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诗歌生存状况调查：每年仅50人有作品发表

[朱松壑]

作为中国诗歌版图重要组成部分，天津诗歌曾经绽放出耀眼的光芒。上世纪80年代的天津，你漫步在一宫或者和平文化馆，会看到像顾城那样穿风衣的青年匆匆而过。你骑单车驶过南开大学，会看到手捧北岛诗集牵手走向夕阳深处的恋人。你无意中打开电台，会传出主持人深沉款款的朗诵——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句……而现在，在天津诗界以外的范畴，已经很少有人提到诗歌了。诗歌“消失”了，它在哪儿？

调查：天津有多少诗人和诗歌爱好者

最新出版的《天津现当代诗选》有240多人入选，减去已故的诗人，天津能够有作品的诗歌作者，在200人上下。但是每年能够发表作品的作者，在50 人左右。能够经常在全国报纸刊物上发表作品的比较优秀的诗人，不足20人。能在全国诗坛有一定影响的作者，更是不足10人。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

刘功业认为，天津的诗人发表作品还比较困难。天津只有《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工人报》的海河潮副刊以及《天津文学》三家机关刊物能发表少量诗歌作品。各区县的内刊有的也能发表一些作品。但是普遍阵地容量不大。从全国来看，诗歌刊物多惨淡经营。民间诗刊多靠友情支持或者诗人自掏腰包，勉力而为。

天津诗歌评论家不多。天津作家协会除了诗人自己在做一些评述、点评、写序，没有专业诗歌评论人才。社科院有文学研究所，但是对于天津诗歌特别是现代诗、当代诗人的关注和研究不够。只有南开大学的罗振亚致力于现代新诗的研究与评价，理论渐成体系，著述较多。此外还有天津师范大学的张林杰教授等，

解构：诗人的明星时代已过去

舒婷改写散文，海子卧轨，食指进疯人院，顾城杀妻自缢，苏非舒裸奔，赵丽华写梨花体……中国诗人在某一时期，成为大众眼中“神经病”的代名词。在今天，现代诗生存的背景，既不在科举时代，也不在赛诗会时代，写诗不可能求官、致富，也不可能在单位评上先进员工。它终于回到了自己本来该在的位置。写诗既是非功利性的精神创造，也是生命力、才华、情感、时间甚至金钱的个人消费。

“今天一个写诗的人，即便在本领域里有一定口碑，也实在当不起世俗社会里所称的‘影响’二字。因为社会分工、艺术分工、审美分流都在越分越细，诗人身兼‘时尚达’”和‘文娱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诗人/评论家徐江写诗20多年，他对目前的诗歌环境有着独到见解。

“艺术创作从本质上讲，是纯精神和纯个人的探索，跟住的地方关系并不大。从客观角度上讲，我认为不存在所谓‘天津诗人’‘天津小说’‘天津绘画’（其它地方的情形也一样），不过是一帮情趣各异的人儿，凑巧住在一个城市而已。”徐江对以地域划分诗人不以为然。

“难道居住天津的诗人就应该被命名为天津诗人么？地域并非划分诗人的唯一标准。就个人而言，我从没奢望自己代表一个城市或一个人群。诗人不是议员，你也代表不了煎饼果子和相声，诗人只能代言文明传承中某种独立的精神，某一片刻对智慧的追求——而这决定了这项工作与地域无关，有时它甚至会超越语言。” 徐江说。

评估：现在一首诗能卖多少钱

据媒体报道，德国著名诗人思岑斯贝格的稿费标准是：一首诗，无论长短一律3000马克，没有讨价还价余地。这样的稿费标准会让中国诗人羡慕不已。目前中国诗歌稿费极低，《诗歌月刊》一般30行按千字算，大概30元。而像《诗选刊》这样知名的刊物却没有稿费。《中国版权法》作品发表后，最低标准是千字 30元，这应该是县级刊物的标准。倒是一些民间刊物出手大方，广东诗人任意好主编《赶路》，一首诗曾给出300元的高价，入选《赶路》的诗作全部有稿费，而任意好是一家酒业公司老板，这只能算个例。

诗人封原回忆，他拿到的第一笔稿费来自民刊，是一张300元的汇款单。于此同时，他的三首诗作被一家国内著名的刊物刊登，对方只付给50元稿费，而且拖了7个月。

“没有办法，这就是当今的诗歌环境，诗人无法靠诗歌生存。”封原说。

记者在对居住天津的10多位诗人调查中发现：认为靠诗歌维持生活的诗人为零。诗人刘功业感慨道：“光靠写诗维持生活很难。诗歌的稿费太低。发表诗歌的报刊太少。而且许多报刊发表诗歌是不给稿费的。”刘功业对此很无奈，但他坚持认为写诗是有好处的。“写诗锻炼了一个人的语言，或者优化了他的写作方式。一个好的作者或者作家，如果是有写诗的经历，或者一直坚持写诗，无论他操纵任何文体，都会更加自如。会更有语感，更加生动，更加精炼优美。”

目前中国内地诗歌稿费最高纪录由诗人伊沙保持。2010年世界杯期间，伊沙接受《深圳特区报》邀请，开设“诗写世界杯”专栏，日写一诗，写世界杯，一首诗500元。此项记录这无疑令诗人同行刮目相看。

在德国，诗人朗诵一次至少可以换到300马克；在法国，诗人朗诵一次收入大约是2000法郎；在加拿大，大约是500加元；在美国，不会少于300美元。这只是个大概的数，各朗诵会由于组织者不同而付给诗人的报酬异不同。在天津，诗人朗诵出场费为零。

诗人徐江曾参加过多次朗诵会，学院的社会上办的都有，他提到某次南开大学举办的朗诵会说：“有喜欢的，也有人听完跑到网上骂的，大概是觉得跟中学和大学课堂上教给大家的那些‘诗歌’不太一样。我对此感到非常欣慰。一个艺术家，如果把作品拿到不同的人面前，他们的反应却是雷同的、没有任何差异，那就说明创作在精神层面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据了解，近几年在天津举办的数十场朗诵会都略显冷清。除邀请的嘉宾外，到场观众仅有几十人，偌大的礼堂显得空旷。诗人魏风华认为，小范围的、有互动的朗诵会更适合操作，也更能促进诗人之间的交流。诗人鬼狼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朗诵会更适合小众，这是少数人的狂欢。

梳理：天津有多少诗歌刊物

上世纪80到90年代，天津诗歌进入创作活跃期。文学社团较多。以海风文学社、七月诗社为代表。海风诗人有：刘功业、康弘、张仲宪、宋曙光、张俊兰，王树强、张新宇、宋志伟、许向诚、任启之、张翼等。七月诗社比较活跃的有：萧沉、苏志坚、张晏、张彤、段光安等。

进入新世纪前后的天津诗歌，呈现出多元发展的可喜局面，涌现了一批比较重要的青年诗人。集中在《诗歌现场》、《葵》、《个》等民间群体下。

《葵》创办于1991年，为诗歌同仁自筹资金的双年作品选。里面侧重收录那些追求艺术精度的现代诗作品。与此相应，还有一个外围性的“葵论坛”，用来大家互相批评彼此作品、磨砺诗艺。

《个》创办于2004年，提倡独立的个人写作。“个诗歌论坛”2000年成立，是中国成立较早的比较有影响的诗歌论坛。

检视：大学校园还有多少“社员”

据了解，天津目前各大高校均有文学社团，但社团人数很少，知名度不大。相较于80年代高校文学社团的火爆，现在的文学社团略显疲软。

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张简是一名在校学生。据她介绍，南开大学每年都会举办穆旦诗歌节，邀请到于坚、伊沙等国内知名诗人参加。朗诵会上，学生可以上台台朗诵自己的作品，还可以和诗人互动，提一些问题。“这样的活动太少了，每年只有一次，很多学生觉得不尽兴。”张简说。

天津师范大学的毓梓是一名校园诗人，她并未加入该校文学社团。谈到原因，毓梓直言不讳告诉记者：“有些人加入社团并非真的为了文学，而是为了多拿学分，学分高就能获得奖学金。每个人的追求不同，这种做法也无可非议。”

毓梓介绍，有的人加入社团为了追求爱情。文学社团纳新时，有些师兄师姐就把看中的美女帅哥纳入麾下。入文学社团门槛“很高”，需要具备相貌、文采、甚至身材身高都要考虑在内。如此一来，社团汇集了不同院系的帅哥美女。“当然，社团里也有优秀作者，他们除了在校刊发表诗歌外，有人的诗作还入选了国内各类选本。”毓梓补充道。

老师、同学都不知道毓梓写诗。“我不认为有什么值得骄傲，别人不问我肯定不说，别人问了我就一笑了之。我只写我的内心，至于别人的看法，我不是很在乎。”毓梓说。毓梓的母亲并不干涉女儿写诗，她认为诗是高贵的，写诗可以净化心灵，让人相信人生是美好的。

打捞：还有多少中学生钟情诗歌

《天津中学生》杂志在中学生当中颇有影响，该杂志有个栏目叫“纯蓝诗页”，设于七八年前。副主编魏风华告诉记者：“当时杂志每天收到的中学生来稿中，诗歌占很大比例。基于此，加之个人也写诗，就搞了一个栏目，主要发表中学生创作的诗歌，间或发一些成年知名诗人的以青春为题材的诗歌，比如发过李伟、奂孚等人的作品。”

天津的中学依然保持着对诗歌的热爱，那么诗歌对青少年成长有哪些好处呢？魏风华说：“诗歌对中学生来说，更多意义在于它是美教的一部分。《天津中学生》这些年一直保留着‘纯蓝诗页’，相信一些心灵会在阅读中感受到诗歌之美。”

魏风华认为，诗歌与文化学习不该是对立的，不谈提高语文成绩，而是说诗歌应是美育的一部分。唐朝的进士考试是直接考诗歌写作的。那个时代的皇帝听到白居易的名字是仰望而敬畏有加的，你不能因为说诗歌无用就不重视它。

按照传统意义理解，学习任何门类艺术都需要一种甚至多种途径，现在的诗歌写作和其他特长相比，投入比极低，只有不到10%。“包括诗歌写作在内的文学写作与学钢琴是两回事，它不是一个通过重复训练就能达到一定水平的东西。因为诗歌在本质上是‘无用’的，即使投入再少家长也懒得去做。”魏风肯定地说。

2008年1月进入天津的《小作家报》，立足服务于天津中学生。该报前执行主编王一平一直关注诗歌，《小作家报》曾举办“迎奥运，抗震救灾”诗歌大赛。还在寒暑假开辟课外阅读专版，为学生推荐国内及台湾现当代经典诗歌，洛夫、管管、北岛、舒婷、海子等诗人的佳作深受学生喜爱。

探求：诗歌需要爱诗的人来唤醒

目前高考不考诗歌写作，这似乎证明诗歌被排除在课内学习之外，“诗歌无用论”像空气中的灰尘，充斥于中学校园。对此天津杨村四中教师王彦明提出截然不同的观点。

“在我们学校有很多学生热爱诗歌，为此学校组织了一个《绿原》文学社。文学社里有很多孩子对诗歌抱有美好的期许。我自己带的班级里，也有很多喜欢诗歌的孩子，他们都把诗歌写在个人空间或者日记里。”

高考不考诗歌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现在诗歌教学的困境。在现有教育体制下，无论是高考语文全国卷，还是各省市的语文试卷都在作文题目的要求处，特别注明“诗歌除外”，而语文教材的设置上，高一的必修、高二的选修却又都涉及了诗歌，尤其是选修课，其中一本就是《中国现代诗歌散文欣赏》，本册教材一半的内容都是现代诗歌，而高考将诗歌“拒之门外”，这就让课程开展阻力重重。

王彦明说：“据我所知，部分学校的领导直接就将诗歌部分的教学删除，不列入教学计划。这样教师面对的不仅仅是学生的兴趣问题，更是教育本身的功利问题。我们回过头来看，其实这种现象最大的问题，实际却是出卷者与编教材者的矛盾，当然这里也涉及了高考与个人志趣的矛盾。语文教学最重要的办法也是最简单的办法，那就是听、说、读、写，诗歌兴趣的培养也要从这几个方面入手。”

对爱诗的学生，王彦明有独到的诗歌课程。除了阅读外，他让学生尝试安排诗歌演绎，让学生创设作者写作时的场景，让学生深入情景，体会作者的情思，进而关照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学生掌握了诗歌写作触发点，就可以再进一步尝试去写诗歌了。

“写作在诗歌教学中必不可少，每个人都有表达欲望，学生也有，教师多些鼓励，他们的小虚荣心可以得到满足。这样就可以触发他们的兴趣。”王彦明对诗歌的未来充满期冀。

（来源：天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