“唐诗宋词”并提，并不意味着两者“等值”。宋词价值再高，也只是与唐五代、元明清词相比，或与宋诗相比，但比不上唐诗，是无法与唐诗“等值”的。

若论文学表现和代表“时代精神”，只推一种文体，难免片面。因古代文体有大致的分工，文载道，诗言志，词言情尤其是私情。一种文体只能代表“时代精神”的某些侧面，没有资格单独代表“时代精神”，只有最主要的几种文体合起来，才能真正代表“时代精神”。代表时代精神的文学必需具备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有深厚的文化意蕴，充当时代文化“代言者”形象。若要推出代表“时代精神”的文体，唐代可推出散文和诗，宋代可推出散文、诗和词，这样更合理。

说“唐诗宋词”代表“一代之文学”，还要看它是不是时代中心文体，对其他文体有没有较大的辐射力，深刻影响其他文体？唐代律诗兴盛，是时代中心文体，影响其他文体，赋亦“律化”，变成“律赋”，骈文也律化，还影响到词和小说，因此，可称唐代律诗为“一代之文学”。而宋代文学却不同，是散文影响诗，潘德舆《养一斋诗话》说：“宋诗似策论，南宋人诗似语录。”[17]（卷二）宋诗深受宋文影响，以文为诗，以论为诗，以学问为诗，宋词又受诗文影响，以诗为词，以文为词。宋代只有散文或诗为中心文体，而词为边缘文体。从这一角度看，代表宋代“一代之文学”的不应是词而应是散文或诗，“唐诗宋文”或“唐诗宋诗”并论才更合理。

古代主流文学观念，文体的尊卑等级秩序是文第一，其次诗，其次词，为诗之馀，其次曲（散曲），为词之馀，小说、戏曲更是等而下之的文体。依此观念，如要选出某文体代表“一代之文学”，只能是诗、文，而不可能是其他文体。诗、文在各代都是代表文体，都是“一代之文学”，其“至尊”地位是其他文体无法企及、无法替代的。因此，“唐文宋文”或“唐诗宋文”、“唐诗宋诗”才有资格代表“一代之文学”，而“宋词”是无资格的。元代以后，有些学者将宋词与唐诗并提，誉为 “一代之文学”，但属非主流观点，并未得到主流观念的认同。从总体上看，元明清各代，诗文独尊的地位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唐诗宋文”说仍占主流。只是元明清各代，受政治、经济、科举制度等方面变化的影响，“边缘”文人学者比古代更多，这样，“唐诗宋词”说才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才会在一定范围内流行起来。近代以来，引进西方纯文学观念，重诗歌、戏剧、小说，轻散文，抛弃传统“大文学”、“杂文学”观念，现代又过重反传统、反正统，将古代文体的尊卑等级秩序几乎全颠倒过来。“唐诗宋词”说恰与西方纯文学观念相吻合，故被现当代学界普遍接受，而传统观念中“古文”独尊的地位则受到冷落。因此“唐诗宋词”说成为现当代的主流文学史观，“唐诗宋文”说则极少有人提及。“唐诗宋词”并称，对矫正轻视纯文学的古代主流正统文学观念，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将古人的观念完全“颠覆”，又矫枉而过正。时过境迁，这种观念局限性逐渐凸显出来。应清楚地认识到，这只是一种认识唐宋文学及文学史的观点，绝不是惟一的，完全可有另一种或数种观点。

纵观历代所论，主要是从文体演变“史”的角度纵向比较，极少有人将同时代不同文体横向对比。纵向比较，说“唐诗宋词”后无来者，是“一代之文学”，大体上是合理的。若横向比较，唐诗与唐文比较，宋词与宋诗、宋文比较，说“唐诗宋词”代表“一代之文学”，则是片面的。长期以来，学界多轻视这种区别，甚至不加分辨，造成唐宋各体文学研究格局的失衡以及评价上的偏颇。

“唐诗宋词”说过分拘泥于朝代与文体的对应关系，带有天生的局限性。作为此论的弥补、修正，论者又从另一角度立论，强调文体与时俱变，并不看重与特定朝代的关系，淡化或不谈朝代，而只谈文体自身的演变。如明王骥德《古杂剧序》说，后三百篇而有楚骚，后骚而有汉之五言，后五言而有唐之律，后律而有宋之词，后词而有元之曲。尤侗《己丑真风记序》、梁廷柟《曲话》等大体上亦作此论。诸家只就韵文系统立论，描述和总结韵文体内部兴替演变规律，并不特别强调文体盛衰与朝代兴亡有直接对应关系。王国维《人间词话》说：“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故谓文学后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体论，则此说固无以易也。”[18]（Ｐ14）认为由兴到盛到衰，“一切文体”皆逃脱不了这一规律。从这一角度看，说律诗在唐代特盛，词在宋代特盛，这是文体演进的规律所至，而与朝代关系是其次的。

又有学者突破仅将“一代之文学”等同于“一代之文体”的局限，而从总体上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如顾炎武说：“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势也。用一代之体，则必似一代之文，而后为合格。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19]（卷二十一）他肯定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文学随时代变化而不同，重一代之“文学”，而不拘泥于一代之“文体”。冯桂芬《国朝古文汇抄序》（代）从总体风格上论述“一代之文章”，亦不看重一代之具体文体。这样立论更合理全面

“唐诗宋词”说的局限性引发我们对文学观、文学史观的深刻反思。“唐诗宋词”只有在一定前提下，从特定标准和角度看，才可称为“一代之文学”，笼统而言，是不科学的。本文写作意图绝不是想否定此说，只是在肯定其合理性一面的前提下，指出其存在的不足，以及后人理解和实践此说时的偏差，呼吁学界同仁对此论题的应有关注和审视。

[1]《归潜志》 [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中原音韵》[M] ．元刻本．

[3]《草木子》 [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 《词品》 [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5] 《北词广正谱》[M] ．清初刻本．

[6]《清涛词》[M] ．康熙丙戌刊本

[7] 《易馀籥录》[M] ．清嘉庆刻本．

[8] 孔齐《静斋至正直记》[M]．粤雅堂丛书三编本

[9] 任远（校点）．《王季重十种》[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

[10] 《闲情偶寄》［Ｍ］．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11] 《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M] ．商务印书馆，2003．

[12] 《订正中国文学史》[M]下册．上海泰东书局，1930．

[13] 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三联书店，2001．

[14] 《诗薮·内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5] 焦循《雕菰集》[M]．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6]《定泉诗话》[M]．民国二十四年（1935）刻本.

[17] 郭绍虞（编）．《清诗话续编》[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8] 《人间词话》[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9]《日知录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