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诗歌精神和历史承载力的缺失 作者: 陈超

[王从彬]

近年来诗坛的重大缺失是历史意识和生存命名能力日益薄弱，非历史化的泛口语写作竟成为最显赫的潮流。针对对它们的批评，有人反驳说“要尊重艺术的多元化”。我认为，这种反驳只是指出了诗坛的事实，却没有价值判断。诗歌，特别是现代诗，应有其内在的价值系统。
　　过早地宣布历史意识的终结，放弃现代诗的人文价值关怀，对中国诗人而言尤其是危险的。我们完全可以具有新的形式的“承担”意识，在容留歧见、尊重差异、矛盾修辞、多元争辩、悖论和反讽写作中，表达出我们对具体历史语境的个人化理解乃至命名。
　　
　　一
　　中国新诗已走过近百年历程。发生在“五四”前后的新诗与旧诗的断裂，不仅是艺术趣味的变异，而是现代性的介入，中西文化冲突加剧，诗人的精神视野和历史意识强化和扩大后，力图使代表民族精神的文学艺术能适应并准确表达时代经验的变化，成为现代思想、文化、政治、国民性重新建构的重要部分。除去几个不正常的历史时期外，中国现代诗从价值确认、运思向度、修辞基础到诠释模式，基本还是延续了由“五四”新诗所开创的重视精神内涵和历史关怀的特点。特别是新时期以来，虽然诗歌写作风尚在自身的历史演进中采取着不同的轮换方式，比如：朦胧诗的“隐喻—象征，社会批判模式”，第三代诗的“口语—小叙述，日常生命体验模式”，和上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诗人的“异质扭结语型，历史想像力模式”，但是它们都不乏各自的诗歌精神和历史承载力。
　　相比之下，近年来诗坛的重大缺失是历史意识和生存命名能力日益薄弱了，非历史化的泛口语（有人称为“口水化”）写作竟成为最显赫的潮流。针对对它们的批评，有人反驳说“要尊重艺术的多元化”。我认为，这种反驳只是指出了诗坛的事实，却没有价值判断。诗歌，特别是现代诗，应有其内在的价值系统。它不是某类文化人的审美遣兴或话语嬉戏，而应有对我们置身其间的历史和生存处境的揭示，对我们时代语言状况的深度勘探，对即将来临的历史可能性进行批判的参与，并最终落实到对诗歌本体的更专业、更精审的纵深开拓上。在此，对现代诗之“功能”和“本体”的双重要求是同时到来的，也就是“舞蹈和舞者不能分开”。
　　基于这种诗歌写作理念，我想先总结一下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知识分子写作”在重建诗歌精神和历史想像力上所做的弥足珍贵的贡献，再以此比照、质疑和分析近年来诗坛诗歌精神和历史承载力的严重缺失。
　　二
　　80年代末，历史的剧烈错动给诗人们带来了深深的茫然和无告，在有效写作的缺席中，诗歌进入了90年代。90年代初期的诗坛有两种主要的声音：一种是颂体调性的农耕式庆典诗歌，诗人以华彩的拟巴洛克语型书写“乡土家园”，诗歌成为遣兴或道德自恋的工具，对具体的历史语境缺乏起码的敏感。另一种是迷恋于 “能指滑动”，“消解历史深度和价值关怀”的中国式的“后现代”写作。这两类诗歌充斥着当时的诗坛，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共同充任了“橡皮时代”既体面又安全的诗人角色，并对大量初涉诗坛的青年写作者构成令人担忧的语词“致幻效应”。诗歌在此变成了单向度的即兴小札、文化人的闲适趣味、回避具体历史和生存语境的快乐书写行当，如此等等。现代诗的特殊功能再一次陷入了价值迷惑。
　　大约在1993年前后，现代诗写作中较为集中地出现了新的重大嬗变与自我更新，它以深厚的历史意识和更丰富的写作技艺，吸引了那些有生存和审美敏识力的人们的视线，很快就由滥觞期发展到涌流期。诗人们普遍感到了以往的写作，“我们的经历，我们的存在和痛苦在诗歌中的缺席，感到我们的写作仍然没有深刻切入到我们这一代最基本的历史境遇中去”（王家新语）。这是一种吁求历史性与个人性、写作的先锋品质与对生存现实的介入同时到场的诗学。很明显，它的出现，既与当时具体历史语境的压强有关，也与对早期“朦胧诗”单纯的二元对立式的写作，和对本质主义神话失效后的历史反思有关。这些诗人后来被习惯性地称为“知识分子诗人”，在我较为深刻的阅读记忆中，他们是指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臧棣、孙文波、张曙光、萧开愚、西渡等。但是，我们今天完全应当排除诗歌小圈子意识，逸出无谓的“争吵”和舆论化的“习惯性称谓”，从而实事求是地对当时诗坛另一些采取不同的写作方式，而同样抵达了历史命名或生存体验的深度，并在写作技艺上有所创新的诗人予以高度评价，比如优秀的诗人于坚、周伦佑、翟永明、柏桦、王寅、孟浪、梁晓明、默默、阿坚……所以，在下文如果我仍将使用“知识分子写作”这一概念，那也不过是在“借挪使用”，它是指一种我认可的诗歌品质，而非具体的诗歌“圈子”。
　　在那个阶段，这些诗人对现代诗的重要贡献，主要是改变了想像力的向度和质地，将充斥诗坛的非历史化的“美文想像力”，和单维平面化展开想像的“口语诗”，发展为“历史想像力”。如何在真切的个人生活和具体历史语境的真实性之间达成同步展示，如何提取在细节的、匿名的个人经验中所隐藏着的历史品质，正是这些诗人试图解决的问题。正是这种自觉，使先锋诗歌在文学话语与历史话语，个人化的形式技艺、思想起源和宽大的生存关怀、文化关怀之间，建立了一种深入的彼此激活的能动关系。90年代诗歌，在我看来，已留下一些重要的典范，如西川的《鹰的话语》《致敬》《厄运》、于坚的《0档案》《上教堂》《飞行》、王家新的《回答》《孤堡札记》、欧阳江河的《傍晚穿过广场》《关于市场经济的虚构笔记》、翟永明《十四首素歌》《莉莉和琼》，等等。这些文本有一种相似的特性，其中遍布着大量由个体遭际中的情境、细节所折射出的历史症候，因而它们含有极大的生存“命名”能量。诗人从具体的个人处境出发，找到个人记忆的重心，将其带入特殊意义上的“公共交流”话语平台，与历史生存进行了紧张盘诘与对话。诗人将个体生命的遭际总结成特殊的“限量”的历史，在限量中凸现了诗人个体主体性的内在穿透力。在此，“正史”与“稗史”（个人心灵史）相互穿插，个人的“小型”经验陡然拥有了对历史生存的寓言性功能。这里，“小就是大”，它或许不追求事件本身的宏大，而是追求历史语境穿透力的博大，和自我反思—对话能力的强大。
　　三
　　然而，令我怅惘的是，这种经由艰难探询，已经形成先锋诗写作的有效经验积累的“历史想像力”型式，在90年代末以降特别是近几年来，先是饱受了强大的新一轮的“非历史化”诗潮和无谓“争吵”带来的通俗舆论化批评的嘲笑诋毁，进而又遭遇了更猛烈的网络文化的覆盖和消解。单从诗歌内部机制的自动性和审美趣味嬗变的角度看，问题似乎很明白：新一代诗人为摆脱“影响的焦虑”，必然会采取迥然有别于前辈的方式来写作。当一种写作方式的“能量”被整体开采出来，总是会给后来者投下阴影。这就是我在文章开头所说的“诗歌写作风尚在自身的历史演进中采取的不同轮换方式”。但是，就精神产品特别是艺术价值评价而言，我们不能简单化地依循庸俗进化论，或“存在即合理”的观念。在诗学批评中，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应该有所区分。从价值的维度看过去，我认为问题还有更为促人深思的一面。
　　90年代中后期以降，我国先锋文学界的强势话语就是“后现代主义”。一时间“消解价值关怀”、“历史意识的终结”、“拆除深度”、 “平面话语的嬉戏”……成为新的写作时尚。我认为，“后现代”理论本身无所谓好坏，因为它只是个向度纷繁、彼此龃龉的庞大话语场阈。关键是针对我们具体的历史语境，怎样对之进行有效的选择或“借用”。按照伊格尔顿的说法，“后现代性是一种思想风格，它怀疑关于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的经典概念，怀疑关于普遍进步和解放的概念，怀疑单一体系、大叙事或者解释的最终根据”。可见，作为一种话语场域的后现代性，其内部不同的具体含义是广阔的、含混的、可选择的。就此而言，在被人为夸大的主体性神话、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唯理主义、历史决定论等理念失效后，我们未必就一定要进入廉价的相对主义中。过早地宣布历史意识的终结，放弃现代诗的人文价值关怀，对中国诗人而言尤其是危险的。我们完全可以具有新的形式的“承担”意识，在容留歧见、尊重差异、矛盾修辞、多元争辩、悖论和反讽写作中，表达出我们对具体历史语境的个人化理解乃至命名。
　　其实，上述所言的“历史想像力”的提出，本身也与受到后现代思潮特别是“新历史主义”的启发有关。这些诗人和批评家，意在深度关注历史与人、历史与现实、历史与文化、历史与语言、历史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他们探询历史话语、历史修辞，就是为着实现更有效的对当下的文化批判和语言批判。然而，另一些诗人却选择了“后现代”思潮中的其它路向，即上述所言的单维度地 “消解价值关怀”、“历史意识的终结”、“拆除深度”、“平面话语的嬉戏”。此类诗人将后现代思潮中的批判精神，降格为无可无不可的话语空转和泛审美的大众话语式的狂欢。或许，在写作中不同的精神向度都可以也应该存在。但是，正如“格雷欣法则”所指出的那样，在一个商品社会，一个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价值不高的东西反而常常会把价值较高的东西“挤出”流通领域。随着新一轮的、几乎是一体化的快乐原则和反智主义的盛行，以及铺天盖地的网络诗歌的放纵游戏，那些本来已属凤毛麟角的真正具有较高精神价值和美学价值的先锋诗歌，在此时代竟变得举步维艰乃至动辄得咎。我们看到，当下那些流行的自诩的 “口语先锋诗歌”，在消解了朦胧诗式的“精英独白”后，变为了小型的“庸人独白”。这是贫乏中的自我再剥夺，其写作意识及审美流向，呈现出新一轮的狭隘化、简单化、蒙昧主义、独断论。这些自诩的“后现代”，并未理解何谓反对“二元对立”思维。恰恰相反，他们按照某种贫乏的二元对立的想像力原型，在诗歌和诗论中大量制造并输出一种独断论信念：凡是历史意识，就是我们要反对的；消解人文价值，就会自动带来不言而喻的“后现代”精神；人，除了欲望制导的幸福或压抑，不会有其他的幸福或压抑；敢于嘲弄和亵渎具有人文关怀的知识分子的承担感，才是先锋诗人写作“真实性”的标尺。
　　在这样的观念制导下的诗歌文本，既缺乏历史厚度，也缺少诗人个体主体性的深度，同时其想像力也极为沉闷或拘泥。正如诗歌理论家耿占春指出的，“没有历史尺度的个人生活的描写，不可避免地把历史和生活变成了一种奇怪的逸闻，一幅风俗画，一种个人欲望的陈词滥调。”这些诗人说，自己的诗歌消解历史意识是为了获得即刻生活的真实。但在我看来，这种诗歌只有单维度的“本事”的真实，而没有对时代的观照或精神体验的真实；它们或许有时贴近了表面的“日常生活的现场”，却没有能力抵达具体历史语境中的“存在的现场”。对后者而言，诗歌中的“世俗生活描写力”和“生存情境命名力”应是同时到位，合作完成的。它们在优秀的诗人笔下不容偏废，难以割裂，本是个“二而一”的问题。说到底，现代诗的吟述，不仅是关于当下事实，也是关于灵魂和历史想像世界的，它需要诗人在现象的、经验的准确性，和批判的、超越的历史视野中保持有难度的美妙的平衡。
　　四
　　再看“大众传媒话语”特别是“网络诗歌”对现代诗精神和历史承载力的消解。我们生活的时代被称为“大众传媒话语占支配地位的时代”、“网络时代”。这个时代当然有值得赞叹的一面，但它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样值得注意。今天我们已看到，大众传媒和网络文化的高度膨胀，已形成了可怕的信息污染。它们不惮于恶俗地搜奇猎怪，以大量无聊的话语充塞着人们的头脑，吞噬着人们本已所剩无多的阅读时间，使人在“废话”的漩涡里全速坠落，无暇分辨，互相挤撞。这类话语的泛滥没有激发出人们沉思默想的潜力和对生存与生命的敏识，反而压抑了它们。沉溺于读小报、看电视和上网的人，像是一个古怪的依赖性的双足肉身的接受机器，一旦接触到特定的文字和图像，就发出快意的痉挛。他们需要在可公度的语言符号、图像符号中呼吸，他们的阅读活动已完全拱手奉给了“传媒—网络神祇”，他们的思考、抱怨、渴慕、欣快、逃避，都卑屈地受信息源的支配。大众传媒和网络文化构成了一种匿名的大写的权威，它的庞大权势使大量的接受者在认识力和想像力上甘居侏儒的地位。
　　读过米勒的《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有一段话我印象很深：“新的媒体不只是原封不动地传播内容的被动母体，它们都会以自己的方式打造被‘发送’的对象，把其内容改变成该媒体特有的表达。”的确如此，传媒信息和网络话语膨胀时代的文学，已成为一种特殊意义上的商业，它不但浸渍了广大受众的心灵，而且已深刻地改变了文学艺术的质地。它首先体现在小说方面，就是新闻主义和市民琐屑生活的奇怪混合，当红小说家已不懂得（或不耐烦）何为描写，只是一路叙述下去，像是在为影视提供文学脚本。体现在散文方面，就是大量地倾销现成的处世方略、情爱奇观、物欲崇拜、旅游见闻。近年来它更明显地体现在诗歌方面，就是追求现世现报的“明白如话”，“幽你一默”，以恶俗和肉麻当有趣的“先锋流行诗”。
　　就文学艺术的一般规律而言，“先锋”本来是不“流行”的。先锋就是意识和技艺上超前的先驱的探索。然而，近些年蹊跷频生，我们也见惯不奇了，在诗歌界（特别是大量网络诗坛和某些纸刊）流行的正是崇尚官能化、快餐化、平面化的“日常主义先锋诗”浪潮。它们构成了新世纪初的“流行诗”。我命名的“先锋流行诗”，其基本模样是这样的：反历史意识，反价值关怀，反文化，执迷于青春躁动期的怪癖和里比多的本能宣泄，公共化的闲言碎语、飞短流长，统一化的“口语”语型，俏皮话式的自恋和自虐的奇特混合，琐屑而纷乱的低伏的“记实性”。它们只有一个时间——此刻，只有一种情境——乖戾，只有一种体验方式——人的自然之躯，只有一种发生学图式——即兴，只有一个主题——解构XX。
　　我们看到，诗人们从半推半就到主动“取经”，与大众传媒和“网络”一道变本加厉地没收着人们已所剩无多的独立思考与感受，将之倾倒到巨大的话语垃圾站中。闲言碎语，飞短流长，无意义书写，经由电脑“分行”排版，竟被视为传播诗意。最后，无聊的书写被等同于精神产品，庸人乃至小丑成为许多诗人争相扮演的形象，“轻松浏览”更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诗歌阅读类型。在这种劳力而省心的写作—阅读流水线上，人们成为彼此无差异的平均数。我们由一个活人变成了一个乏味的阅读动物，无数的动物只构成大写的“０”。置身于这样的阅读环境中，人们自我减缩，并相互减缩。消除歧见、抹平差异是网络的拿手戏，而如果说“诗就是思”（海德格尔语）的话，那么用“口水诗”来软化并庸俗化人们的诗歌趣味，就等于删除人们独立思考独立体验的脑袋。尤其令人不安的是，它们不仅是回避书写，而且是主动贬抑诗歌精神和历史想像力，贬抑个体主体性对存在的形而上观照，从而彻底地丧失了现代诗本应具有的更宽广和更强大的话语辐射力和穿透力，使新世纪的诗歌写作变得无足轻重，将一切纳入轻慢的语言漏斗中，阻塞了现代诗继续精进的可能性。
　　五
　　因此，本文既是对被中断的现代诗歌“历史想像力”写作的简单总结和缅怀，同时更是对重铸诗歌精神和历史承载力的呼吁。在新的世纪，我们应该反思：我们的诗歌写作如何在获得自由轻松的同时，保持住它揭示历史生存的分量感？如何在赢得更多读者的同时，又不输掉精神品位？如何既置身于当下世俗的“生活流”中，又不至于琐屑低伏地“流”下去？如何在对个人经验的关注和表现中，能恰当地容留先锋艺术更开阔的批判向度、超越精神和审美的高傲？如何最终实现诗歌话语和精英知识界整体的话语实践之间彼此的应和、对话或协同？如此等等，从而使现代诗在历史和当代经验中真正扎下根来。而我认为，将已经过去了的90年代中后的先锋诗歌作为我们今天继续思考和实践的起点，它应该是可以胜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