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琪：2000，我的读诗生涯

[湖南墨音]

作者：安琪

对我而言，读诗大抵如普拉斯的“吞吐男人像呼吸空气”一样自然。每个月的官刊民刊到了手上总要翻一下，一方面增加信息量，另一方面也关注一下熟悉的诗人又写出了什么好篇什，不熟悉的诗人中哪些正浮出水面。
　　
不知何时开始，诗歌界开始有了官刊民刊之分。官刊相对倒霉，常常作为自诩先锋的诗人标榜自己的工具，这些以抨击官刊为能事的诗人们有的是真正的不与官刊合作，更大一部分却是挤尖脑袋想钻进去而不得的货色。还有一种奇怪的现象也不容忽视，所谓的官刊在相当部分诗人心中指的更多的是《诗刊》、《星星》、《诗选刊》、《绿风》、《诗潮》、《诗林》等纯粹诗歌刊物，至于《山花》、《作家》、《花城》、《大家》、《天涯》等诸如此类的综合性文学刊物则被视为前卫，既然前卫，说起它们似乎就不是像说官方一样语含讥讽。对官方一词的界定在意识上的模糊导致了诗人内部观念的混乱，也对正常的纯诗歌刊物造成不平和负面影响。
　　
毋庸置疑，我个人的阅读倾向于没有刊号的民刊，它们的活力和奇思异想所产生的视觉冲击效果明显是有刊号的诗歌读物所欠缺的。但我也并不就此极端地认为类似《诗刊》、《星星》等就是狗屎一堆或垃圾满筐。前者在2000年致力于创品牌栏目“每月一星”因为在选稿上的平庸和伪现实主义情调而使这一设想落空，倒是办了几年的“中国新诗选刊”在“关注”及理论上较前有所创新，陆续推出了一些较有说服力的诗人如蒋浩、鲁西西等。2000年《诗刊》的“中国诗坛巡礼”大约是对各省被作协承认的诗人进行大阅兵，几乎每一篇文章都出现了一批在诗界毫无建树估计在该省身居要职的人物。这种文章的难处想来也在于此。
　　
2000年《诗刊》不能不提及的是8月号的“青春诗会二十周年纪念专号”，该期前面部分为出席本年度第十六届青春诗会诗人诗作，后面部分为历届青春诗会诗人作品展。举凡中国新诗二十年来的优秀诗人们全都在此一一亮相。通读全刊，感慨最深的还是一代不如一代，朦胧诗的理想主义爱国主义，第三代的反叛主义语言至上主义依然强于三代后的诗人们。当然这只是从本期《诗刊》得到的印象，能否从另一个角度对此做出解释，即青春诗会在选人上是否太注重作品的现实主义基调而对勇于突破的诗人有所忽略。其实还是有很多三代后的优秀诗人与该会失之交臂。如余怒、桑克、森子等。
　　
《星星》这两年在抓热点和理论专栏上颇下功夫，也初显成效。如前年的“新诗教育”大论争，还有诗论家燎原的一系列百年新诗回顾文章，如果用心详加阅读是会有所收获的。毕竟每一篇理论文章的出笼都饱含了作者大量的资料搜集和观点梳理，尽管难免带有个人偏见，对阅读者来说，有则取之无则弃之也不失增长视野的速成法。《星星》的诗歌选稿相对保守，这也是其几十年如一日惯用的方式。倒是它的随笔稍有可读之处。像我这样自认为比较专业的阅读者，对诗歌的要求总归是以有一定障碍为乐趣，与大部分初学者显然有所不同。《星星》等专业诗歌刊物肩负着启蒙广大读者和市场发行的重任，自然也应该保持它的用诗方向。理解这一点或许就能彼此之间态度平和一些。
　　
2000年的《诗选刊》属新生事物，是目前国内唯一公开发行的诗歌选本。也许是刚开始准备不足吧，这一年的《诗选刊》在选稿上因为对同类刊物如《诗刊》、《星星》等选用太多而体现不出个性。因为大部分诗歌爱好者是会同时订阅这些刊物的。（2001年的《诗选刊》也许发现了这一点，选稿更多的就从民刊或非纯诗刊物挖掘，效果很好，此为后话。）2000年《诗选刊》创出的自己的品牌的我以为有如下两个栏目：一为“我不喜欢”，二为“年轻的声音”，前者矛头直指名家，赤裸裸地把他们端上来展览猴子屁股，虽有反面衬托的意外效果，但这些被指指点点的“猴子们”如舒婷、于坚、翟永明、车前子、沈奇等想必也是不痛快的，因为他们已不必靠此扬名，同时端上台面的他们的大作委实令人掩鼻。中国七十年代出生诗人直到二十世纪的最后一个念头才挣扎着露出坚硬的地表，其时七十年代出生小说家已风光得不知此生为何物了。2000年《诗选刊》开辟的“年轻的声音”一栏对这一群体的推举无疑应该载入史册。认真算来，《诗选刊》总共用了五期大量版面不厌其烦地选用民刊《诗歌与人》“中国七十年代出生诗人作品选”的作品，对这一群体的鼓励和迅速进入诗坛当有极大的促进意义。官刊的作用就在于它的覆盖面广，你可以说它这不是那不是，但你无法否认这一点。真正好的诗作如果有机会在官刊上展示，它的影响当比民刊大得多。
　　
近读于坚一篇讨论文学史的文章，大略是官刊在诗歌历史中无所用处，只有民刊才能让诗人进入历史。于坚说的固然不错，但他的《零档案》、《飞行》等今年来引起诗坛反响的诗作也是因为在《大家》、《花城》发表之后才广为人注意。一切都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必要以此抑彼或以彼抑此。如前所述，就我自己，我更看重民刊上的诗作，它的不拘一格，它的敢写敢说敢做，它的原生态，都是体制内的官刊即使仰慕也无法实施的。只有诗歌才存在民刊一说，诗歌在操作上的便利及诗人们普遍具有的爱诗主义热情，使得中国民刊运动承前启后代代相传。如果说第三代的崛起是凭借流派的集结的话，九十年代诗人的确认则更多依靠全国各地互为呼应的民刊策略。几乎每个省份都可以列举出一份有影响的民间刊物，他们在持续时间、诗歌质量、编印范本上越来越精心、大气，乃至后来已渐渐成为诗界主流。 2000年的每个月，我都能收到一份来自远方诗人心血凝成的刊物。我都会至少把它们从头翻阅一遍，这种纯粹出自诗人激情的刊物委实不易而令人感动。
　　
我是在新年尚未过完就收到广东梅州游子衿的《故乡》的，质朴的牛皮纸，考究的编排，最新鲜的是它第一次采用特约组稿人和各省版块集结的方式，此后这些做法就被广为通行。这一期我对“漳州生死书”这一版块有较深印象。他们的叙述视角、叙述语言明显地从几大版块中凸显出来，有一种很沉的阴冷和破碎色彩。叙述成为九十年代诗写一大趋势，安琪的《任性》以叙述为主，大容量及对古今中外人物事件的融入和在语言上的变形，有别于常规叙述。
　　
2000年版的《阵地》改变了以往的刊物外形，以橙红为基调，封面字体细小，显示了一种雅致的征象。主编森子在前言中延续了自己一贯的冷静、不随流立场，读来沉稳、凝重。我对发表于该期的蒋浩的《说吧，成都》和非亚的《如此平凡的一天我能做些什么》有较深感受。蒋浩诗歌语言的成熟、精神系统的建设在该诗中一览无遗。非亚则让我们看到了诗歌写作领域和写作形式其实可以是广大丰富的。
　　
当我收到绿封皮的《诗歌与人》第一期时我惊讶了，这位广东小伙黄礼孩在委托我组稿时可没告诉我会把七十年代人做得这么地道。应该说，在这一期《诗歌与人》里我读到了很多陌生的名字，尽管在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即争先恐后地占领诗坛、网坛。现在几乎没有人否认中国七十年代出生诗人的崛起是从《诗歌与人》开始的。总体上讲，七十年代诗人们在诗歌领域的开拓上尚未取得较前辈诗人更大的突破，他们更多的是继承，或对口语的继承，或对学院的继承，或对叙述的继承。吕约、康城、沈浩波、蒋浩、徐南鹏、牧斯、谢湘南、巫昂、安石榴等诗人在该期诗歌中相对符合我的阅读胃口。
　　
大力推举七十年代诗歌新人和诗歌理论的前卫是杨克主编的《1999中国新诗年鉴》的突出表现。和前一本引起诗坛纷争的98年鉴不同，这一年的选本无疑有着明确倾向性，所产生的关注也是必然的。本部年鉴作为了解诗坛最新动态和写作水准是有一定说服力的。其中重点推出的宋晓贤诗作《一生》特别精读，语言并不奥妙艰深，回味却是无穷的。伊沙的《张常氏，你的保姆》是继《结结巴巴》、《车过黄河》之后的又一反创意思维的好诗，口语诗要出新得有意味很不容易，所以伊沙只有一个，就这一个伊沙也不一定都出好作品。
　　
2000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好像各个城市都约好了一样地出当地诗人选本。我手头就有《如此固执地爱着——广州七诗人诗选》、《6+0——湖南六诗人集》和《漳州7人诗选》等。其中康城编辑的《漳州7人诗选》今天读起来另有一番感慨，事物的发展总是有出奇不意之笔，面对黑白交织的现实，谁也无法充当斩钉截铁的亚历山大。
　　
2000年最后一个月我读到了欣喜和意外——《诗歌月刊》创刊号的寄达使我感到振奋和安慰。它的封面是诗人里尔克的淡蓝色的巨幅脸孔：惊慌、不安而又顽固。大16开本的版式大气、前卫。值得一提的是本期头条一下子就选用了多多的一大组诗，多多是近年来被挖掘出来的极具震慑力的朦胧诗人，他饱经磨难而备受争议，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诗歌地位。本期的“域外诗”和“诗版图”、“第五元素”等栏目设计新颖别致，所选用的诗人诗作应该说都是较有号召力的。这是一次愉快的阅读，《诗歌月刊》为中国为数不多的纯诗刊物又赢得了一个阵地，完全有理由为此欢欣鼓舞。
　　
2000年我又一次读到了余怒的《猛兽》，其时我正发狂似地写作一首长诗《轮回碑》并预备永无止境地继续下去。结果我在偶尔翻阅《守夜人》诗集中读到了该诗。诗中暴力色彩的语言让我倍增信心，我的写作与余怒该诗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我的可能更综合些。余怒的长诗我记忆深刻的还有《出轨》、匿迹》等，他拆解语言由一个词分裂出另一个词的技能我以为在长诗中方能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这也是我一直对他的短诗找不到感觉的原因？
　　
2000年曾经极深地塑造出杂糅风格的我的庞德突然消隐到文字背后，我再也无法从他的《比萨诗章》中得到哪怕是一个字的灵感了。这一年我基本不再阅读外国诗人诗作，反而是在格拉斯的《铁皮鼓》中倍感刺激，对小说写作能够达到如此极致感到惊讶。格拉斯的诗人身份使我对我所热爱的诗人称谓深深自豪。《铁皮鼓》纯然是以诗人视角诗人语言把世界收容进诗人内心，并辐射开去。
　　
2000年我没有完成对《圣经》的阅读，这是我的一个心病。我一直把《圣经》列入我的阅读计划但却一直没有坚持完成。也许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圣经》会开启我的另一智慧？和《诗经》一样，《圣经》本质上应该也是属于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