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发星７问 柳冬妩

[陈白煜]

发星7问

1、冬妩先生，最初注意到你是从你发在《打工诗人》第一期上的《试用》(组诗)，后来便是看见你整版整版有关“打工诗歌”的解析、评价…从那时起，我就相信“柳冬妩”——是中国“打工诗歌”的第一吹鼓手。因为你吹得如此真情，如此可泣，如此感性。“打工诗歌”因为有你扩大了它诗歌以外的价值范围，特别是近年你在《读书》上的两次出击，更让国人清楚地认识到“打工诗歌”的价值以及延伸意义。近日，又从著名诗歌评论家徐敬亚的一篇有关“打工诗歌”评价的文章中知道你已写下18万余字的打工文论。更是在吃惊的同时，庆幸中国打工诗有你这样的理论家。我认为，“打工诗歌”的第一期黄金期已经过去[第一黄金期划定应为：《打工诗报》创刊号(2001年5月31日)至第5期(2002年11月1日)](这个时期的这要代表诗人是张守刚、罗德远、徐非、柳冬妩、许强、沈岳明、曾文广、许岚、任明友、郑小琼……)。最辉煌的主媒推动是以你发在《读书》的两文与2005年12月，郑小琼参加由诗刊社办的“青春诗会”上关于“打工诗歌”的热烈讨论。现在打工诗人们要做的是静下心来整理、编辑一本集史料、评价、代表诗人作品等的较全面展示打工诗歌写作的《中国当代打工诗人作品选》。然后根据已有的文本以及影响，从中梳理、建立“中国打工诗歌诗学”，在写作方法、方式、语言表述等各方面进行归纳总结，以使“打工诗歌”有阶段、有步骤的建设，迎来“第二、第三黄金期”。对以上的问题，你认为有无必要？你怎样看？

2、对于“打工诗歌”这个名称，我认为称“打工史实诗歌”更贴切与反映它的价值性。史实，是因为它记录了中国历史变革过程中整个“打工人”的心灵、生活、艰辛、血泪史。首先它是真实，带历史场景的，其次才是艺术的载体与记录。由于“打工群落”大都来自乡村，“打工诗”的写作有时又是一种乡村文明的根延、依托、矛盾、纠结、幻梦等。这是中国打工诗的独特之处。所以考察“打工诗”及“打工诗人”，必须考察他们所背靠的文化根系。这又回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碰撞与建设上来，这是一个文明体系的大问题。而由于“打工人”文化程度的参差不齐，使他们的诗歌在“打工诗”内部，有相互模仿与抄袭的现象与问题发生。这便制约着写作深度以及题材的开进与拓宽。所以必须要有清晰的“打工诗歌理论家”，如你一样，在写作方向上给予指正、导引、避免出现更多雷同的题材、写作内容，以使更多“打工诗人们”汇聚进来，在这个“打工诗歌精神家园”中得以提升。当然，僵硬的方向指正是行不通的，正像真正的诗人是教育培养不出来的一样，需要在采取方式上有一个大的人文关怀与温馨环境。从这点上看，近年郑小琼的崛起，除自身才气、环境因素外，主要还是与四川民刊《独立》及其它一些有个性民间诗人们的密切交往有关。志同道合的朋友有相互影响的作用，但与外界有个性、血性的诗人交往，将获得更多混血文化的碰撞与激活，这是书本上不易得到的东西。对以上的问题你怎样看！

3、“后打工时代”已经来临(即从近年珠海及周边地区的“民工荒”现象引发“打工人”自己认定价值的觉醒以及“为民工讨要工资” “为民工拟定民工法”等国家政策的修正、实施等，整个“打工状况”已局部逃离或渐渐逃离“粗放”“原始剥削”“无人性”“罪恶”等“黑暗”场景)。打工的范围已从密集的广东，向上海、江浙、山东、北京、重庆得地散移。在这个过程中，“打工诗”作为这些现象的艺术载体应有所呈现、反映；或者说应该掀起新的层浪(指写作量、影响力、区域打工诗人群体的重新纠结与崛起等)，但这些都没有出现。这是什么原因？你能回答吗？

４、“打工诗歌”在我看来，他对“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移民史”“中国当代移民文学——移民诗歌”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因为他目前取得的成果，已经树起了“中国打工诗歌” (或说“中国当代移民诗歌”)这样的品牌意识。他“第一黄金期”所累积的文本及影响，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现代诗诗史所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的。对我上面的认定你怎样看？

５、谈谈你及你的家人？(日常生活……)

6.请你用史实（真实）的笔叙述你在打工历程中经历的1-3件有关“打工人群落”不平等事件、场景、血泪……（请注明时间、地点、人物）

7、除以上所提问题外，你还有什么想说？(自由发挥)



柳冬妩7答

1、《打工诗人》第一期刊发的那组诗《试用》，实际上是我写于1993年的旧作，最早发在1994年的《珠江潮》上，后来发表于《诗刊》1995年第5期和 1997年第10期。《试用》在《打工诗人》重新刊发后，又被《北京文学》、《诗歌月刊》等多家报刊选用。1995年，我为自己的诗集《打工诗抄》写了一篇序言《打工诗：一种生存的证明》，但这本诗集一直拖到七年后才出版，那篇序言直到2001年才在《新安晚报》正式发表。九十年代，绝大多数“打工诗人” 的写作都处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1994年孙小淞创办了《龙华报诗特刊》，曾推出四个“打工诗歌”专版，但不久便宣告停刊。这种情况使得打工一族的诗歌写作消失在一片沉闷忧郁暗影中，在诗坛上一直处于一种暧昧的状态。诗坛上的官僚习气和那些风花雪月的老少爷们的漠不关心，使本来很有生机的“打工诗歌”难以浮出水面。不过，这种状况在去年终于得到了改变，一批打工诗人努力克服官本位钱本位的压力创办了全国第一份打工诗报《打工诗人》，并迅速成为打工诗人诗作的集结地，第一次将分散各地的打工诗人汇集成军，使处于零散、贫血和孤单的打工诗歌写作得到了整合。 一批新进的打工诗人带着属于他们自己的也许稚嫩但却更加真实的形象登上诗坛时，我首先注意到的不是他们达到了多么高的艺术成就，而是庆幸“打工”这一主题终于又得到了延续和推进。并且也给我提供了重新来认识、描述和论证打工诗歌这一重要主题的可能性。打工诗人与打工诗歌是约定俗成的叫法，不是哪一个或几个人可以振臂一呼就可以随便推出来的。这类诗歌不管你举不举旗号，它都必然地、无法遏止地、带着强劲的艺术生命力不断破土而出。民刊《打工诗人》的创办不是对一个诗歌现实的阐释和命名，而是为一种先在命名找补对应现实，进行成功地呼应。响应和拒绝都是它的回声。《打工诗人》的创办，作为含意明确的象征，标志着打工诗人对自身处境和诗歌写作的自觉定位，把打工诗人的形象鲜明地推到公众面前。我总觉得，打工诗歌现象的背后有更深层次的规律和解释。已经萌发的打工诗歌有着相似风貌、情状与特质，目前正在演变和深化。对打工诗歌进行一番梳理，就不仅仅对一个重要的诗歌现象本身有一种整理和总结的意味，它同时还对当下打工诗歌的发展也有一种座标作用乃至某种前瞻性的意义。



2、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任何想要准确叙述历史的可能性都是不存在的。因为在表达出一种可能性的同时，会立即遮蔽掉其他的可能性。因此，对于处于幼儿期的“打工诗歌”，不必作出过于严格的界定。我无意，也怕没能力为“打工诗歌”进行界定。从本质上讲，诗歌是反命名的，诗歌就是诗歌，在“诗歌”前面加上任何定语都是多余，但至少为了讨论，又不得不为自己做个大致的界定。对有无打工诗歌及何为打工诗歌，歧见纷纭，争议不休。首要问题在于对“打工”一词的理解上。何谓“打工”？这本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打工”最初是广东方言，就是做工的意思，多指临时的，存在雇佣关系。“打工”这个词在1949年以前并不新鲜。到1949年以后，这个词就渐渐消失了。“打工”这个词重新流行起来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如果没有获得关于当代“打工”的特殊语义感受，一旦模糊了打工的本质属性，抹煞了打工者的精神规定性和“这一个”的特征，也就抹煞了“打工诗”本身所具备的独特性，抹煞了“打工诗”与其它诗歌的界限。正如“乡土诗歌”、“西部诗歌”一样，打工诗歌是以题材为界定的一种诗歌现象，指所有反映打工生活和体现打工意识的诗歌作品。当打工诗歌带着满身的铁锈和汗水跻入诗歌殿堂之时，我们就发现它有鲜明的个性。打工诗的个性特点就是表现打工族丰富的情感世界，表现打工族的愿望和追求，描述打工一族的生存状态，诸如人性的淡漠、无动于衷的旁观与麻木、蠢蠢欲动的欲望、难耐的孤独以及融聚的渴求。打工诗歌的形成，必然有其历史的渊源，以及许许多多的条件结合起来，赋予生命，形成一种特殊的诗歌景观。从本质上看，打工诗歌是诗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题材领域的拓展，是过渡时期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集体一分子与自由经济人、乡村与城市相冲突的有中国特色的产物。打工诗歌（打工文学）最先出现在广东，就是因为广东是全国改革开放幅度较大、经济生活最活跃的地方。打工诗歌与都市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又与农民文化有着割不断的关联。打工诗歌不是一个人为制造的符号，而是对一种诗歌现象的科学总结。对任何事物都可以进行归类，概括，打工诗歌所指的是一个写作面。这种归类与诗歌写作本身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当我们领略打工诗歌的景观时，所谓打工诗歌也许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实，“打工诗歌”只是一种观察角度，不必勉强为流派解，更不必以这个概念为限，自设樊篱。一首优秀的诗歌，不被任何命名所框定。“打工诗歌”的提法更大程度上是为了陈述的方便。

打工诗歌的出现有它的必然性，但也有艺术准备严重不足的缺憾。打工诗歌的出现包含着许多复杂的因素，它牵涉到语言和诗歌层面以外的许多东西，并不是单靠语言和诗歌层面的分析，就能够清楚地把握的。打工诗歌本身是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的——它起初是由诗人（社会之一分子）创造的，最终也只能通过社会（读者）的接受才能完全实现。但它主要是作为艺术，并以其独有的艺术功能去影响与之亲近的读者，我们只有通过诗歌和语言层面上的分析才能最终触摸到它。诗独立于诗人而存在。诗人和诗歌应该有另一个世界，有他们自身的命运，在那里，语言以其最初的光亮引导诗人永远上升，而他们身外的世俗世界对他们再也不能“有所作为”。从目前看，打工诗歌的艺术缺陷也如同其鲜明特色一样存在。打工诗歌现在得不到主流诗坛与诗人的普遍认同，主要是因为缺少高质量的打工诗歌作品。作为创作对象，同时又作为创作主体，打工诗人就理所当然地具有了把握打工题材的先天优势。但是，并非打工诗人对自身就有清醒的自审意识和自觉的批判眼光，而且“先天优势”反而常常成了一种先定的局限，导致“打工”这一主题在诗歌中应有的广阔前景未能充分展示，一直湮没无闻。打工诗歌代表了打工者的心声，但作为一个真正的诗人，他们是不成熟的，打工生涯的漂泊不定和现实生活的严峻坎坷，与他们青春的激情和心灵的呐喊揉合在一起，往往使他们来不及深思便把情绪变成了文字。直接的生活经验使他们的作品充满了鲜活的气息，但这既成就了他们，也束缚了他们，使他们无法超越一己狭隘的经验，上升到对人性的更深一层的观照中来。强烈的历史意识、时代感、乡愁、社会性认同，教他们获得坚实的立足点，另一方面却也囿限了在更具现代性向位上的艺术展开。就现在有比较影响的打工诗人来看，多是自学成才，很多来自闭塞的乡村。普遍的知识贫乏，视野狭窄，缺乏艺术熏陶，缺乏必要的协作训练等，加之打工的艰辛，严重影响了他们对现代诗歌艺术的传接，影响了打工诗歌对诗歌作为一门艺术对语言文字的特殊要求。这就鲜见他们在艺术上作出跨越，因此所提供的艺术可能性机率相对有限。另外，一些打工刊物为生存和发行量而滥发通俗而低档的作品，使打工诗歌沦为简单的渲泻，误导了不少打工作者。打工诗歌从整体上看还处于直抒胸臆的阶段，确实很难达到可能达到的艺术水准。诗人以独特的语言参与历史。打工诗人必须面对生存中所有的必然律，并且以文字加以凸现。对于打工诗人而言，诗歌文本的建设是一个严肃而漫长的工程，在诗歌探索中，打工诗歌还有待寻找自己更独特的方式和标志，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生命和语言。打工诗人必须作出对现有的语言标准的背叛和提升，使语言载体的意象符号的艺术表现力如弹性、张力更能够显出自己的独创性。打工诗人要不断地丰富自己、完善自己、超越自己、更新自己，要摈弃某些浮躁和急功近利的思想，更为严肃而纯粹地对待诗歌创作。只有打工族准确的自我诠释，打工一族这一历史的特定存在才会被真正认识。有一种整体的把握，打工诗歌才能提升一个层次而不仅仅再大叫大喊：“打工者之歌”。 为此，打工诗人要以建构与自身天性和生命体验相契合的话语方式为己任，在近乎苛刻的写作体验中，达到对艺术的靠拢和自身的上升。

3、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心由乡村转到了城市，以现代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权力话语迅速占领了整个社会生活的主导话语空间，并带来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心理构成、思维观念、价值尺规的深刻变异。尽管市场经济以其无所不在的威力震撼着华夏大地，然而，都市与乡村的潜在差别或对立却始终无法消除。如何面对农村之于城市经济、文化冲突和互渗以及乡民之于都市的流动、迁移，并由此派生的社会心理、传统人格的调整，就成了中国社会学和文学关注的一个重要内容。打工诗人不是一个拉起来的帮派，而是一个历史现象、一个过程，由于他们大致的历史背景、个人生活经历和创作体验，形成相近的风格。他们的生活乃至诗歌创作在模式、方向、生态上有整一的轨迹。当然，目前 滞留在城市的打工诗人群体和他们的写作本身也在不断地分化、演变，不能一概而论。打工诗人的根在哪里？打工诗人在寻找过程里也在慢慢变化，主体自身以后会有很大变化，远远还没有定型。他们的吟唱表达了对夹杂在城市与乡村、家园与异乡之间的情感体验，在这种纠葛中所作的徘徊、游移，甚至心灵的挣扎。当我们的目光沿着寂寥的诗坛巡视的时候，我们总能看到一些打工诗人的身影，在诗歌生长的地平线上，这些身影渐渐高大起来。这就是打工诗人——他们的声音，他们的灵魂，他们对存在的独自深入和独特感受。在这个变革的时代，他们预先领略、预先品尝、预先经受了。就像纪念碑一样坚实地矗立在两个时代的夹缝中。打工诗人尚不成熟，可他们的诗具有一个预言的定局，在它面前，让人肃然敬立。
打工诗人的存在是一种到场，一种显像。当打工诗人年轻的身影切入城市，穿行于高楼的阴影和阳光之间，内心的历程是一个痛苦的裂变过程。否定与肯定，认同与怀疑，在他们准备不足的心灵世界里异常地斑驳与迷离。“打工诗人”这个称谓，在中国特定年代的特定语汇里，时时在作为镜子的心灵里留下伤痕一样的印迹。承认自己是打工诗人，对许多打工诗人来说都是尴尬和痛苦的。这一内在的、深刻的自我矛盾，正是这个时代和这个诗歌群体的本质特征。作为一种生存策略，打工诗人不得不隐藏自己的打工身份，他们总在有意无意地回避甚至拒绝这顶“桂冠”，应该理解为某种自我精神拯救的企图。诗人王顺键曾一语中的：“从心理上打工诗人是抵触这个称谓的，他们是想通过文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通过文学获取某种需要和认可，在某个时刻他们需要这个名称（用于宣传自己时），更多的时候他们厌恶这个名称，这也是符合人性的，表现出一种世俗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当我在常态下认为自己也是打工诗人时，也许我们是超越了某种偏狭和阴私。”矛盾性的人更值得信任。这显示了他们对生存的一种疑虑一种焦灼一种困惑和超越自身的一种努力，是对生存于其中的现实秩序的质疑，是对自身所有角色的清算和弃绝。病态的社会二元结构仍在消蚀着打工诗人们的睿智和自信，勇气与自尊的力量并不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每一位打工诗人都经历过这个时代的羞辱和戏弄。环境与社会性质的作用，造就打工诗人对这种称呼的敏感。这种文化心理构成实际上是比较复杂的。正如米沃什在《诗的六首演讲辞》中宣称的那样：“人类的真正敌人是概括。／人类的真正敌人是所谓的历史。”我国历史上的“体制性排农”使农民进城潮在性质上具有“贵贱冲突”的不正常色彩，构成了轻视打工者的社会文化心理背景。“打工”的界定暧昧不清，其标准也是权力话语的产物，依存于某种特殊的符合特定社会需要和平衡规则的、能够介入社会实践的话语体系。对打工者的称谓也产生了许多概念，如：农民工、进城务工青年、外来工、民工、流动人口、外来人口、外来流动人口、外来务工经商人员、暂住人口等。如果对同一总体的称谓，就不必有这么多的名词来同时定义一件事物。而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也正在于概念的含糊不清。“打工诗人”背负着这样一个个没有正名的身份疲惫地奔走在城市高楼大厦之间的阴暗夹道里。打工诗人的生活与写作就像打工一族在今天的社会中无法被准确定位一样。户口这道冰冷的伤痕，直到现在它还遮蔽在社会皱褶和打工诗人的心灵深处，落下层层隐伤。历史淤积的精神枷锁无形地套在打工诗人的脖子上。打工诗人的内心已经过上了城市生活，但他们却无法拥有城市户籍，“城市里的乡下人”作为近年来一再被强化的意象，承载着一种无声但巨大的心里冲突。即使身上的枷锁打碎了，心灵枷锁的完全解除还需要漫长的时间。
无论从社会还是从个人的角度看，“打工诗人”这个称谓都是临时的指认，因为“打工”本身具有一种过渡性质，一旦这种过渡性成了一种被所有人接受的、相对稳定的模式，“打工”这个词的特定含义将会逐步弱化。我们只有不断对既定的话语提出质疑，不断突破它们的局限，才能不断获得新的自由空间。打工意识形态自行消解或被迫疏离，消解“打工”这个词的特定含义成为必然趋势。随着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随着传统意义上的“工作”（即“铁饭碗”）概念的改变，随着干部终身制的废除，与“打工”概念相关的人将会越来越多。“打工”这个词也被赋予了许多现代的内涵。沿袭自旧时的这个词，显然和过去的“打短工”、“打长工”已是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在当下，上至公司总经理，下到普通的工作人员，都可能是在“打工”。只不过有的人“打”上了天，有的人还在最普通的工作岗位上奋斗攀登。而实际上，无论是在哪个阶层“打工”，打工经历对于人生道路的塑造是最重要的。在时代的夹缝缩小与填平之后，打工诗人的吟唱只是阶段性的历史图像。随着社会的进步，随着打工现象的泛化和深化，到一定时候，也许就不会再有特定的“打工诗人”和“打工诗歌”。我们期待着“打工诗人”和“打工诗歌”消失的那一天早日到来。就打工诗人自身而言，面临工业社会疯长的文化景观：技术主义、商业化、物欲、复制、广告包装、工具理性，打工诗人们迅速由田园模式向都市模式转型，打工诗人也将被消融在都市之中。作为这个时代的特殊歌者，经过一番脱胎换骨的思想蜕变历程，文化转型往往便在此种蜕变中不知不觉中完成。到那种时候，也许就不应该再叫他们打工诗人。事物对其命名的自我质疑与否定，对其自身的偷换，恰恰是世界的生命力所在、深奥所在。打工诗人像出蛹的蝉，蜕去软弱、生硬的壳，慢慢长出柔软而坚韧的翼。他们就这样在诗歌里飞翔和歌唱。

4、当波澜壮阔的打工潮强行进入我们的视野，世界就像柏拉图所描述过的那一串铁指环，受磁力的感应，它改变着滚动的方向。我们的生命与之产生持久而深刻的呼应。成千上万的农民，披一身尘土，背一副行囊，浩浩荡荡地走出他们世代相依的土地，涌向广东、开进浦东、走入苏浙、奔向北京……被命运所推，他们的走动改变了路的形状，“涨裂的背包泄露出/无数有声有色的遭遇”；成千上万的青年男女每天都在为报纸电台里的“招聘启事”所诱惑，不断地砸碎自己的饭碗，“从一个地方/向另一个地方移植青春/定位命运”。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打工大潮汹涌澎湃，势不可挡，在改革开放以来席卷了整个华夏大地。美国《时代》周刊曾用“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流动之一”来评述发生在中国的这种社会现象。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讲，人类的流动以其特有的方式影响着自身和社会，对历史的发展起着发酵和催化作用。“走出一步天地宽”，这是一种社会的文明。在声势浩荡的打工大潮中我们又一次感受到这种文明的壮观。打工族趋向现代文明的背影成了划分一个时代的界碑。打工生活是一种涉及人数众多，范围极广的重要的当代生活经验，完全有可能成为诗歌创作的丰富源泉。真实而艺术地反映打工族的人生境遇和心迹感觉，必然会成为当代中国人心灵历程的一个独特部分，成为某种结晶式的精神的物质的记录。打工作家（诗人）正在经历中国当代史上最剧烈的一次精神裂变，有一种走出中世纪的解放感，又有一种文化失落的茫然感。他们顾不上对文学的深度思考，终极性、人文精神、文学性一度失落，故事取代了语言，经验取代了文学，认同取代了反抗，颓败取代了救赎。不少作者放弃了对文学价值追求，一些作品散发出强烈的功利性，另一些作者干脆把文学创作当作倾诉个人经验的文字行为。这些作品所表达出来的历史愿望、思想命题、文化精神、人格力量与主流文学所要求的相去甚远。所有这些，打工文学并没给人们留下什么文学上的印象。相对于异彩纷呈、波澜壮阔的打工生活，打工文学对它的描绘只能算冰山一角。但 “打工文学”作为现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份特殊的精神纪录，其重要性自不待言。“打工文学”存在种种问题，并不意味着我们因此就有理由抹煞它的意义。

5、我1992年来东莞打工，1993年开始做编辑，在东莞市文联和东莞市科技局干了十多年，现在在东莞市文联主编《南飞燕》杂志，一本面向打工一族的刊物。 1996年在老家购置一套商品房，供父母居住。1998年在东莞购了一套商品房，也算在东莞安了家。2002年结婚，现在女儿已三岁了。

6、 1992年刚来南方打工时，我因为没钱办暂住证，被治安队员戴上手铐拳打脚踢，差一点成了孙志刚。“打工诗歌”的产生，哪怕从功能意义上讲，它也是为了解决自身的问题。与它有关的，应该是来自于自身内部的问题意识。打工诗歌的出现无论从文化上，还是社会状况的意义上，都反映了一种需要。谈论它的价值存在，一定要把它放在一定的社会文化场域内。正如希尼借用史蒂文斯的话所说：“诗歌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是以一种内在的暴力，为我们防御外在的暴力。这是想象力在抵制现实的压力。”由此，诗歌就是为了有效缓解人在这个过于沉重的世界肩负起过于重大的生存压力却又不至于被压垮。艺术无法直接干预历史进程，诗歌不会使什么事情发生，但诗歌也是一种特殊的行动，有它自己的意识方法和认识现实的模式。在民工潮中沉浮的打工诗人用自己的文字确信了诗歌的这种功能。诗歌，在那些不起眼的场合和角落里显示着它经久不息的力量。一个崭新的现代社会各阶层合理结构的形成，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它所具有的复杂性在“打工诗歌”中体现的格外尖锐。对自由、公正、平等、正义的诉求，也许已成为一些打工诗人一厢情愿的美好泡影——虽然这一切可能是历史的必然。

7、真正的诗歌是默不出声的。诗歌是独立的，它是诗人的声带，但不是诗人用以发表通俗的公式讯息的传声筒或标语口号的扬声器。除了打工诗人，其他诗人当然可以写打工题材，但是，写作的前提应是：诗人为了写好诗，为了扩大诗歌的疆域和增强诗歌的爆炸力而把打工题材纳入诗歌文本中；而不是相反，把诗歌变成“正义”的工具。当他写这些诗的时候，他首先考虑的显然不是诗歌的肌理、质地、光彩，而是如何符合当时的“正义”和实际上已没有任何个性可言的个人观点。如许多诗人一窝蜂地去为讨薪不成而自焚的民工徐天龙写诗，这是诗歌本身的越位。而对此的争论也暴露了中国诗人心灵底层的情结：始终没有弄清楚诗歌与社会责任的真正关系。他们失却了一个诗人应有的清醒。不擅长这类题材的诗人，如果也把这些题材当成平常的题材来处理，那就完了。他对教条、俗套的免疫力立即消失，想象力立即崩溃。这类题材，一写就跌入俗套的陷阱。每一个诗人都有局限性，包括题材的限定性。客观上说什么题材都可以入诗，但这并不等于一个诗人能够驾驭所有的题材。写任何一种题材都有其各自的要求，它天然地要求自己人去驾驭它，有点像布罗茨基诗谓的“它来到我们中间寻找骑手”。其他诗人写的打工诗歌与打工诗人写的打工诗歌甚至从标题上都能察觉两者之间的差异，比如一些知名诗人写的《民工》、《外地来的建筑工人》、《来到城市的民工》，等等。这类标题是意念先行的产物，在优秀的打工诗人写的打工诗歌中几乎没有出现过。它们本身都是类的概念，没有个人的栖身之地，不具备诗歌与生俱来的神性——内敛的品质。非打工诗人写打工诗歌，往往企图从整体或代表一种整体来写作，其结果只能被整体吞噬。经验细节的缺席，是这类诗歌内部的真正匮乏。诗歌有着自我甄别和分检的能力。任何与我们当下的精神，当下的生活细节不发生关系的写作，都是让人厌倦的。诗人们过于强调自己作为时代代言人的身分，而在写作中将个人的经验忽略了，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注意过打工者作为个人存在于这个世界的诸多可能的经验细节，他们的写作完全被毫无想象力的社会公论所误导了。这样的诗人写出的不会是他个人的诗歌，记叙的也不会是他个人的想像力，他不过是在完成社会交给他的写作任务而已。诗歌不能说清楚一切，它不是公开的法庭或监狱，它不制造冤魂和表面的公理与正义，它不操纵国家机器。诗歌的真实面貌，就介于说出与未说之间，感叹与沉默之中。在“打工诗歌”写作中还有一种不良现象，有的写作者为了发表的目的而涉足打工题材的诗写，他们企图以题材的“独特性”来引人注目，彻底暴露了他们的取巧心态，这样的写作动机值得警惕。对写诗本身来讲，写什么根本不重要，写作的本质是“怎么写”，但写什么与为什么写，有时候也非常重要。你没有感觉到的“什么”，你是不能去写的。真正的写作容不得任何投机取巧的成分，只是表达自己，表达作为生命和具有心灵的自己。那种人为的、刻意的、虚假的写作，对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写作是种腐蚀和危害。但在这个唯命论的时代，在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有个别对打工一族心存轻视的“铁饭碗”诗人，却在生硬地写着“打工题材”作品，并急于与“打工诗人”和“打工诗歌”划清界线，大骂“打工诗歌”是死胡同，刻意声称自己的诗歌是对“打工诗歌”的一种提升和超越，属于比“打工诗歌”更高的一种等级。他们关于“打工诗歌”（打工文学）的谈论暗含了一种高人一等的预设。“打工诗歌”（打工文学）这种称谓，只是题材层面的划分并不意昧着艺术等级的高低，也不会影响一个诗人对诗艺的探求，就像一个人的名字一样只是一个识别标记，没有任何意义。就一种题材类型的写作而言，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不管你是著名诗人还是诗歌爱好者，你可以写得比较“传统”，也可以比较“先锋”，每一种写法都值得尊重。但个别鸟人把生活中的优越感和“等级制度”带到了写作中来，我们在他所谓的“打工题材”作品中读到的是什么？是水份！他的“身份”决定了他的立场，决定了他与他笔下的小人物构成了不平等的关系。他因为自己的“身份”而失去了真正体解打工者的可能，怎么能替打工者发出心声？但这种人却往往左右逢源、沽名钓誉，因而是一种难以扼制的投机行为。他在写作意义上智商低下，却在如何利用写作达到个人名利目的上显得智商过人。除了假冒伪劣的诗人，真正的诗人们，面对戕害艺术和诗歌的内外部环境，仰天长啸之余，该如何独善其身？

“鸟类永远不知道鱼类的心情”，这是部分非打工诗人写作打工题材的一个软肋，但对为数众多的打工诗人来说却存在一个普遍的难题——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心情。写作的实质是“怎么写”。每个诗人，无论古今中外，都会或多或少地动用他们自己的“自传材料”，但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又无一例外不在奉行着一种“非个人化”的诗学原则，以使个经验上升到一个更具普遍意义的层次。个人创作不可能不与自己的生存状态发生关系，但它不能成为写作本身，一个成熟的诗人应该对此保持一定的距离。诗歌对于人生来讲是一种审美活动，一种审美诉求，应该保持独立性。诗歌写作肯定存在一定难度，有时是一种训练，一种磨砺的过程。语言是诗歌能否成为诗歌的重要因素。对打工诗人而言，缺乏的都不是生活，而是面对真相的智慧和言说的能力，把生活转化成诗歌的能力。表现手法的陈旧，语言的贫乏，题材的大面积重复，直接导致打工者写作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假、大、空”现象，生活最本质的方面得不到表达。诗歌不是运动，也不是大众的卡拉OK，而是少数人对语言的特殊的、专业性很强的创造性活动。诗人的职责不单是民族的良心，而在于寻求语言表现的可能性。就写作的实践来看，打工题材可以有多种方式来表现。打工诗人要进一步摆脱各种非诗因素的干扰，包括当初他们曾经经历过的集团观念的牵引，也包括其本身的狭隘元素。“打工诗歌”泥沙俱下，那个个性化、独特的诗人很少出场，打工诗人都是小诗人。人们常说大诗人和小诗人的区别，大诗人与小诗人有什么不同？就在于他们在延伸性走出的距离不一样，小诗人总是拘泥于题材，大诗人却能从具体出发，最终使具体与基本母题叠合。打工诗人不仅要对当今生存的切入，同时要保持住诗性高度的思，与诗艺本体性质。对打工题材的挖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打工诗歌”目前面临的艺术问题，甚至不能解决打工诗人个人所面临的问题。同时，打工诗人不应该只写自己的打工生活。诗歌的效果与诗歌的主题并无必然联系，仅有好的主题并不一定能获得好的效果，过分强调诗歌的主题会导致诗歌病态的产生。在这个交流日益频繁、地球已缩小为一个村庄的时代，我们更应该、也更有可能去开拓诗歌的新疆域。站在诗歌的立场上，诗歌本身有很多可能性，我们本来不应该用“打工”来限定它。我们没有理由把自己局限在打工题材上，如果它缩减诗歌的空间，贬损诗歌的尊严。无论什么样的诗歌，它首先必须是诗歌，然后才是其它的东西。否则它也会即生即灭。不要以为打工诗人写出来的就是打工诗，也不要刻意去写打工诗。打工诗人要尝试各种各样的题材，而不能为了让自己当个“打工诗人”而专门写打工题材，成为戴面具的“打工诗人”。你虚假一分，诗歌自也还你一分。不能一味地强调“写什么”。这些年来，诗坛上一次又一次赶集现象的发生与形成，便源于这个“写什么”。当然由于诗的文体规定性，大多数“写什么”的打工诗也在“什么”上附加了主体的思想情感，但由于不考虑“怎么写”，附加的思想情感便不是一种发现，使诗歌缺乏艺术活力和深度。这是一个使艺术依附于历史的企图。打工诗群的写作已出现了这些功利性的苗头。对于诗坛上的种种不良习气，打工诗人也不能幸免，甚至出现了“姑嫂斗骂”、“婆媳相争”。一个优秀的打工诗人真正在乎的是一个好诗人，而不一定是被贴了标签的打工诗人。对于一个诗人而言，是否写打工题材的诗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写出好诗。事实上，个别优秀的打工诗人更急需和一些被贴了标签的“打工诗人”区隔。如果一个打工诗人成为名副其实的诗人，也许就不应该再称他为打工诗人。今天，写作越来越成为个人的行为，没有人要求你写什么、怎么写或为什么写，这是写作的进步，如果说还有压力，那该是来自写作内部的压力，是良知与手艺的自然苏醒和呈现，而不是集体的巨大要求，不是写作野心的膨胀。

尽管打工诗人的写作中，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认为打工诗人还是最有资格做打工一族的代言人，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掌握那属于自己的生活。打工诗人与他所写的事物同在。在我看来，只有一些“打工诗人”才有资格去表达打工一族的存在、命运和处境，处理打工题材的诗歌只有到了“打工诗人”这里才能揭开本质的触动。真正意义上的“打工诗歌”必须由“打工诗人”来完成，不是他们选择了“打工诗歌”，而是“打工诗歌” 选择了他们。历史的证词肯定倾向于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