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洲谈诗歌中的“大我小我”

[梦一娜]

　　关于诗歌表达心声的“大我”、“小我”之辩，一直是个话题，是个辩题，是个课题，几十年来我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论述和教导，我也曾以此题论述和教导新生代的诗歌爱好者，我们觉得这个题目比较好说，容易说得严肃说得崇高。但是，今天，若真要把这个“大我”、“小我”正式放到文艺理论的层面上加以探讨，我现在想，恐怕还得再细究一下，这似乎不是一个三下五除二的直白的话题。

　　算起来，我也有四十年的诗龄了。四十年里我努力把我的长短句子卷起来，卷成长长短短的喇叭，真挚地吹奏“时代最强音”。我的绝大多数诗作被认为是阳光的、明朗的、“与时代同步”的，因此有不少人称我“主旋律诗人”，我一直不认为这个称呼含有多少贬意。

　　我确实喜欢在前沿“行吟”，也就是所谓的“在场”，或是“在线”。譬如，五年前，我参加中国作家“重访长征路”活动，在大渡河小凉山以及雪山草地之间，边走边唱，写下一册《行吟长征路》，还以此诗集获了鲁迅奖；譬如，两年前南中国遭遇雪灾，我急随中国作家采访团赶赴重灾区黔南州，还爬上积雪皑皑的山头向抢修电网的英雄们朗诵我的献诗；譬如，汶川大地震的第九天，我就随中国作家抗震救灾采访团赶到四川，奔走于山崩地裂后的都江堰、绵阳、绵竹、北川、什邡、汉望等地，十天间写下一册诗集《中国如此震动》，采访团长高洪波在四川现场就为这册匆匆写就的诗集写了序言；譬如，为了国人瞩目的“北京奥运”，我应光明日报约请特地开设“诗歌专栏”，每日以诗歌作评论，十六个奥运日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十六首诗；譬如，我今年写的反映“玉树抗震救灾”的诗，文学报在“全国哀悼日”头版推出；譬如，我今年写的反映“上海世博会”的诗，光明日报也于世博会开幕当日在头版推出；我不厌其烦地罗列这些，是想说明一个 “当代”诗人是如何慷慨激昂地冲在“当代”进行“诗言志”的，是想说明一个诗人在试图表达“大我”上有如何的一腔激情。

　　我不否认，我的这些歌唱，确实蕴含“时代强音”。这种“时代强音”，与“大我”的心声，应该说，有某种基本的重迭，但是对于“大我小我”概念的理论阐述，则比一个诗人的即兴歌唱，要复杂得多。

　　似乎，有下列几个问题应该厘清：

　　“大我”概念的边界在哪里？是指社会统治阶级倡导的“主流价值观念”，还是一个民族几千年文化积淀中“公认的”的正面部分？抑或是某个历史时期中的攸关民族核心利益的中心任务？

　　“大我”是个常量还是个变量？也就是说，一首激动的颂诗在一个时期看似“大我”的典型表达，而过了几年，看过去，是不是就是“小我”的变态抒发，甚至就是一支毒草，比如特殊政治年代里“就是好，就是好”的那一类文学作品？

　　“大我”， 指的是不是全民各阶层的共同利益所在？某个重要阶层的利益诉求，我们能不能赋予一顶“大我”桂冠？

　　“人民的心声”是个全面的组合的概念，还是某个单一的价值指向？如果，“大我”是个组合的概念，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大我”是很多“中我”意志的集合体？也就是说，多个的“中我”联合而成了一个“大我”？也就是说，是不是表达出某个“中我”的利益诉求、情感诉求，那么，“大我”中的某个重要侧面也就同时得以表现？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中我”的抒情，就是“大我”的表达？

　　再接下来，便就是“中我”与“小我”的关系了。在诗作者中，“小我”是指你个人特立独行的一种极端情感，还是代表了一部分“小众”的共同情感？而这一部分“小众”，是不是又是“中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即便是“特立独行的一种极端情感”，就是指的一个单一的自然人吗？是五十亿分之一，还是五十亿分之很多很多？

　　说到这里，我便想起了我们这代人当年的上山下乡，以及在那个时代所呈现出来的多元的情感表达。我这个“知青”，是诚心诚意唱过“上山下乡就是好”的颂歌的，我在兵团“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代表会上是作过“炼一颗红心”之类的“讲用报告”的，我的嗓音在那个时候很是慷慨激昂，因此，在那个时候，我也为生产建设兵团后期蜂拥而来的无法抑制的“思想杂音”忧心忡忡，也奉命查问过知青连队中私下里广泛传唱的“知青之歌”(有的地方叫“南京之歌”、“长江之歌”)是怎么回事，我也跟当时官方社论所持的立场一样，认为那些只知在歌曲中呼叫“爹娘啊”、“城市啊”的心声，是扭曲的，是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个人主义典型表现，是一批“小我”在无奈的歌声里发泄对伟大领袖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指示的不满。

　　而后来出现的“知青大返城”的戏剧性变化，证明“知青之歌”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反映绝大多数“知青”心声的，也就是说，是对当时“极左”思潮及其恶果的一种抗议、一种反拨，紧接着，国家主流政策的大调整迅速导致了“小我”转变为“大我”，而且，那首长期匿名的“知青之歌”马上有人出面认领了，他们的理直气壮的历史讲述公开地出现在主流报刊上，同时，广大“知青”也对表现出他们心声的无名诗人和作曲者，表示了极大的尊敬。

　　所以，由这个事例，引出一个疑惑，我们的表现“小我”的文学作品，会不会在某一时期，又突然被人理解为这是真正的“大我”写作，会不会有新生代的评论家摘下帽子向他们大声表示敬意，一般受众也会不会如梦初醒，原来“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啊！

　　或许，这样一种极端的说法，是不是也有其一定的道理：只要抱着诚挚的态度抒发自我感情，“中我”甚至“大我”就会悄然呈现于“小我”之中，也就是说，“打通两界”会自然而然地得以实现？

　　最后，又回到这样一个问题上，又由谁来准确鉴定“大我”与“小我”，鉴定正常与非正常，鉴定健康与非健康？官员吗，评论家吗，政策吗，社论吗，生产力发展标准吗，社会公德标准吗，民间舆论吗，民调数据吗，历史吗，历史的历史吗？

　　再最后，如果这个大家最爱说的“大我小我”命题，被虚无化了，被“相对主义”取代了，被架空了，那么，我们今天又将如何有意义地来讨论这个课题呢？

　　我想，“大我小我”之说，肯定不是一个“伪命题”，这个课题的意义，应该是重大的，形象化的“大我小我”说法，之所以延续至今，并且也被今天的“全国诗歌理论研讨会”确定为议题之一来加以讨论，肯定有其合理的意义所在，不会虚无。

　　所有这一连串大小问题，在我脑海里沉沉浮浮，始终没有厘清。我经常试图与人探讨，但终究不得要领。目前，我继续聆听有关这一重要课题的各种阐释与教导，彬彬有礼地点头；我也继续在各种讲座中希望朝气蓬勃的青年习诗者要努力成为“大我”的传播者，诗须言志，须有现实的担当以及历史的担当，但是，我知道，关于这一重大问题的理论思考，从某个角度看，眼下，真的还未及深耕。

　　希望精耕细作；希望在我艺术饭碗的旁边出现一把深刻的锄头；希望评论家发人深醒由表及里的开导；希望我们的僵硬的大脑皮层能在深层次上被突然触动，包括我这块一唱就激动、激动过后又总是不甚开窍的榆木疙瘩。

2010年7月26日于北戴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