帽子的隐喻 宋烈毅

[陈白煜]

很多人都看到了顾城的帽子，但很多人都没怎么注意顾城的帽子。顾城总是戴着着他那高而古怪的帽子出现在各式各样的相片里，让人感到他远远地伫立在另外的一个世界里。无论顾城是活着，还是死了，他都戴着他那怪异的帽子冷冷地站在另外的一个世界里。另外的一个世界，顾城的世界。有一个诗人的顾城，还有一个爱做帽子的精通裁缝活的顾城。这些用各种裤腿制成的帽子看上去非常结实、暖和，它们可以保持诗人顾城不受打扰地生活在另外的世界里。这些帽子构成了一道地平线，一个边界。

诗人在很多人看来是有怪癖的人，或者不正常的人，但往往凭借着这些，诗人则成为诗人。诗人是有特征的人。当然是逐渐地有了体貌特征，顾城也不例外。“在中国的时候，我确实不敢公开戴这样的帽子。只有一次，我戴着这样的帽子上街，引得满街的女孩子都对我笑，使我很得意。”（《无目的的我——顾城访谈录》） ——那时的顾城仅仅只敢在房间里戴着自己做的独特的帽子，但后来渐渐不同了，顾城无论在什么场合都愿意戴着他得意的帽子，尽管这些帽子仍旧会惹来别人的讥笑，但作为一个诗人的顾城已经顾不了许多了：“当我完全不在意这个世界对我的看法时，我就戴着这顶帽子，也就是说，我做我想做的事情”。（《无目的的我 ——顾城访谈录》）——当诗人顾城这样说并且这样做时，我们知道，诗人身上的另一个“我”复活了，这个“我”是诗人的另一个主体，他始终在一个人身上厮杀、反抗，从童年就已经开始：“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我想涂去一切不幸/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一个被幻想妈妈宠坏的孩子/我任性。”（顾城：《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这些帽子给诗人顾城带来了安全感，也成了诗人顾城独有的标志。当然，这个世界上戴帽子的人很多，可是你们敢像顾城那样将一截裤腿剪下来戴在头上吗？

这帽子先是顾城的一个家，给他带来了安全感和温暖，后来就演变成了一个孤岛，给他带来了绝望。这帽子是一个边界，永远是一个边界。谁敢跨过它？

还有一顶帽子藏在贝克特的戏剧里，它是三个人在舞台上玩着无聊游戏的道具：“爱斯特拉冈接过弗拉季米尔的帽子。弗拉季米尔把戴在头上的幸运儿的帽子整了整。爱斯特拉冈戴上弗拉季米尔的帽子，把自己的帽子脱下，递给弗拉季米尔。弗拉季米尔接过爱斯特拉冈的帽子。爱斯特拉冈把戴在头上的弗拉季米尔的帽子整了整。弗拉季米尔戴上爱斯特拉冈的帽子，把幸运儿的帽子脱下，递给爱斯特拉冈。爱斯特拉冈接过幸运儿的帽子……”（贝克特《等待戈多》）也许再没有别的帽子比贝克特的更具荒诞感的了，这些帽子是虚无的代名词，它们可以永远地在人们的头上传来传去，毫无意义，永无休止。这个呆滞而重复的传帽子的游戏主题充斥着贝克特的所有作品，它在不断地启示我们：人活着是荒诞的，世界也是荒诞的。因此，在荒诞戏剧《等待戈多》中，“腻烦”是真正的主题，“‘戈多’是谁”这个问题已无须问起，等待戈多就是让人们处于一种时间的折磨和“腻烦”之中。

帽子这件饰物一旦从人的头顶上摘下来，便呈现出其“空洞”和“空无一物”的特征。当一只帽子被反置过来，我们可以说“鸟巢一样的帽子”，但没有真正的一只鸟来此栖居。在魔术师的手中，帽子里可以飞出鸽子、气球、鲜花诸物，帽子里可以“变”出东西，正在于帽子的“空洞”属性，但这“空洞”也许是一种“有”，而非“无”。“帽子”在《等待戈多》中传递着，成为一个有用的“消遣”，戏剧中的人物赖此战胜时间的虚无。

我们有时对于衣物的依恋甚于自己的肉体，我们无法不被一些衣物包裹着向人生之路的尽头走去。甚至裹尸布也将是最后的衣物。帽子不“包裹”我们，帽子罩住我们，在帽子下面，是一张张面孔，是打了结的领带，拉链，勒紧的裤腰带。帽子不能够完全遮住我们，帽子在我们身体的边缘，对于一个死者也是这样。“我记得一个梦：一个十岁的男孩，站在池塘边上，头上戴着一顶黑礼帽。他投了水。他们把已经淹死了的他捞上来。他头上仍然戴着那顶黑礼帽。”（米兰·昆德拉：《六十三个词》）——这是一顶打着死亡标记的帽子，一个小说家眼里的“魔物”。

在我看来，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活在别处》可以看作是一部关于一个诗人对于衣物的认识史，小说中那些关于一个年轻诗人在种种衣物前的难堪和惊惶的描写令人心酸：“雅罗米尔到红头发姑娘的住处去过许多次，我们想会议其中的一次，那次姑娘穿着一件前面有一排白色大纽扣的衣服。雅罗米尔试图把这些纽扣解开；姑娘大笑起来，因为它们不过是用来作装饰的。”“他摸到她裙子边上的拉链，把它拉开。这可怜的家伙对裙子挂钩一无所知，有好几分钟他徒劳地想把裙子拉到姑娘的臀部……。”这是一部没有“帽子”出现的小说，在复杂的衣物面前的窘困，成为一个人成长史中的虚弱的部分。

相对于我们身上繁缛的衣服而言，帽子的简洁犹如一个标点，一个符号。

萨尔瓦多·达利，这个超现实主义画家，他以他的一副充满怪诞感的油画《记忆的永恒》吸引了人们的关注，和他画中的“软钟”一样，他的言行也是同样的荒诞不经，他曾经说过一个达达主义的话题：“帽子决定戴帽人的性欲。男人的帽子有折痕：他家女人的性器官便超常的好。”（萨尔瓦多·达利：《达利谈话录》）达利的话可信吗？实际上谁也没有相信过达利的话，只不过这些新鲜而刺激人的“达利式”的口号和标语给达利带来了更大的声誉。在我看来，萨尔瓦多·达利的一生生活在各式各样的古怪符号里，当他穿着一身潜水服出现在一次公众聚会上时，他成为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标记：“1936年在伦敦，他穿了一身深海潜水服作了一次演讲，这身潜水服差点没让他窒息而死。”（罗伯特·迪斯查勒斯：《萨尔瓦多·达利》）我们不能不去猜想萨尔瓦多·达利这个热衷于出风头的家伙的家中，一定有着一个收集各式各样的帽子的储藏室，并且那些帽子有着很多的折痕。当世界说“是”的时候，萨尔瓦多·达利说“不”，“坚决不”，在马德里美术学院学习的时候，萨尔瓦多·达利并没有按照教授规定的那样认真地照圣母雕像写生，而是精确地画了一台秤，请听他大胆地对教授所说的话吧：“您可能同大家一样看到一位圣母，然而我看到的却是一台秤！”（萨尔瓦多·达利：《达利自传》）我们无法想象萨尔瓦多·达利如果照一顶帽子写生，他画出来的会是什么，但那一定是性欲的象征。

最后，我以我的一首题为《帽子》的诗结束这一切：他决定戴着帽子去旅行/一路上他将看见陌生的街景/他的手提箱装满了各式各样的道具/他决定去做一个值得怀疑的人/一路上他将遇见起火的照相机/尖叫的母猫/拖着影子的火车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