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诗人：生活是最沉重的诗篇

[皖南]

　　杨俊富，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县鄢家镇高峰村七组；张联，宁夏盐池县小阳沟村；尤克利，山东省沂南县苏村镇葛家庄；陈亮，山东省胶州市胶北镇后屯村；李龙炳，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龙王乡红树村……在第三届罗江诗歌节上，获得首届全国十大农民诗人荣誉的诗人们，全都是“如假包换”的农村人口。他们在家种地，在外打工，在痛苦和思考时写诗。

　　“扛起锄头去种田，放下锄头写诗篇”

　　与一般人印象中偏于简单和概念化的“农民诗”、“乡土诗”不同的是，这批诗人的作品都可圈可点，饱含着生活的欢乐和痛楚。他们中的有些人已在诗歌界具有一定影响，比如尤克利和来自湖南岳阳的曹利华都参加过青春诗会，李龙炳曾获成都市政府第五届金芙蓉文学奖、成都市二十年诗歌奖，陈亮获过首届李叔同诗歌奖。他们大多是省作协会员，张联是中国作协会员，诗集还被译成日文，传到海外。

　　“随着时代转变，现在我们要以新的眼光来看待他们。”与这些诗人交往甚多的《诗刊》编辑蓝野这样告诉记者。虽然仍是农村户口，但这些诗人已不再单纯地只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土地耕作者，在越来越迅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他们更多是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奔走，兼具着农民、民工、小商人等多重身份，而背离乡土的流浪，除了让他们饱受思乡之苦，生活之重，也打开了他们的诗歌视野。“如果乡土诗要成为真正的诗歌，就要有现代气息和乡土性。乡土只是土壤，诗歌是土壤里长出来的植物，现在的乡土写作不能忽略工业时代这个大背景。”在写作的同时，他们也开始考虑继续前进的方向，考虑到这个时代的动荡与变化。

　　比起在城市中生活的诗人，他们写诗经历更多的挣扎、反复，他们的写作有着更多的偶然性和难度。他们大多都是从期刊和书籍中摸索写作的道路，年龄大都已三四十岁，需要面对沉重的生活压力。“我对象说，你写诗干什么，像那个谁做生意赚很多钱，我就说，那他会写诗么？”面对记者的提问，尤克利嘿嘿一笑，神情里除了有旁人不能体味的满足，还有一些与经历和年龄不相称的羞涩。这样的神情同样出现在其他几位农民诗人身上。文学使他们拥有比一般劳动者更为敏感与丰富的感情，也使得他们在庞大的乡村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扛起锄头去种田，放下锄头写诗篇”，这句在诗歌节赛诗会上由当地农民诗人呼喊出来的诗句，与其说是一种写实主义的描述，不如说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期待。因为，写诗返回后，妻子会问，“你干什么去了？”“我写诗去。”诗人说。而妻子的回复是，“你发神经啊……”

　　在生活的夹缝中攀援精神高峰

　　1995年，尤克利一度放弃了诗歌写作:“那时孩子长大了，父母也老了，面临很重的生活压力。”他在家里弄了两个大棚，种了豇豆，黄瓜、白菜，凌晨4、5点赶去市场卖菜，回家后忙着在大棚里施肥、择菜、打捆，一直忙到晚上12点才能休息。每天都是这样无休止地循环。而在此前近10年的时间里，他已陆续在各级刊物上发表了不少作品。他十分珍惜那些宝贝，至今收藏着发表自己第一首诗歌的那张报纸，时不时拿出来欣赏。

　　他再次走上诗歌之路，“还是因为生活”。因为生活中偶尔出现了一些缝隙。2003年，他开始出外打工，作息规律，晚上便有了空闲时间，加上出门在外“特别想家”，他又开始写诗投稿，直到2004年下半年，《诗刊》的编辑打电话给他通知用稿。“当时真的有‘范进中举’的感觉。”这次机会给了尤克利巨大的鼓舞，按他自己的说法，是从此进入了“良性循环”。现在，他每年有几十首诗发表在各级刊物上。

　　陈亮走上“诗人”之路的原因则显得比较“经济”:写诗之前，他画过画，学过篆刻，“但学美术需要很多成本，写诗的成本比较低，有一张纸一支笔就可以，看书可以去图书馆免费看。”随着机械化的普及，原本需要守着土地的农民有了更多时间去闯荡，陈亮便接触到越来越多的诗人和写作者，得到更多帮助，也开拓了自己的诗歌视野。他甚至还是当地作协的副主席，当然，也是其中唯一一个农民。

　　但是，在这些成绩之外，陈亮心底怀着更深的对自身身份的忧虑。“农村是很现实的，你写东西，他们就会觉得你不务正业。即使后来在当地有了所谓的名气，他们也会以为诗人类似歌星，会问，是不是很有钱？”当然，诗歌写作不足以养家糊口，不靠诗歌为生，在他们这里不再是一句谦虚的托词，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在村子里，陈亮家不算最穷，但比起一般的人家，或许还是有些差距。

　　“写诗肯定是很‘自私’的。一个人不可能做好所有事情，为了写诗要牺牲掉很多。我有时候也会想，自己到底是个什么人？”以前陈亮身边也有一些比他年长的写作者，但最后走的走散的散，还有人因为写作耽误生存，举债越来越多后喝农药自尽，“看到他们我就会想，那会不会就是我的将来，就会对未来很迷茫。”说到自己孩子的将来，陈亮的主张是，“肯定不让他写诗。”

　　而在这些已取得一定成就的诗人之外，农村里还有着更为庞大的写作群体，他们默默地建筑自己的精神世界，却未必能都抵挡得住外部的潮流。在上世纪 80年代刚开始学习写作时，尤克利周围也有一批人写作，但是，能坚持到今天的似乎只有他一人:“原因还是生活，只有生活安定了才能写诗。”他感慨。而他们也试图寻找更多精神认同，“我开始写诗的时候，父亲也表示过怀疑，他说，你能写么？后来，父亲过世了。我想，如果父亲能看到今天的我，他肯定会很高兴。” 他有些唏嘘。

　　相对于尤克利和陈亮在日常生活中精神的孤立，杨俊富的情况则要好些。他所在的镇上有个云峰诗社，团体的认同和推广也让他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在地震后拍摄的12集电视短剧《罗江故事》中，他一人就撰写了四集。

　　这些从诗歌得惠甚少的写作者们，坚定地用诗歌建筑着精神殿堂，也发展出自己的一套说法:“写诗就是种地。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你糊弄庄稼一季，庄稼糊弄你一年；学会全部农活:扶耠子撒粪，薅苗耪草；既能驾驶拖拉机，也会赶毛驴儿……‘粪’、‘农活儿’‘作物’其实都是指的手艺，诗歌，也是一门手艺。诗人也是庄稼人。从低处起笔，从细处着眼，从疼处下手。我想我的文字所能完成的全部使命也就只有这些了。”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鸦涂桥镇河东村的张凡修如是说。（记者 金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