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岸 诗，让生命锦延

[周镇顼]

　　只要人类在呼吸，

　　眼睛看得见

　　我这诗就活着，

　　使你的生命绵延。

　　——出自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十八首，屠岸译于1948年

　　斗室铭◎屠岸

　　室不在大，有书则香。人不在名，唯德可仰。斯是斗室，唯吾独享。隶篆依次立，水墨笼三墙。谈笑有知己，往来无大亨。可以阅莎士，听萧邦。无声色犬马之累，无追名逐利之忙。京都老虎尾，海上缘缘堂。竖子云：彼此彼此！

　　■人物简介

　　屠岸，1923年生，江苏常州人。诗人、翻译家、出版家。曾任《戏剧报》常务编委兼编辑部主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等职。著作有：《屠岸十四行诗》、《诗爱者的自白》、《倾听人类灵魂的声音》等；译著有：惠特曼诗集《鼓声》、《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济慈诗选》等。2001年《济慈诗选》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

　　◎文/一未

　　“诗爱者、诗作者、诗译者”，这是屠岸的名片。

　　“生正逢时”，这是八旬屠岸认同的人生注解：“一个人能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历次政治运动、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生活经历如此丰富。”在他看来，自己这一代知识分子所遭受的苦难和感到的困惑，是空前的。

　　历练使人智慧，但屠岸自觉仍然不够聪明。“一方面，天性愚钝；一方面，迷信没有完全消除。”严文井晚年曾言：“我仅存一个愿望，我要在达到我的终点前多懂得一点真相，多听见一些真诚的声音。”屠岸深以为然，“经历如此丰富，真相依然若隐若现。”

　　■心中镌刻的诗文

　　1923年，屠岸出生在江苏常州，小学就读于瞿秋白曾就读的觅渡桥小学。“我的邻居是瞿家祠堂，瞿秋白曾经住过。”因为从母亲那里得到中国古典诗文的滋养，上初一时他就拿起笔来写出了第一首诗《北风》。大学念英文系的表兄推荐的《牛津英国诗选》和《英诗金库》等，激发了屠岸对英文诗的浓厚兴趣。

　　但上大学时，遂父亲之意，屠岸1942年至1946年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管理系，专业是铁道管理。他课余研习语音学，与外国教师对话练习英语，看原版英文影片。在写诗的同时也尝试译诗。他的第一部诗歌译作惠特曼的《鼓声》出版于1948年，是在哥哥和未婚妻的资助下自费出版的。选择惠特曼还有象征意义，美国的南北战争中，惠特曼支持北方的林肯，战争以北方胜利告终，屠岸以此来象征代表中国北方的延安、西柏坡将战胜代表南方的蒋介石的南京。

　　翻译出版我国第一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是在1950年。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和他最好的戏剧在文学史上是并列的，屠岸非常喜欢它们的含义深刻，韵律优美，但担心它们与当时的革命气氛不协调。胡风先生的话解除了他的顾虑：“文学作品是影响人的灵魂的东西，这样的作品不仅对今天的读者有用，对将来的读者也有用。”令屠岸感到欣慰的是，“文革”中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手抄本还在边疆的知识青年中流传。

　　从上世纪40年代起屠岸就对济慈的诗情有独钟，不仅因为济慈用美来抗衡社会的丑恶，与屠岸的价值观相吻合，而且由于济慈只活了25岁，22岁得了肺结核，屠岸也在22岁得了肺结核，这在当时是可怕的病，屠岸把济慈当作冥中知己，好像超越了时空在生命和诗情上相遇了。几十年来济慈的诗与他的灵魂相互交融，困难时读莎士比亚和济慈的诗成为支持他活下去的力量。“文革”时在“五七”干校，他和妻子一起背诵济慈的《夜莺颂》、《秋颂》驱逐心中的苦闷。所有的书被抄走了，但心中镌刻的诗文是抄不走的，这些作品他现在还能背诵。厚积而薄发，1997年出版的《济慈诗选》成为屠岸译诗生涯的高峰，并获得了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

　　■坚持着良知的底线

　　1946年2月，屠岸参加了共产党，属于地下组织。“组织上知道我喜欢文艺，就安排我在文艺部门工作。上海解放后，我到了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下属的文艺处，解放初一切都实行军管。1953年我奉调到北京，在中国戏剧家协会一直工作到文化大革命暴发。”

　　在中国戏剧家协会，屠岸任《戏剧报》编辑，田汉任社长。大鸣大放的时候，屠岸发表了反对“外行领导内行”的意见，加上自曝1945年时曾在一个文艺晚会上朗诵过“胡风分子”绿原的诗歌，结果他非常敬重的一位同志在全剧协的会上宣布：“想不到屠岸这么多问题。”后来，他被下放到离北京不远的郊区，但那一次他侥幸没被打成“右派”。

　　“应该是田汉保护我过关的。但‘文革’时，在他身上，我做过错事，譬如参加对田汉的批判。‘文革’前和‘文革’初期，我被迫对田汉做了两次批判发言，写批判文章，都是违心的。首先是奉命行事，但这不能辞其咎。当时自己也有认识上的误区，比如，怀疑田汉被捕后变节。有了这一层，似乎就可以为自己批判田汉找到心理上的避风港。但仅仅是怀疑，也不能消除不安。顺大流吧。”

　　在刚出版的自述《生正逢时》里，屠岸称：“我最看不起忘恩负义的人。为了自己的私利牺牲别人，最可耻。”但他坦承自己“有时不能抵住压力，维护真理”，尽管自己“并不是怕死的人，抗美援朝时，我第一个报名”，“我对坚持真理牺牲个人利益，甚至是牺牲生命的人，是很崇拜的。跟他们比，我像灰尘一样渺小。”对屠岸有恩的人，他不会忘记；有能力帮助别人时，他就帮。但他说：“对田汉，我负疚，无法补偿。”

　　“文革”中，屠岸也被打倒，“极端痛苦，惶恐，失眠，睡不着觉，一度想自杀，脖子都已伸进绳套，但想到孩子，未实行。”“我有过孤独，我觉得孤立无援，即将沉沦，任何人似乎都无法援手……那是处于政治运动中的惶惑和恐惧。我是软弱的，但有韧性，就像钢条是弯的，压力去掉，会弹回来。抑郁，一般就是因为相信的东西崩塌了。但我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并没有放弃。”

　　回顾一生，虽然在运动中浮沉，屠岸认为自己还是坚持着良知的底线。“说过错话，做过错事，有的主观上还认为是对的，有的则是违心的。但总的方面，大的方面，对得起自己的良知。”

　　女儿章建，现在常和父亲屠岸探讨历史和现实、宇宙和人生。21世纪来临时，她对父亲说：“21世纪来临了，世界应该比20世纪更加进步，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恐怖活动、灾难、战争？”屠岸说：“把理想社会看成是绝对美好，没有矛盾，那就是乌托邦，是不存在的。人从兽变来，所以人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人的天性中有善也有恶。人类是既聪明又愚蠢的。有错才有对，有坏才有好。善与恶的斗争永不休止，但应该有信心，在曲折前进的道路上，善会逐渐占上风。”

　　■诗是我的宗教

　　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期间，因为“文革”，“诗作者、诗译者”的屠岸，基本上不复存在。但“诗爱者”的屠岸，是永远的。

　　《生正逢时》中，屠岸如是说：“我的精神寄托是诗歌。但几十年，被隔绝，在干校时期，是靠背诵古诗和外国诗歌活下去的。我写诗，是为了表达我真实的感情。我最讨嫌虚假。我没有加入任何宗教，但诗是我的宗教，或者说艺术是我的宗教。”

　　在《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本中，洪子诚、刘登翰说，屠岸是执著的“美”的不懈追求者；细心且有耐性地去发现事物中的美、圣洁、欢愉。直到晚年，屠岸的诗也仍然保持着年轻的心态，一种不做作的诚挚的童心。

　　“走路不如以前，过去一出门，走很快，现在三五快步，就气喘，只好放慢。我来了点阿Q，心想，我走得慢了，总比蜗牛快，总比蚂蚁快。”这是八旬屠岸的“儿童心态”。

　　儿子问屠岸：“爸，这辈子您当了诗人，下辈子您还想当什么呢？”屠岸回答：“如果有来世，下辈子我要当植物学家，或者画家。”儿子接着发问：“如果下辈子变动物呢？”父亲说：“当一只小鸟。”

　　屠岸一生喜欢孩子和小动物。据屠岸子女透露，老先生出门怕踩到蚂蚁，不愿伤害任何小动物；当了外公后，每天晚上，都要到孩子床前，亲吻孩子的额头，和孩子说说话。

　　屠岸很少严厉批评子女，但也有例外。儿子蒋宇平是在苏州奶奶家吃一位奶妈的奶长大的，虽然对哺育过自己的奶妈不曾有任何印象，但屠岸要儿子记住奶妈的名字，并且不止一次问起。有时儿子记不起来，屠岸就大为不满，少见地严肃批评儿子，并要他懂得感恩。

　　还有一次儿子因为要赶火车，顺路搭了一小段父亲的车，急急忙忙，下车后没向司机致谢。之后家里开会，“主题”是教育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要懂得尊敬每一个人。

　　女儿章建透露，“我们家现在住的还是48年前文联分给我们的80多平方米的老房子。”人文社曾给屠岸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平房，是承租的，女儿建议父亲向社里申请把平房换成一居室的楼房。父亲说，“现在社里的事业要发展，吸收大学毕业生到社里来工作没有房子就会不安心，社里的房子现在很紧张，咱们就不提了。”

　　屠岸称，自己“感觉到写诗的冲动，始终存在，没有退潮”。只不过，如今激情的诗少，沉思的诗多。“不是永远不再有激情。只是激情是做不出来的。有时候是一种温情，水到渠成。硬去索取，是不行的，思路到那里会慢慢出现。”

　　如今，屠岸每天七八点就起来，下午阅读，晚上写信，“基本上来信必复，唯恐欠了别人的”；每天工作七小时以上，比年轻人还投入，子女劝他歇歇，他总是说：“工作就是休息。”尽管如此，即便已经上床入睡，但只要有思维未断，忽然觉得有用，他就又立刻起床开灯把所思记下备忘，成为诗的“储备材料”。每有所得，几乎狂叫出声，手舞足蹈。他称自己“一点也没有耄耋老人应有的‘规矩’”。

　　最近，他还有诗作发表：新闻“上海虹口第三中心小学36个女孩子因为世博到洛杉矶进行轮滑表演”，激起屠岸的灵感，诗歌杂志《星河》上将有一篇《上海·洛杉矶》；“低碳”时代，屠岸写了首《全球的主题》，让这个“全球的主题”多了中国诗人的声音。

　　谈及未来，屠岸说：“继续向前，一头撞去！绝不气馁，绝不回头！”

　　■出版物一定得有个底线

　　写诗与译诗，其实只是屠岸这辈子的“业余爱好”。他的“正业”，是出版人。

　　早在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屠岸就颇有“编辑意识”。“我在学校里编墙报，在墙报上写‘请各界批评’。一位老师就讽刺我：‘各界？你要什么界啊？军界？政界？商界？’”

　　大学休学后，屠岸曾和诗友们编油印诗刊《野火》。1949年后，他编辑过《戏曲报》、《剧本》月刊和《戏剧报》。1973年，从“干校”归来的他，奉命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对这份工作之满意，屠岸用“捡到了天上掉下的馅饼”来形容。

　　他最初被分到现代文学编辑室，负责编辑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那个时候做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但也没有办法。那时主流意识形态就是‘四人帮’的文学观，一定要写两个阶级的斗争，或者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主要的正面人物是要高大全的。你只能按照这个规律要求作者去修改，修改好后符合要求的才能出版。我们还是要从来稿中发现一些好的苗子，但往往有这样一种情况，来稿很有生活，但是不能出版。”

　　1978年之后，出版环境改变了。屠岸 1979年6月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1983年出任总编辑，1987年11月离休。据他回忆，当年“我们每年都开选题会，让编辑了解作家动向，了解全国有多少作家在写什么东西。我们在当代文学方面设立小说南组、小说北组、诗歌散文组、理论评论组、少儿组等几个部分，编辑们经常要出差到全国去登门拜访一些作家，了解他们在写些什么东西。每个编辑都有一个名单，而且要不断增加。他们要到全国去跑，去发现情况，发现苗子。”在他看来，“编辑不能坐在屋子里等人家送来稿子，必须登门求教”。

　　上世纪70年代末，两岸形势有变化。人民文学出版社打破了大半个世纪以来大陆文学与台湾文学之间的坚冰，率先于1979年出版台湾散文选，1980年出版台湾诗选，随即推出台湾小说选，在出版界掀起了台湾作品的出版热潮。在屠岸参与的项目里，还包括《鲁迅全集》的出版、《金瓶梅》的公开出版，《围城》继1946年出版后于1983年的再版。现在谈起自己把握终审权、签字付印的《围城》，屠岸称： “《围城》对人性的开掘很深，对现实生活的开掘很深，但是少一点亮色。”

　　屠岸称，在艺术上，他对毛主席说过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甚为推崇。“但我们真正要做到百家争鸣，作品主要得看艺术质量。”谈及当下的出版业，屠岸称，“出版物一定得有个底线。最理想的当然是出好作品，但可能难免会有一些无益无害的作品得出，可以考虑少出，有害的坚决不出。”

　　“我一辈子都是一名编辑。”屠岸说。从2003年起，他和傅天虹共同担任《当代诗坛》的主编，直至2005年；同时他还担任“中外现代诗名家集萃”（汉英双语）的编审工作，主编《夕照诗丛》。现在，他正在和女儿合作英汉诗歌精选本。

　　作为编辑，屠岸遗憾地看到，现在报纸副刊也不登诗歌了。但他并未盲目悲观。“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办了《星河》和《中国诗歌》两个大型诗刊。现在还是有一批相当不错的诗人的。”他总是力所能及地帮助诗坛上真诚的跋涉者——年过五旬、热爱诗歌也有天分的农民郑成美，就是在他的帮助下，有了自己第一本诗集，屠岸亲自写序。

　　对诗歌“被边缘化”，屠岸有自己的理解：“新诗读者越来越少，与诗歌放弃了对真、善、美的追求有关。诗歌求变，是对的，但盲目颠覆崇高、颠覆传统是不合适的。回顾诗歌的历史，变是常态。但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真、善、美’，一些‘伪诗’，把诗的名声搞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