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鸣：通过器物返回到写作

[南海思晓]

　　如何给钟鸣贴标签？诗人、作家、收藏家、文物贩子、民间历史研究者、蜀文化至上主义者……从当年充满想象的《畜界·人界》，到去年很容易让读者迷失在现实、历史、自省呓语中的《涂鸦手记》，钟鸣从未远离文坛。然而，这几年，他似乎沉迷于器物而更像一个文物商人。而他总是说，他感兴趣的是通过对文物的把玩能回到中国古代的金石传统，他感兴趣的是通过器物返回到写作，而不是无本写作。

　　早报记者石剑峰

　　在钟鸣的点石斋等他从机场赶回来，他刚刚参加完在厦门的一个会议。在厦门，他正在推动两所博物馆和一所研究中心的成立。

　　走进钟鸣在成都市区的公寓，被满房间的三星堆文物包围，仿佛置身于一座博物馆之中。在这里，你随意抚摸、把玩那些四五千年前的器物。和博物馆里文物给你的那种神秘感不同的是，你在钟鸣的公寓里，与先人和历史的距离是那么近。

　　和钟鸣面对面坐下，没等茶上来，他就开始滔滔不绝讲起这几年收藏文物的经历，感慨国家对三星堆文明研究的不重视，痛斥文学艺术界的种种丑态。破解公寓里那些三星堆玉器雕塑上的文字和图案给他带来的乐趣与满足感，远比谈诗谈文学来得重要。钟鸣的语速极快，话题接着问题，一个个抛出来，说到激动之处，难免漏出几个脏字。

　　钟鸣成了文物商人，沉迷于器物丧志，而与自己的诗人作家身份说了再见？而他总是说，他不是为了收藏而收藏，不是为了倒卖文物而收藏，不是为了成为富翁而收藏，他感兴趣的只是这些几千年前文物上的文字、图像文献，他感兴趣的是通过对文物的把玩能回到中国古代的金石传统，他感兴趣的是通过器物返回到写作，而不是无本写作。

　　都说钟鸣从文坛消失了，其实他一直在。从当年充满想象的《畜界·人界》和差点让出版商倒闭的三卷本《旁观者》，到去年很容易让读者迷失在现实、历史、艺术、自省呓语中的《涂鸦手记》，钟鸣说，他对自己的写作要求是，每年写一本新书整理一本旧书。在即将举行的全国书展上，钟鸣拿出的是重新修订的《畜界·人界》，在与早报记者的谈话中，反复出现的一本书是正在创作的《伐蜀》。

　　“通过器物建立自己的写作体系”

　　采访钟鸣是因为大家都预测他可能会获得在成都举行的一个文学奖，结果他“意外”落选。“这些东西对于写作来说，都是无助的一滴润滑油。”然后他就从文学奖扯开去，谈他参加过的诸多其他艺术评奖——这些年他确实离文学圈更远一些。“整个中国文化界都进入了一个含混不清、自相矛盾的体系，无论文学还是绘画都是这样。不说文学界，比如去年参加沙飞摄影展评比，它的宗旨是长期关注什么，既然你都表明这是标准，结果奖给了艾未未，我就提出反对，艾未未需要这个么？这是傍名人嘛。而且我当时就说，艾未未能得奖，在座评委都能得奖，最搞笑是写不出评语，结果还是让我这个反对者写评语。”“搞艺术的很少读书，只跟着图像走，搞批评跟着钱走，有个有名的批评家说，哥们就是最好的。这是黑社会啊。”

　　那如何给面前的钟鸣贴标签？诗人、作家、收藏家、文物贩子、民间历史研究者、蜀文化至上主义者……很多人现在不知道诗人钟鸣这几年在干什么？ “我在干什么呢，我正在通过器物建立自己的写作体系，然后重新认识文化上的一些问题。”钟鸣说，自己很幸运，通过这几年的收藏，与器物建立了密切关系，比很多作家学者能更直接地与“金石”对话。“当代的写作断了器物，所以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来做收藏。他们以为我是迷恋器物，我只是想恢复宋以来的金石学，通过器物返回到写作。”

　　与收藏那么密切的钟鸣，他不去写自己玩收藏的传奇经历，也不写收藏带来的闲情雅致，他说他的写作还是要关注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知识分子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张关系。对器物收藏和研究之余，怀抱对文化、现实的敏感和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警惕，钟鸣想做的其实还是个地地道道的写作者。不过，在自豪地介绍面前无法估价的文物时，钟鸣难免得意地说，“我的兴趣不在什么诗歌，这才是根本的东西。这比研究朦胧诗有趣。”

　　“他们为何还要进入体制，并为它说话?”

　　虽然钟鸣不承认自己是刻意远离文学圈，但他确实努力不让自己像其他人甚至好友们那样生活、写作。“这代人很滑稽的，1950年代生人，他们都有一个特征，搞最尖端的，又在做最低级的，文学、批评、绘画都这样。他们探讨的是谁最流行、最畅销、最红，如果这是艺术标准的话，是非常有害的。”

　　那么诗歌呢？毕竟你是诗人出身啊？“他们都认为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诗歌比较好，因为它没有商业化，也没办法商业化。但这个怎么看？写作不能只谈现场而是要看后面的东西，所以诗歌没有太大进步，大多数诗人的写作技术太原始了。”巧合的是，钟鸣手头上正在写的《伐蜀》，其中一部分是对朦胧诗阐述自己的思考。他在新版的《畜界·人界》的序里也说道，“诗歌拟像时代之式微，是明摆的，那不是诗的问题，是后现代文化形态本身的格局。但有的诗人降低以求则宁可选用低俗手法，幻想打破此种格局，像袒吟裸诵一类。这些唐代以来就有的古典小伎俩，裸奔佯狂一类——用制造丑闻事件来扩大影响，既不能力挽狂澜，反还会以无赖的姿势贻笑众人，让人想起齐泽克那个关于左翼右翼知识分子的著名比喻——傻瓜和无赖。”

　　“这些年我基本上不参与诗歌界，我认为这代人已经进入了主流话语。欧洲知识分子永远批评、监督这个国家，中国知识分子从来没有独立过，大部分写作人也逃避不了。不仅仅是写作界，绘画界也是如此，有时候我就纳闷了，有些画家一幅画动不动就是百万千万，为什么还要进入体制。他们在少年时候反叛，中年保守，老年进入体制。一个人为什么会这样？他们在经济上没有任何压力，他们为何还要进入体制，并为它说话？这就是齐泽克说的，意识形态无孔不入。意识形态不是地上地下关系，不只是斗争，他们没有意识到，意识形态是通过他们个人发挥作用，也没有意识到国家意识形态的游戏，它可以包容不同声音。所以你看上去站在主流对立面，实际上你也是体系当中一分子。”“中国现代化与文化的关系，一边在走一边在退，而且有自相矛盾的地方，这是中国现实。现在的意识形态是让你的所欲来约束你，让你回到它的框架里。以前是把你关在笼子里，现在是打开笼子让你自己回来。知识分子没有看清楚这点，也忘记了他们的使命。”

　　《伐蜀》中会触及几位好友。“很多人标榜反对派，但他们反对的是什么？老百姓关心的是物价、生态，这些东西如果不纳入你的视野，还在谈什么派什么派，有什么意思？这边说着批评，那边红酒沙龙，全世界飞。这对文学有什么意义？这些人能把文学导向什么地方去？开玩笑。”他这些话是针对《今天》的朋友们的，“对《今天》唯一的考验就是在今天更趋表面的国际领域内，它还能成其为与其初衷保持一致的反环境？”

　　有时候，钟鸣是挺刻薄的，这里有自信、自傲的成分，更多是对同行的失望。“我意识到，他们的写作是无用的，他们没有反躬自问，大量的写作都是惯性写作。他们很多都是我自己的朋友。”“所以文学对这个社会和世界真是微不足道，我一开始散文写作，就要求自己脱离那个体系。写作是不断反问自己。”

　　钟鸣不仅脱离了那个写作体制，还使用着自己独特的文体。比如最近的那本《涂鸦手记》，诗歌节奏很明显，跳跃性很强，历史、现实、艺术等等搅和其中。“我自己的写作没有故意探讨什么文体，都是自己的经历。我的写作是思索性的，把自己当作事件当事人，又要跳出去。我们大量的散文其实是所谓美文写作，大家写了那么多关于树的散文，我就不需要掺和。我的困惑也是读者、别人、国家的困惑，因为我们身临其境吧。我用文字踹下子自己或者国家，那总归是好的。而不是像有些人飞出笼子又飞回来，还觉得自己很自由。”

　　“应该倾全国之力做的，却是我们这些老百姓在做”

　　前几年，钟鸣和好友建筑师刘家琨合作，建立了四川第一家民间博物馆“鹿野苑”，里面收藏的佛像石刻之丰富令公立博物馆也眼馋。而今，这个四川人到处游说、宣传对三星堆上古文明的研究。

　　家里那么多三星堆的宝贝，不怕被人偷吗？“这个小区很安全，没丢过东西。”

　　国家也不管你们私藏了这么珍贵的文物？“国家现在也鼓励民间收藏和民间博物馆，防止文物流失。中国文物流失很厉害，国家根本没能力管。只要流到文博市场，就不会管。我这些收藏大部分是市场上购买来的，现在到处修路开放，文物很容易就流出来，根本没办法管。”


　　钟鸣也许真是位疯狂的民间历史学者，他很想推动对三星堆文明特别是三星堆文字的整体研究，以揭开中国上古文明和文字之谜。“应该倾全国之力做的，却是我们这些老百姓在做，我们这些半路出家的人搞来搞去。”

　　把玩着家里这些文物，他其实也已经有了些答案，或者说可能性。“甲骨文是非常成熟的文字体系，那它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要是再在中原那里找，怎么都不可能找到，因为源头可能在这，在四川。”“华夏，谈华必谈夏，谈夏必谈蜀，谈蜀不谈彝是不行的。北大语言中心有个项目，发现古彝语与汉语同源。” “中国这种状态从典籍上抹杀记忆，把源流边缘化，地域上边缘化，三星堆一出，这是蛮夷吗？”……

　　这个时候，你难免会被面前钟鸣不经意流露的蜀地文明自豪感所感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