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韩东：现在的知青文学太简单化

[秋问霜]

韩东：诗人、小说家。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小说家奖得主、曼氏亚洲文学奖提名作家、贾樟柯执导武侠片《在清朝》特邀编辑

雨夜的成都，宽窄巷子著名的白夜酒吧，来自天南海北的诗人依次走上小舞台，朗诵韩东近年的一些诗作—这是花城出版社为韩东小说《知青变形记》做的新书发布会。除了《知青变形记》，他的另外两部长篇小说《扎根》、《我和你》也一道再版。发布会上的韩东言语不多，除了在小舞台上随手翻开《知青变形记》读上了三四页之外，他在更多的时间里是沉默和为读者签名。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韩东的主要文学作品还是诗歌，在作家马原的眼中，作为诗人的韩东“影响了这个时代”，自1995年出版小说集《树杈间的月亮》之后，小说也成了他的创作重点。十几年的小说耕耘中，韩东佳作不断，马原甚至说：“《知青变形记》是继《兄弟》之后中国小说最为重要的收获。”

《知青变形记》与我们常见的知青故事截然不同，它在马原的总结中格外曲折离奇：“一个大城市的中学生男孩毕了业一夜之间成了知青；他和他的伙伴们对性充满憧憬，他们甚至想象与牛交配。想象成了噩梦，嘴上的兽行竟然将他送入充满谎言和报复的政治漩涡，令他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命运在极其偶然中出现转机 —一对农民兄弟间误伤致使弟弟毙命；村民集体决定：为使哥哥脱罪以知青来冒顶弟弟。主人公罗晓飞于是变为死者范为国，同时也接收了范为国的一切—包括老婆孩子房子和所有亲戚连同乡亲。”这个从“知青”变形为“农民”的奇特故事，被韩东以特有的克制与平和娓娓道出。

韩东自己的经历也像一部看似平淡但耐人寻味的小说：1961年出生于南京，8岁时岁父母下放至苏北农村。中学毕业后考入济南山东大学哲学系。次年父亲病逝，同年接触北岛主编的民刊《今天》，与诗结缘，在《青春》杂志发表诗歌，组织诗社，因文学活动受到校方专案组审查。大学毕业后分配至西安陕西财经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工作，油印刊物。后调动至南京财贸学院政治教研室任教，创办民刊。1993年辞去公职，此后不断出版诗集、小说集、长篇小说、思想随笔。主演李红旗导演的电影《好多大米》、出演张耀东导演的电影《下午狗叫》。2007年，加盟北岛主编的《今天》，任小说编辑。2009年，小说《扎根》英文版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书发布会的前一天，时代周报记者与韩东有一个多小时的交谈，韩东说了很多，不时露出笑容，神情丰富。这与之后发布会上的沉默判若两人。

知青文学走红源自知青崛起

时代周报：《知青变形记》的创作冲动是因何而起的？

韩东：当时我们下放村子里有一件真事。兄弟两个打架，哥哥失手把弟弟打死，后来找了一个讨饭人来替代弟弟。在乡村里解决生死问题的方式让我很感兴趣。在一般的法治社会里，哥哥要被抓去偿命，那么两个家庭就会解体。现在呢，弟弟的老婆又有了新的男人，那个要饭的从此又有了一个家，然后兄弟关系就此也改善了。这就是一个乡村处理生死的一个方式，结果是皆大欢喜。这个给我印象很深，但当时这件事是没有办法写的。后来突然我也想写知青，就把这两个事安排在一起，然后就很兴奋，就围绕着这个去搜集材料，去构思。

时代周报：你在一次访问中曾批评过现在的知青文学，是吗？

韩东：现在在各行各业，文化，经济，政治各界，知青已经抵达了这个权力的最高峰，最近十年知青文学的走红，我认为就是和一批人的所谓崛起有关系。他们要怀旧，要塑造自己的历史。而我觉得现在的知青文学，它有些遗憾，知青文学它作为一个文学想象，是比较简单的，比较极端的。要么说咱们这么苦、经济环境怎么收缩、一代人青春的浪费，这都是属于苦难和抗议的范畴的。要不然就是像某些电视剧中的那些很浪漫的东西，什么男欢女爱，什么偷鸡摸狗，也不用上学也不用考试，我觉得这些都是比较简单化的。

时代周报：《知青变形记》的不同在哪里呢？

韩东：我觉得，文学不是提供一个结论，它有一种复杂性，它需要情感，但是这情感不是单一的，单一的东西就文学本身而言是无趣的。这个不仅是我这一本小说，其他的小说也是这样。在一个具体的时空里面，哪怕苦难再深重，具体人的生活不可能每天都是愁眉苦脸的，他有他的快活，哪怕他是穷快活。他在度过时光过程中的悲欢、各方面的情感都应该具有。可能有人读了以后觉得有些东西挺幽默，挺好玩，可能有些人觉得从整个来讲很悲剧，但是最后我也不想弄得苦大仇深，最后这个主人公也归于平静。主要想写人性的比较复杂的一些层面。

我写作时尽量不要像作家

时代周报：对你自己而言，写诗、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有什么不同？

韩东：肯定不一样。写诗可能就是等待灵感，也可能比较被动，欲速则不达。短篇小说一般来说周期比较短，还是一个比较轻飘的状态。因为你写了以后，立刻能够看到结果。写长篇就不是这样，可能这个小说完成了你会听到一些反应，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两年时间，别人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自己也不抛头露面。写长篇小说节奏不一样，沉得比较深。我比较喜欢写长篇可能就跟这个有关系。写诗歌、短篇，可能心境比较浮躁，写长篇你只是在黑暗中工作，是一种隔绝、沉寂的状态。完成之后，你可以放松一些，和朋友在一起，听到作品的反应。这种节奏，这种频率我很喜欢。

时代周报：但一开始很难受吧。

韩东：不习惯的。因为你习惯了写诗写短篇，不断地、随时随地给周围的朋友去看。像网络写作，它之所以缺少一些东西，主要是网络太容易看到反应，你今天写的，立刻会有跟帖。这个是好事，它很直接，但是作为需要沉入的这种写作，它也是一个破坏。

时代周报：写长篇的时候你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韩东：我力图比较正常地生活。以前我写长篇的时候喜欢闭关，比如几个月什么人都不见，我觉得这样太神经质了。你还是应该很正常地生活，然后正常地写作，我喜欢达到这种比较职业的状态。很多作家他有些个人的癖好，比如说要站着写，或者躺着思考，诸如此类的，已经成了文坛传说。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尽量不要那么像作家，不要搞得那么有说法，就是一个工作，这个工作是冷暖自知的工作。

被动、沉默、消极都是美德

时代周报：这个故事中有喜有悲，也有大时代的无奈。如果我们简单划分，你自己认为这本小说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韩东：好像不太好说，但是我希望是正面的，罗晓飞（《知青变形记》男主角）并没有因为他的悲痛，遭遇，而导致他的愤怒啊，崩溃啊，解体啊。不是的，最后是趋向于一种平静。

时代周报：常见的知青文学中的苦难与抗争呢？

韩东：苦难是有的，抗争几乎没有。要讲抗争就是生存之挣扎，因为小人物，他不可能对一个高不见顶的政治制度进行某种抗争，这我觉得是不真实的，就是这样。所以他在与生存做无限的这种抗争，自我和解，和周围环境的和解。

时代周报：罗晓飞的人物状态其实很平和。

韩东：这个人物的基调肯定是温和的，不是激烈的，这种温和的基调，我喜欢。那种能量特别强大、特别去进攻的调式，我不喜欢。这样的人的性情很敏感，但是他又很温和，他对善恶也有感知，但是他本身的基调不是残酷青春式的。

时代周报：但这种人物平和的接受、生命上的挣扎与外在强烈的戏剧性被转变，两者放在一起更有反差，更突显。

韩东：对。我们看到，现在不管是欧美还是当下年轻一代的自述写作中，常有一种骂骂咧咧的口吻，这种气息笼罩下的东西，我越来越不喜欢。这种流氓式的，包括王朔这样的一种愤世嫉俗、从个人的角度去叙述的口吻，我是越来越不喜欢。在很多人主观色彩严重的强烈情绪背后，其实世界并没有对他有过多不公。我喜欢一些从态度上是消极的、被动的、和平的，更像是一个无辜者的讲述。就像村上春树的主人公有一种东西我就很喜欢。

时代周报：就是隔离感？

韩东：对，隔离，它是被动的。它实际上受制于外界环境，外界环境随波逐流，他们也随波逐流，外界环境对他们有压力。

时代周报：但是内在力量在哪？

韩东：我觉得被动，沉默，消极，都是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