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挨饿诗人何路：活着，并依然“死磕”

[老民]

第二十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于4月24日在成都隆重开幕,曾做客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诗歌唐朝》的莫砺锋教授，专程来蓉为其新作《莫砺锋说唐诗》进行签售，而在宋庄，一个叫何路的诗人，坚守17年与诗为伴，却险些饿死病死在家里。贫病交加的“何路现象”由此引发网上大战，有人认为没有生存能力的人可耻，而也有人认为，艺术家还是清贫的好。

何路的“客厅”冷得像个冰窖

一张宽大的床板被当成桌子，上面残留着他日常生活的大部分痕迹。一瓶已经被冻得凝固的食用油，粘着辣椒、很久没刷过的饭碗，两个半鸡蛋壳，以及3把挂面。剩菜已经看不出本来面目，这都是朋友们在饭店吃饭时为他打包的剩菜，有的“已经有两个星期”。

这是距离北京市中心29.9公里的宋庄辛店村。何路，诗人何路，就住在这里。

他花白的头发耷拉在脸上，“胡子乱七八糟，一脸愁容”。这个诗人每天的生活就是睡觉，喝酒。有时会有客人敲响他绿色的铁门，如果听不见主人回应，就从门上一个窟窿中伸手进去拉开门插，“反正这儿也没有值钱东西”。

这里没有电视、空调、电冰箱、衣橱或灶台。何路有时会在院子里散散步，从刚刚化冻的水坑里捡出一张湿嗒嗒的一角钱纸币和4枚同等面额的硬币，小心翼翼地攥在手里说：“我现在有钱了，这5毛钱掉在地上好几天我都没捡。过去，5毛钱可是个大数目。”

在这个房价飞涨的年代，他因为诗歌而贫穷，因为贫穷而饥饿。何路自称已经为诗歌坚守了17年，而其中的16年，他都在挨饿。

诗人病危

从一年前开始，诗人何路暂时不用挨饿了。

转折发生在2009年2月14日。那一天，已经发烧了十几天的何路倒在自己住的出租屋里。起初，他以为是感冒“过两天就会好”。等他已经连续几天躺在床上，心想着“这次可能要交命了”时，他也没有向其他人呼救。在西方情人节这天，衰弱的病人被前来探访的朋友发现，并送进了北京市通州潞河医院重症监护病房急救。很快，由于呼吸衰竭，医生下达了《病危通知书》。

一群挤在病房外的艺术家勉强凑够了住院费，但医生告诉他们，这个病每天的花费都在5000元到10000元之间。“搞艺术的都很穷，很多人立刻就傻掉了。”画家胡月朋还记得当时的情景。

那时，何路的全部积蓄只有藏在床板下面的400元钱。

如果不是身患重病，400元对他来说是一笔很大的钱。打开他的“账本”，你会发现一个诗人不得不这样精打细算自己的生活：“吃：米10斤10元，面5斤5元。菜金20元，油盐作料10元……吃饭吃个不饿就行。”

再往下翻：“酒是少不得的，一撮虾皮下酒，一碗热汤面殿后，常吃得我意气风发横冲直撞。我怎能逃得过醉？酒钱10元。2.5元一斤的散装白酒够我每晚小酌。”当然，除了吃喝，他还不忘给自己留下“10元烟钱，10元赌资。”结果，100元可以过一个月。

有时，就连剩饭剩菜也没有，何路只好练习“辟谷术”。据说，他可以在长达20天的时间里只喝清水，不吃食物，把自己的身体完全封闭起来。

抢救诗人

抢救一个穷诗人的行动立即开始。何路病危当晚，胡月朋就把文章《死磕派诗人倒下啦》发布在自己的博客上。

文章里，他这样形容何路：“绝无仅有的‘死磕派诗人’。从圆明园画家村一路到宋庄，仍在携诗走天涯。50几岁的人啦，一提起他的诗，顿时目光炯炯。”

这篇文章开始在网上传播的同时，已经与何路失去联系10多年的卧夫也听说了这个消息。与何路不同，卧夫已经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当卧夫在十几年后再一次看到躺倒在病床、脑袋上裹着一块毛巾的何路时，心里觉得“很凄凉”。“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每天都在大吃大喝、灯红酒绿，他的生活怎么却连一点起色都没有？”

不过，何路，如今面对着只靠坚持无法战胜的困难。胡月朋想到了向宋庄艺术促进会求助。这其实是一个社会团体，胡月朋向促进会求助后的半个小时，他得来了一个几近完美的答复：“凡是老何花的费用，我们都预先垫支。”

宋庄的艺术家们两次为何路举行义演，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就发生在这群同样贫穷的艺术家中。一个艺术家第一天向工作人员捐出了200元钱。第二天，他又打电话给这名工作人员：“我还想再捐2000元，但我没钱了，你能不能借我2000元？”

就连宋庄区内小饭店里的服务员和理发店里的发型师都来捐款。很快，捐款的总额达到89688元。这个年过半百的诗人慢慢康复了，他有气无力地说：“感谢所有关注我的朋友。”

“一个人没有生存能力是可耻的”

当为“诗人何路”呼救的声音在网络上传递时，有人要求看到何路的诗，借以证明他“到底有没有料”。但他发现，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连网络上也没有何路作品的任何影子。

“我无法提供他的作品，我也无法证明他的身份。但他的确是一位真诚的诗人。”何路的一个朋友无奈地说。此前，何路不会上网，甚至不会打字，他的作品都一笔一画地写在厚厚的笔记本上。更何况，他的诗在诗人圈子里，也没有什么名气，一些诗歌评论家甚至就没有听说过他。

有网友说：“一个人没有生存能力是可耻的，我讨厌听到‘艺术家很饿’，那是一种逃避和堕落，比吸毒和犯罪还罪孽深重。”

有个网友讲述了他遇到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家伙”的故事。“我问他：能养活老婆孩儿么？他说，不能。我又问他：能养活自己么？他也摇头。我就泄气了。不要说艺术作为职业存在，就算一个人，一个自立不寄生的社会分子，也不合格。”这名网友质疑：“艺术家是特殊群体么？”

“为艺术而艺术的家伙”越来越少了，但何路正是其中之一，他“质疑劳动的价值”。一个漂亮的女诗人坦承“不喜欢何路这种不劳而获的状态”。但也是这个女诗人，驾车66公里来找何路喝酒，只因为“喜欢他们够纯粹”。

穷困潦倒的诗人

这个重庆男人并不是一个天生就擅长挨饿的人。至少在年轻的时候，他曾经做过火锅店老板、记者，而且还拥有“几十万元的家财”。

这一切延续到他带着采访任务来到坐落在圆明园废墟附近的“圆明园画家村”。这个特殊村落的历史起源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一些毕业于北京艺术院校的年轻画家，放弃国家分配，以“盲流”的身份聚集到画家村。

2007年，何路来到宋庄。这里被视为圆明园画家村之后的第二个乌托邦，据说，这里有“疑似艺术家”4000多人，其中“疑似诗人”100多个，最近由于朝阳区的艺术区拆迁，“又多了1000多个艺术家”。

和以往不同的是，画家们不再矜持了，“把画像大白菜一样摆在街道两边”。反倒是诗人何路，一直把饥饿的传统继续了下来。

“写诗写得再好也不足以谋生”

事实上，诗人已经不像过去那么流行了。过去，有人调侃说，在北京扔一个馒头能砸到3个诗人，但现在，同样一个馒头，砸到的可能是老板或农民工。

大多数诗人也不再忍饥挨饿。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教授、小说家或者房地产老板。如今，人们已经很难再遇到布罗茨基式的人物，可是在宋庄辛店村的这个农家小院里，你可以同时碰到两个——何路，和他的室友曾德旷。

和何路在同一个院子里挨饿的曾德旷，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小有名气。他因为诗歌而被称为“顾城的接班人”。

“他经常蹭饭，不惹人厌，但惹人烦。”人们解释说。

他“很有才气”，曾经写下“清瘦的甲骨文在薄荷的香气中洗手／哽咽的珍珠，从大地的蚌壳中飞升”这样浪漫的词句。但“在他脸上可看不到任何唯美和纯真的表情”。文学杂志《芙蓉》的编辑们记得，这个黑瘦矮小的人总是在走廊里来回走，嘴里嘟囔着，“他们不会发我的诗，他们不会发我的诗。”他常常呈现“饿殍状态”，困了就和门卫挤在一块睡觉，或者干脆睡在杂志社走廊里。

去年西安一次笔会的开幕式上，曾德旷上台朗诵了自己的诗，当即被观众们追为偶像。

曾德旷想赚钱。他的诗集《经过多年以后》出版后，他将这本定价15元钱的诗集卖到100元一本，后来又抬到300元一本，最后“竟然还真卖出去了两本”。这样的好事不常出现。

这时，距离他成名已有15年,他却从来没有过上安定的生活。这名“顾城接班人”毫不掩饰自己对他人资助的渴望。他总是一直重复这句话：“我就是一个寄生虫。”

他羡慕大诗人里尔克，里尔克曾经被贵妇资助，有地方住，有一些钱过简单的生活。他幻想自己也会有同样的幸运，但这不现实，“中国诗人的地位太低贱了”。

2010年3月20日，他与何路共同承租的这座小院即将到期，他决定回家，“再也不回北京了，也不写诗了。我不想再这样混下去了。宋庄不能给我希望”。

不过，何路还会留在这里，曾德旷觉得，这“或许是因为他在这能找到希望”。

一无所有的大人物

其实，自从何路病愈出院，他就已经成为宋庄的“明星”。“在床上躺了一个月，起来时就已经名满天下了，”他的朋友担心，“会不会像范进似的。”

一名叫赵庆的诗人甚至因为何路的存在而定居宋庄。当然，和经常填不饱肚子的何路不同，赵庆曾经旅居美国，是个商人。

“没有何路的宋庄终将是平庸的宋庄。”赵庆说。

最初，在每月一次的“行为艺术活动日”里，他第一次看到大病初愈的何路，“一个老头儿，静静地蹲在墙角，看起来和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随着进一步的交流，赵庆逐渐发现，这个老头儿和村子里许多梦想着“成功”的艺术家不同，“他心中没有贪欲、没有恐惧，这是个一无所有的大人物”。

“我不是只从文学上去理解他，我是从精神上去欣赏他。”何路因此有了新的粉丝。赵庆觉得，真正能承载宋庄精神的就剩下何路了，“他将是宋庄的绝响”。于是他决定，将来还要每月供给何路三四百元钱，“不多，就相当于低保的钱”。

何路不想让外界只知道自己的贫穷，他更希望让这些关注者知道自己究竟写了些什么。于是，赵庆又帮了他的忙，自费将何路的诗歌和小说结集付印，编成255页的《何路文选》。在此之前，2009年年末，这些作品因为包括过多“性和暴力”的词汇和语句，找不到正规的书商出版。作者本人将此书的售价定为100元，“不算高也不算低”，尽管他也想过，如果像曾德旷的诗集定价300元一本，说不定“价钱越高，卖得越多。”

在“新书发布会”现场，售书136本。赵庆将7800元用于他创立的“边缘之边艺术资金”，这是一个旨在资助艺术家的基金项目。并将另外 6800元给了何路，“多少年了，我都没见过这么多钱”，但激动之余，他“又数了4000元钱给赵庆，也放在艺术基金里，去帮助其他人。”

人们终于可以看到这位“死磕派诗人”的作品了。有些读者将他封为“大师”，但他周围的一些艺术家朋友并不这么看，有人说“行文比较粗糙，文字造诣不高”。

活着，并依然“死磕”

因为那一场大病，诗人何路无意中被许多人当成了“宋庄的精神指标”。

迄今为止，诗人何路看上去并没有太大改变，不过，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容易挨饿，也会有更多的朋友来敲响他小院外的绿色铁门，在他那冰冷的如同地窖一般的“客厅”里喝酒、聊天。

今天所能找到的，只有一篇他的感谢信：“……何路一条烂命，竟引得如此兴师动众，我深感幸运也忐忑不安。这些温情厚意将伴随我终身。从此，何路不再是以前那个何路。

他表示，自己不愿意被那些虚无的感谢束缚住，但人们始终对这个曾经“接受过帮助的人”表示关注。就在这个冬天，他又进行了一场自发的行为艺术，“光着屁股在雪地里打滚”。

照片被迅速传到网上。谁知，过了不久，一个因出于对募款发起者“胡月朋的信任和对老何的同情”捐过300元的网友挺生气。“不久前你差点呜呼哀哉，挺大岁数了你怎么就这么不知道好歹！你身体好大家都高兴，你光屁股在雪地里撒欢就是不珍惜大家对你的祝福。”

他强烈要求：“老何，你退回我那三百块钱！”同时，他给这笔款项制订了详细的规划，“我听说家住宋庄在美院读书的一位小女孩病重，治疗费用很高，请胡月朋转交小女孩家人。如无法联系，就请胡拿此钱跟哥几个吃一顿，名单有：钟天兵、杨小兵、尹昆、邝老五、片山、马野。有的人名一时想不起来了，请胡自行决定。吃饭时别叫我，我一到宋庄就头疼。另，吃饭时不要叫上何路”。

“你看吧，这就是拯救一个诗人带来的影响，都快过去一年了，一切仍然没有结束。”胡月朋说。

《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