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漠视的桐城诗派

[林风渡]

程秉钊在《国朝名人集题词》中云：“论诗转贵桐城派，比似文章熟重轻。”此言明白无误地道出了桐城诗派如同桐城文派一样，影响广大，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绝不可漠然视之；其理论主张，对今天的为文作诗者，均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桐城诗派由姚范（字南者，学者称姜坞先生，乾隆壬戌进士，官编修，有《援鹑堂笔记》五十卷）发始，集大成者姚鼐（字姬传，学者称惜抱先生，乾隆28年进士，著作繁丰）进一步完善了诗派理论，方东树（字植之，学者称仪卫先生，“姚六四杰”之一）着力光大桐城诗派门庭。因三个核心人物均生于桐城，所以诗派以地域命名，追随者如桐城文派别无二样，不仅众多，亦遍及全国，影响深远。

“熔铸唐宋”不是桐城诗派第一个提出，但桐城诗派找出了切实可行的“熔铸”之法，即掌握唐人的格律声色和神理气韵，借宋诗之长和学唐人之法，由表及里地抉取唐人之神，通过唐宋互补，达到“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桐城诗派学习唐朝诗歌，尤其是盛唐的大家诗作，但不像“明七子”就唐学唐，也不以似翁方纲表面不骨薄唐而骨髓里却一味扬宋，它强调的是循序渐进，以形取神；取法的主要对象是杜甫，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云：“杜公包括宇宙，含菇古今，全是元气，迥如江河之挟众流，以朝宋于海矣。”学习宋朝诗歌，只是作为提升作品水平的阶梯，走下学上达之路；取法的主要对象是黄庭坚，借览的是其遗貌取神和学唐之法。因黄庭坚的诗有用意浅近的弱点，桐城诗派在主张学黄的同时又倡导辅学欧阳修、王安石。

桐城诗派的另一条重要理论，是以“古文义法通之于诗”。但桐城诗派以古文之法为诗只属于“法”的范畴，是借散文的写作方法锻炼作诗的技巧，拓宽诗的艺术境界，增强诗的艺术表现力，正如惜抱所云：“文章之事，大拟禅悟：观人评论圈点，皆是借径：一旦豁然有得，呵佛骂祖，无不可者。”

桐城诗家多是古文家，“以古文义法通于诗”是他们的看家本领，再掌握了“熔铸唐宋”之法，其诗歌作品自然有唐人的音节高亮、自然浑成，有宋人的精工典雅，有古文的层次丰富和内容充实，也因此对近代诗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桐城诗派对近代诗坛的最大影响是孕育了宋诗派。宋诗派是近代文学史上以学宋为旗帜的一个庞大的诗歌流派，后期宋诗派即通常说的“同光体”。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说：“道光而后，何绍基、祁隽藻、曾国藩之徒出，益盛昌宋诗。而国藩地位最显。其诗自昌黎、山谷入杜，实衍桐城姚一脉。”此语就揭示了前期宋诗派与桐城诗派的传承关系。曾国藩在《圣哲画象记》中明确表示：“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他并将借抱列入圣哲画象三十二人中。

自清末民初至当代，新诗昌兴，桐城诗派同其旧的文学形式一样，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但仍然产生了一些名家，如学黄庭坚的方守彝，学杜甫的诗守敦，当代名家马茂元，一生研究桐城派的吴孟复，当代旧诗大家钱钟书、江南，当代著名书法家、画家、诗人林散之等，他们秉承桐城诗派的诗学理论，“寒灯夜雨，汲汲穷年”，均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汪世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