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语翻译家高莽：相遇“诗歌的月亮”阿赫马托娃

[古道澜沧]

高莽。1926年出生于哈尔滨，著名学者、翻译家、作家和文化文学评论家。长期从事苏俄文学研究、翻译、编辑工作和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曾任《世界文学》主编，主要译作有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阿赫马托娃等作家的诗文。又是一名优秀的画家，为中外许多国家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创作过肖像画。1997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授予他“友谊”勋章。

　　相遇“诗歌的月亮”阿赫马托娃

　　初夏的“老虎洞”有些闷热，必须开电风扇了。

　　“老虎洞”是翻译家高莽(乌兰汗)给居所起的名字，因为他和妻子同为1926年的“虎”。举目四壁，除了满架的书籍画册，就是虎头虎脑的玩偶、摆件、挂饰。有一年生日，好友华君武送来一幅画，特意画的也是两只烂漫可爱的老虎。

　　今年又是虎年，84岁的高莽勤奋甚于年轻人。在他的书桌上，铺开一叠写满诗行的稿纸，留有反复修改的“补丁”。记者凑近一看，一行标题映入眼帘——“梦中梦”。

　　这是“俄罗斯诗歌的月亮”安娜·阿赫马托娃的诗剧遗篇，老翻译家至今不舍得公布于世，好像要把这三四万字炼成金丹。

　　“出版社在等着，可是我还想斟酌推敲，力求完美。出于对阿赫马托娃的敬爱，不能乱来。”高莽说。

　　“让我隐瞒起我的一切：我的性别，我的年龄，

　　我的肤色，我的信仰，我出生的日子

　　总之可以隐瞒的一切。

　　可是又隐瞒不了——缺少才能

　　还缺少什么别的，至于其它嘛

　　都隐瞒起来吧。

　　……”

　　在轻轻的吟哦中，高莽讲述60年来与这位女诗人的曲折“译”缘，其中包含着他自己的酸甜人生的回顾。

　　批判中初识

　　“别人对我的赞美——不过是灰烬，

　　你对我的非难——也是嘉奖。”

　　(《二行诗》，1931)

　　1948年，东北已经解放，高莽在家乡哈尔滨市中苏友好协会工作，常常给当地报刊翻译些诗歌散文，写些介绍俄苏文学与艺术的文章。

　　一天，高莽接到一项工作，上级领导要求他把苏联领导人日丹诺夫所作的《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和联共(布)中央关于此报告的决议翻译出来。

　　翻译中，高莽读到了一些以前他从不知道的作家和艺术家的名字，其中有一位“安娜·阿赫马托娃”，受到的批评火力最为集中和猛烈。“一切难听的话都用上了，把这个女诗人骂得一塌糊涂。”

　　高莽把这些“难听的话”都照实翻了。“当时苏联所做的一切对我们都有指导意义，代表无可质疑的正确。这篇决议中对待文学艺术界的政策，对东北文艺界的影响非常大。”

　　高莽毫不怀疑，这位阿赫马托娃的人品道德败坏，她的诗歌也是堕落无耻的象征，如同决议所称，“给青年教育事业造成危害，不能为苏联文学界所容忍”。

　　这一时期，高莽已经翻译了根据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的话剧剧本《保尔·柯察金》。话剧在哈尔滨演出成功，扮演冬妮娅的女演员孙杰后来成为他的妻子。1950年，该剧本由孙维世导演，吴雪、金山和张瑞芳主演，在北京青艺剧场演出。这是新中国上演的第一台大型外国话剧。

　　新生活的图景徐徐展开，高莽先是离开哈尔滨到沈阳，调任东北中苏友好协会工作，1954年，他又被调到 (北京)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对外联络部。北京是祖国的首都，高莽向往的地方，中苏友好事业正处鼎盛时期，两国人员互访频繁，担任译员的高莽几乎年年随中苏友协总会派出的代表团出访，也接待过很多苏联客人。

　　缘悭一面

　　“种下一颗野蔷薇，纪念没有实现的会晤。”

　　(《野蔷薇开花了》，1956)

　　——“我曾有机会亲眼见到阿赫马托娃。”

　　那是在1954年的隆冬，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定于12月15日在克里姆林宫会议大厅举行。苏联各地作家代表和被邀请的各国作家代表陆续来到莫斯科。

　　高莽随同中国作家代表团抵达后得知，阿赫马托娃和他们住在同一幢楼里！

　　此时，由于斯大林去世，高压政策告一段落，一些作家开始恢复名誉，也包括多年不能发表作品、只能以译诗为生的阿赫马托娃。但她深居简出，不轻易露面，高莽并没有见到她。

　　“如果当时见到她本人，我也还是认为她是个很坏的女人，还是那个 ‘决议’中的阿赫马托娃。”高莽淡淡微笑着说。

　　许多年后，他怀着另外一种心情，译出一篇又一篇她的诗篇，用画笔勾勒出一张又一张她不同年龄时期的面容。

　　或许在高莽的记忆中，有虚拟出来的一幕：在那幢楼的某个转角，或某一段楼梯上，阿赫马托娃的背影滑过。她的心里充满了不为人知的滚烫诗句，人们看见的却是她孤独而瑟缩的身姿……

　　“忏悔之心”

　　“倘若有朝一日，在这个国家里，有人想为我把纪念碑树立，……在这里：在我伫立三百个钟点的地方建起来，当时他们就是不肯为我把门闩打开。”

　　(《安魂曲》，1940)

　　1966年3月5日清晨，阿赫马托娃因心肌梗塞辞别人间。

　　又过了快10年，一天，在北京图书馆，有位身材高大的中年男人在书架间搜寻着，一本美国出版的俄文原版《阿赫马托娃作品集》进入他的视野。霎时，记忆与现实的相遇，像撞击的燧石，擦出耀眼的火花。实际上，这是他第一次读到她的诗歌作品。

　　“看了之后，吓了我一跳。”初次捧读，高莽发现她完全不是联共(布)中央说的那样一种诗人。

　　这时的高莽，年近五十，刚刚从“黑色十年”中蹒跚走出。1962年，他调到《世界文学》杂志社，当了一名研究外国文学的编辑，和同仁们一起，向读者译介了为数不少的外国作家。“文革”开始，《世界文学》被停刊，编辑人员全部下放到“五七干校”，一直到 1976年，中国大地上很少听到外国文学的声音。

　　回顾“牛棚”生活，高莽说“我很荣幸，竟然和冯至、戈宝权、李健吾这样的大学者们生活了一段时间”。多年后，他写过一篇散文，名叫《难忘五七路》，“那条路泥泞难行。那条路上留下许多知识分子的脚印。有时，我闭上眼睛，还会看到一些学术界精英在那条路上跋涉的身影……”

　　泥泞的岁月中，高莽无法接触文学，但他重拾画笔，延续了给名人画肖像的爱好。在学生时代，他曾向列宾的学生、油画家克列缅季耶夫学过绘画，工作之后，他经常为作家和文艺界人士画速写，在观察和描绘中“画译”着艺术家的灵魂。领导与同事都知道他的爱好与才能，有几次，时任中苏友好协会领导的戈宝权在与客人谈话时有意为译员高莽留出一点“作画”时间来，满足他的心愿。

　　在干校里，高莽背着军宣队，以马克思、恩格斯生平回忆录为内容开始画马恩组画。回京后，他继续组画的创作，最后画成了57幅小型油画，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印了8万册，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这本“乌兰汗译高莽绘”(前者是他翻译用的笔名，后者是他绘画和写作署的本名)的画册，竟成了他在干校“思想改造”之余的一桩意外成果。

　　领略了黑色的幽默，见识了惨痛的荒唐，再次“重逢”阿赫马托娃，他心中涌起歉意。

　　高莽开始寻找真正的阿赫马托娃。

　　“她的生平很惨，前夫古米廖夫在20年代被处决，她和前夫生的儿子在1935-1940年几次被投入监狱。为了探视儿子，她在列宁格勒的监狱外排过17个月的队，见到了千千万万和她一样不幸的人民。《安魂曲》就取材于她的这段亲身经历。”

　　“她在自己的住处没有任何东西，也很少回去。随身带着只有一口旧箱子和一点手稿，辗转在一个朋友到另一个朋友家。这种状况下，她还是爱写诗，但写完，朗诵给朋友听之后，就立即焚毁，什么也不留下。有一本《被焚烧的诗集》是朋友们凭记忆替她保留下来的。”

　　“她早期的诗歌多是爱情题材，几代青年人在她的诗中谈情说爱。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她参加保卫后方的斗争，缝沙袋作路障，在楼前值班防空……她是乘最后一班飞机撤离列宁格勒的。”

　　“带着颗忏悔的心，我想为她做些什么。”高莽说，他产生了一个念头，恨不得把她的全集都翻译成中文，既是“道歉的表示”，也因为“喜欢她的诗”，“她的诗，看起来浅显易懂，实际上艺术造诣很深。继承了俄罗斯现实主义诗歌传统，还吸收了俄罗斯小说的表现手法，以及世界文学宝藏的营养。”

　　1991年，凝结着高莽千锤百炼心血的《爱——阿赫马托娃诗选》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本诗选不仅依据苏联作家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出版的《短诗与长诗》，译出诗人六本诗集、散载于报刊的诗和生前未发表手稿的内容，还增加了四篇阿赫马托娃写的散文和老作家科·楚科夫斯基的一篇回忆录。

　　回忆录中写道：“如今，她的名字成了我们语言学中最珍贵的名字之一。如果我们没有安娜·阿赫马托娃，我们会贫乏得多。”

独立之翻译

“你，进入我最后一个梦，”(剧本《序幕》选段)

高莽翻译过许多俄苏文学作家作品，但阿赫马托娃是他最放在心里的一位。每次去圣彼得堡，他都不辞路途颠沛，到西北郊的科马罗沃镇、女诗人埋骨之处，献上一束鲜花。

“有时，我到得挺早，可看到还有比我更早送到的鲜花放在墓前。我很感动，许多人在惦记着阿赫马托娃呢！”

　　后人在阿赫马托娃的遗物中，发现一个旧信封，里面有一些不分序列的长短稿片。

　　据考证，这是她在1943至1944年没有完成的剧本《序幕》，内容是女主人公(诗人兼演员)与“来自未来的客人”的散文体对话。1944年她回到列宁格勒时，把原稿全部销毁，至60年代，又想恢复此作，于是把记得的部分写了出来，题为《序幕，梦中梦》。

　　1989年是阿赫马托娃百岁冥诞之年，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到苏联本国，人们为女诗人举行了极为盛大的纪念活动。前苏联一本文学杂志的阿赫马托娃专号把“遗物”整理后刊登出来。

　　20年来，高莽仔细地研读这些“残片”，不下数百遍。

　　“如果没有对苏俄文艺界的深刻了解，就无法看懂。她大段地回忆过去，涉及大量活跃一时的作家、诗人、舞蹈家、音乐家和艺术作品中的人物。她没有写完，没有形成结构，诗的意境神奇梦幻，叙述的主线抽象多变，很难翻译。”

　　近两年，他开始着手翻译《梦中梦》，“基本翻完了，可是没时间加工”。他的翻译习惯是，第一遍完全“生译”，不看任何参考书和辞典，而后，开始浩大的精修工程，从一个词、一种语气、一个地名，到每一句译文结尾的最后一个字，都要反复挑选，以合乎“韵律”。

　　不达到自己能力的极限，他不愿意仓促献给读者。

　　在“译者前言”里，高莽常常不客气地批评自己“能力有限”，这不是一般的自谦，而是具体的坦白。他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斯捷尔纳克的散文体自传《人与事》的译作前言中写道：

　　“我担心一部重要的文学作品会被我的译文糟蹋了。帕斯捷尔纳克的文字对我来说过于艰深。于是我邀请老翻译家桴鸣来协助。两篇自传中，不少部分是论述音乐、绘画、诗歌和哲学的。宏论玄虚而又难以琢磨，思想跳跃幅度极大。我们二人都觉得跟不上作者的思维变化，所以对译文的理解与表达难免有不足之处。”

　　“帕斯捷尔纳克的句子结构一般来说都相当复杂，大套小，长套短，原作用词往往类似我国五四运动前的文字。他喜欢用词的古义、旧义而不是新意，又不追求文字的简练，相反，造句十分庞杂。在翻译过程中，我和桴鸣都想保持原文的风格，然而很难做到满意。桴鸣认为我的译文缺乏原文的艰涩和复杂性，用他的形象的话来说，‘帕斯捷尔纳克的文字如同我们吃的麻花，句子长，意思层次多，全都拧在一起。’原作中作者的主观感受很强，处处流露出纯主观观察事物的色彩，因此就出现了奇特的比喻，不寻常的修饰语，以及古怪的词组搭配。遇到这种情况时，我们还是尽量追随原文的用词，未敢擅自改动。……”

　　在译作《爱》的前言里，高莽同样写道：“阿赫马托娃十分讲究诗学。对每首诗，长期推敲，反复修改，不到满意不罢休。我在翻译中深感能力有限，难以表达她的创作中的全部艺术特色，包括诗的形式、韵律、音响，甚至辞组。好在国内还有几位同行也译过她的一些作品，可以相互补充对方的不足……”

　　“文学翻译很难，不仅流汗，还要倾入全部心血，还要有独立的思考。”高莽对记者说，翻译的年头愈久，他愈发感到“非常艰难”。

　　“裴多菲那句诗译，‘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是我最佩服和最欣赏的，译到这个份上，是我梦想中的境界。”

　　在俄罗斯，他看到李白的诗“8句中文翻成20几行俄文，变成一个故事了，让人失去遐想，全部堵死”。这引发他的思考：“不是一句俄语一句中文都对得上就是好的翻译，翻译不可能真的把一切原作的意思都表达出来。好的翻译就像重新创作一样，按原著的思路往下走，可以自由游走，但不能离开主线。”

　　退休后，高莽“一手画笔，一手译笔，自由痛快，酣畅淋漓”，而今随着步入老年，他不得不放慢了工作的脚步，但吟哦在嘴边的句子更加深沉、凝练、优美。

　　阿赫马托娃与“来自未来的客人”之一，她的中国译者，在梦一般的诗国里，轻声漫话。

　　(注：本文中所有引诗来自《爱——阿赫马托娃诗选》，乌兰汗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91年9月第1版)

　　左手画画 右手翻译

　　“文革”以后，高莽担任《世界文学》主编时期，有一位读者写来“抗议信”，质问编委会：“偌大的中国有那么多杰出的外国文学工作者，贵刊为何选择了一位画画的人当主编？”

　　高莽哑然失笑。当时，社会上正流行着“高莽绘”的《马克思恩格斯油画画传》和《外国名作家传》，难怪读者认定这是个“画画的”。误会已经产生，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自己编的刊物上配插图再也不署“高莽”，直到退休后。

　　至今，还有许多人不知道画画的高莽就是翻译的乌兰汗，翻译的乌兰汗就是画画的高莽。一次，在一列火车上，两个乘客吵了起来，一个说，乌兰汗是我们蒙古人，乌兰就是蒙语“红色”的意思，还能有假？另一个恰好是高莽的朋友，他急忙说，我认识乌兰汗，他是东北哈尔滨人，千真万确！

　　要问老先生，为什么搞出这么混乱的“双轨制”，他瞪大了顽童般的眼睛，显得很无辜，“我一生中究竟用过几个笔名，记都记不全了”。

　　其实哟，连“高莽”都不是他的本名。

　　初译屠格涅夫

　　解放前的哈尔滨，是一座各种势力渗透、各国侨民混居的大城市。10岁的宋玉楠入读位于南岗区花园街的基督教青年会学校，语文使用的是帝俄时代的俄语课本，英语课本则寄自美国，同学多为十月革命后流亡到哈尔滨的俄裔，中国人不多。

　　在这里，“宋玉楠”这个名字几乎消失了，同学们亲昵地以“四儿”来称呼他(在家排行老四)，语音一转，听上去像英文里的“Sir”(先生)，挺尊重。

　　少年时代留下无数美好的回忆：班上和睦的“联合国”气氛，每届毕业典礼后举办的“白色舞会”，为纪念普希金去世100周年举办的侨民集会，黄昏苍茫时南岗教堂的钟声，寒冬飘雪下东正教的圣诞夜，每年丁香花开时，俄罗斯同学领头去抢着找代表幸福的“五瓣的丁香花”……环境使然，少年对俄国文学的痴迷也越发加深，17岁那年，他以“雪客”为笔名在当地《大北新报》上发表了第一篇译文——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曾是多么美多么鲜的一些玫瑰……》。

　　“雪客”这个笔名，寄托着少年对家乡的眷恋。“哈(第三声)尔滨”，光是舌齿间轻轻发出这个声音，都让他感到“无比动听”。

　　从学校毕业后，年轻人来到《北光日报》做翻译，也编副刊，改名高莽。他用“小四”发表了一些译诗和漫画，用“肖儿”为笔名译来的苏联诗歌和歌词，还由音乐家刘炽配上曲，在哈尔滨大唱过一番。

　　一个人的座谈会

　　“哈尔滨那时候的情况，现在的年轻人都难以想象。”老先生回忆说，拜日本奴化教育“所赐”，人们讲的都是一种不中不外、东拼西凑的语言。

　　兴趣广泛又多才多艺的高莽渐渐对翻译产生了动摇。“敌伪统治时代，翻译官就是日本走狗。我不想当走狗，可是又放不下俄罗斯文学的魅力，陷入矛盾。”

　　“何焉”就成了这一时期他主要使用的笔名，像是不断地反问自己：这是何苦来哉？

　　这之外，“野婴”、“野炬”、“竹马”等都是他的笔名。1948年，戈宝权途经哈尔滨去苏联，他从地方报纸上搜集了一份俄文译者的名单，准备召开一个苏俄文学翻译座谈会。

　　高莽提前到达会场，看见身穿一套西装的戈宝权先生在会场走来走去，不时看表，“哈尔滨人怎么这么不守时间？”

　　“还有谁？”高莽怯怯地问。

　　戈宝权拿出名单，念了一遍，递给他看。

　　“这些人都到了……那名单上写的都是我的笔名……”他颤颤悠悠地对戈宝权说。

　　戈宝权大感意外，对这个才能突出的年轻人十分器重。在“一个人的座谈会”上，针对高莽的烦恼，他启发道：“看译的是什么作品，是为谁而译。”简单的几句话，马上解开了高莽心里的疙瘩。

　　从那之后，“何焉”消失了，一个新的笔名“乌兰汉”出现了。

　　“乌兰”是蒙语中红色的意思，“汉”是中国人的意思，“我想当一个红色的中国人”。

　　后来，高莽又把“汉”改为“汗”。“我想表明，翻译工作之难，需要付出很大心力，如同流血流汗。”

　　从此，他翻译的大部分文学作品，用的都是“乌兰汗”这个名字。其它还有“秀公”、“海子”、“谢桃”等……皆各有所本，有一段寄托，但随意性也较强，没有沿用下来。

　　两样都舍不得

　　画画是高莽的兴趣和天赋。“拿起笔，我就想画，有时候就像着了魔，不知不觉就画上了。”

　　过去的年代，画画给高莽带来了不少麻烦。画反对浪费的漫画，竟扩大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美术界第一宗大批判；一次群众集会上，顺手画了前面一位领导的后脑勺，会后被有关人员查问“是何用意”，吓得张口结舌；“文革”前，他在给旧同事的信里画了一只小鸟，“文革”期间，被军宣队怀疑是让对方潜入香港的“指示”……

　　劫后余生，他越画越起劲，恨不能把世界各国杰出文学家和自己见过的本国艺术家、作家都画一遍，配上画传。妻子对油画颜料过敏，他舍弃了油画，改用水墨，但技法还是“油画”的。“水墨画的讲究，一笔成形，我不是太拘泥，一笔不行再添一笔，看最终效果嘛！” 他很得意，自己善于抓“神”，不是“画”得像，是用画笔“译”得像。

　　“现在收录在翻译家词典里用的是乌兰汗，文学词典里用的是高莽。我想尝试，一个人是不是可以做两件不同的事情。其实我很清楚，如果舍弃任一样，我在另一样上的成就都会走得更远。但我两样都舍不得。所以，就这样吧，我很满意！”

　　许多年前，高莽有一次在苏联一家旅社里，发现房间里摆的一盆绿色植物，质洁姿美，十分喜爱。他拍成照片，寄回给女儿，让她代查，这植物叫什么名字？

　　女儿回信，写道，她问了搞植物研究的朋友，它名字叫做“绿梦”。

　　绿梦，多么美的名字。生性浪漫而热烈的高莽陶醉了。只是，又过了很多年，他不无失落地得知，原来“梦”乃“萝”字草写之误，人家真名叫绿萝。

　　“多美的误会啊。人生中充满这种误会。”高莽眼里满含笑意。


吴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