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的房客

[陆维]

Anyme


我无数次会想象另一位朋友和飞廉的一次邂逅：某公司门口，我朋友和在此谋生的飞廉，两个并未深交的人，相聊甚欢，一晃就近两小时。飞廉喜穿一件夹克，从不拉上拉链，在风中浅笑，颇有名士风度。阳光很好，金子般纯粹，也带来了耀眼的幻觉。这两个小时，像易于挥发的香气。“只是这样的时刻，常常不觉流失了。”
飞廉也是这样感叹他的《房客》的。在飞廉谈论自己创作的散文《发现》里，他描述了诗作《房客》的通神一刻：一个平常的人在某些时候是可以接近神，乃至超越神的；只是这样的时刻，常常不觉流失了。但幸运的是，他写下了《房客》。而《房客》就像是一个乞灵之物。尽管在日常里神光黯灭，但是通过某种仪式，比如写作，我们一样可以召回香气；开第三只眼，看透命运。在我看来，《房客》在飞廉的诗作里是奇异的，几乎浸透了密咒的神秘和甜蜜。请看《房客》前半部分：

三楼的六个房间住着六家房客
像小小厨房的六副炊具，彼此
无话可说。经纬的微小偏差
引发了六只钟表的巨大时差：
禁欲的夫妻，每天陪高大的儿子
早起；建德来的姐妹总是傍晚
归来，无声无息，两只黑色的
小耗子；独居的女子则深夜
外出，脚步声如此虚空……

阅遍飞廉的所有诗作，上述对当下现实生活的描述，如惊鸿一瞥。在这一刻，飞廉确实接近了自我的神。因为他在诗歌里所把握的，所描述的现实正是按照飞廉式的比例所调配出来。这个神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站在某个高处，赋予生活一种结构。而某个高处可能亦正是某个房客之眼。在世界之中，又自外于世界。这样的神，集神性与凡性于一身，时时面临着两种力量的交锋。一种是超越，一种是尘土生活的挣扎。而偶然的一次超越又和肉身长时间的沉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拷问越来越来越焦灼，当我们的诗人还没有准备好用诗歌回答一切问题，（诗歌可以回答一切问题吗？）或者说中国诗歌的传统一再提醒我们夜色温柔，飞廉用两个选择问句暂平波澜：

是光线改变了面孔
还是房客们不停调换着面具？
被忽视的检测仪器，暗自记下了
一些可信赖的东西：帘子的蓝
砖的瓷，蚊子的花翅膀
还有所有房客的命运

尽管这两个问句暗藏玄机，却实现了平滑的过渡。诗人委婉地否定了不可信赖之物，比如面具，比如和不同面具相配的言行。在这里，“可信赖”是一个复杂的表达。我们可以看到飞廉在写出《发现》一诗后平稳而愉悦地滑翔。（同样在散文《发现》里，飞廉曾说《发现》那首诗引出了他大批诗歌的诞生。）《发现》一诗描述了一个疲倦的“诗人”结束了一天灰色的日常工作，无意中的一瞥，发现了生活中的美：各色的窗，甚至它们的亮暗以一种神秘的方式排列。两诗相比较，我们似乎也“发现”了点什么可供玩味。在诗人眼里，“可信赖”的是美，蓝帘子，瓷砖，花翅膀，各色的窗子，远比万变的面具更美，也远比烦冗的日常更斑斓。而飞廉在滑尽万顷镜面后，也终于白翅一振，荡尽迷雾。仅仅发现“美”是不够的，欲说还休的“神秘”在《房客》里也终于揭下面纱，露出命运的二十一面体。这是冲天一唳的飞跃。命运叠加在美的底色上，不仅有色可餐，还有辛酸可叹。请再来观照“可信赖”这三个字：面具时时换，房客年年换，而帘子瓷砖却岁岁同。房客们私生活各异，但却是殊途同归。命运是可以信赖的，等于“命运是不可改变的”委婉语。
我们再回味多年前写出《房客》的下午：诗人飞廉想以豪情来呼应古代的伟大，而时钟走得分外疲倦，时间慢得像被切出了无限多的小格。在近似静止里，笔催动飞廉写下了《房客》。这个下午，飞廉确切地拥抱了一下都市的现实，便毫不犹豫地推开了它。但这只是如触电般的缩手。因为命运带着令人敬畏的闪电，通过《房客》，把未来搬到了飞廉的眼前。他是现实中的房客。来自于中原的飞廉，暂时寄居在凤凰山上。他带着淳朴和北方的豪情，似乎从来没有真正地融入都市。都市的办公室“政治”或光怪陆离的生活于他，永远是绝缘的。像一个纯粹的房客，悬浮，游离。也正如《房客》一诗结尾自道：

远处，更远处，不变的
是故乡空荡荡的卧室
是丰收的田野，密不透风的蛙声

这就是他所有的美丽和哀愁，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都市”在他诗里如此之少。因为始终有一个故乡在召唤，而“都市”倒像是一个缺席的现实。如飞廉在散文《发现》里写道：回归的渴望，在都市里找回乡村、重建昔日美好家园的决心。我带着几分怀疑，引用了他的话。我深深知道，在现实中问题多多困难重重的事情，在写作的纯粹“现实”里会降低难度。因为这个“现实”考验的是作者的提纯能力。而仅仅凭着这一首诗，飞廉就完成了所谓外在现实和梦想的倒换对置。他生存的“都市”更像是虚幻之物，对应于一些具体的实在，比如乡村良辰，故乡黄花。这个下午是神奇的，因为飞廉被某种必然引领到物和镜像之间。他转向镜像，发觉这样的观看最舒服，从此再也没回过头。这个下午，他写出了《房客》，完成了自我的圈地运动，并立上自己的界碑，从此边界不可逾越。
命运无意中露出金色的镶边，亮得晃眼。飞廉的现实和写作重叠在一起，他是一个统一的人。为了养家糊口，他奔波于世俗生活。而当他疲倦地回到租房，他就是一个疯狂的房客，耽于纯粹的想象。也正如前文所述，“乡情”和“故乡”是一杯安慰异乡客的温酒。飞廉的知交及诗人余西曾说过，“乡情诗歌”是飞廉诗歌中最优秀的部分。在组诗《童年纪事》《我的父亲母亲》里，浸淫古典诗歌多年的飞廉，感慨和深爱都表现得十分蕴藉，情深而绵长，还夹杂雨后初晴泥土的芬芳，更像是春日午后的黄酒，后劲排浪而至。如果说房客飞廉在想象的自我王国里，低头看到的是故乡的泥土，抬头则是历史的天空。只是这历史被深深地打上了飞廉的印戳。在《武陵春》《山顶上的马》，组诗《冠先》里，飞廉诗歌中的历史常会被他改写成神话史，甚至是野史。他津津乐道于战乱里的隐者：“钓鱼，钓山，钓星星”的冠先；当 “人们热衷于打仗”，“一直在市井之中卖箭缴”的缴父。而历史上王朝的更迭，那“只是夕阳下，一场繁华的游戏”或者“想起深埋在大树下的南宋王朝/想起我和我寄居的老房子/不过是这坟墓上的一粒黄土”。和他所热爱的咏史专家杜牧一样——正统历史的此起彼伏，无一例外地走向消失和虚无，毫无意义。而在《武陵春》这样情感达至沸点的代表作里，飞廉自然而然地以一片迷濛之景来收结。迷濛之景或许可达空灵之意，可也会因失焦引起喟叹和茫然所失。历史的虚无，此时和个人在命运里的漂泊暗合。而我恰恰认为，这些由情感专注过后呈现出虚脱的诗作，也是飞廉诗歌中迷人的部分。
就像飞廉无法摆脱“房客”身份在现实和写作中的双重命运，他也时时在抵御着虚无的屡屡犯境。友情是他诗歌里的一大主题，友情就是他的烈酒。我们诗友相会聚餐，初始飞廉每每如君子，惜言如金，一浅笑，一投足，清逸俊秀，涵然有致。待及酒过三巡，则豪气纵横，频频劝酒，屡屡尽杯。“你兴了吴，我灭了楚”，不在话下。“小杯抛了，我换上大杯 /再喝一杯，荷花处处开了/再喝一杯，整个西湖都是我的了”。他给朋友写赠诗，描绘朋党群像。他总是善于发现每个朋友的闪光点。友情赋予了他真实的存在。正如在寄赠友情的诗篇里，飞廉是豪情的，自信的，可以击退一切无常。
但也正如所有深谙写作黑暗的写作者，诗歌的写作不过是一种有中生无的障眼术。所谓写作抵抗虚无，不过是以另一场虚无来涂抹人生的虚无。而结果就如西西弗一样，一篇诗歌叠加另一篇诗歌，以数量的累积来逼近零的本质。最终是 “写”这个纯粹的动作来收割意义。这不仅是“房客”飞廉的命运，也是我们所有写作者的命运。因为“远处，更远处，不变的”是笔尖落向纸张的沙沙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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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维 - 纵然语言为人所共有，但多数人立身处世仿佛各有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