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婷：那个时代永远不会回来了 (2007-11-29 03-43)

[潍人]

　　11月28日下午，山西省文学院请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朦胧诗派代表诗人舒婷，她作为压轴人物给为期一周的山西作家研修班讲课。离开讲还有半个小时，会议室里就挤满了人，有十几岁的大学生，也有白发苍苍的老者。一位40多岁的女士一直向门口张望：“我昨天特地从忻州赶来，就想见舒婷一面。我的大学时代因为有她的诗，而变得充实、美好。”

　　身着粉色薄衫的舒婷终于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中，竟引起明星般的轰动效应。这个习惯在公众场合保持沉默姿态的女人，用柔和低缓的的声音开始了她的讲述――

　　“在一次诗歌讨论会上，我曾痛哭着跑出去”

　　一个作家的写作和他（她）成长的环境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舒婷来自美丽的小岛鼓浪屿，但却经历了一段艰辛的青春时光。“我在填履历表时，只能填到初中，上初二时‘文革’就开始了。”到山区插队时的舒婷将诗歌当成自己最宝贵的精神支柱，她写的很多诗都被当地传唱。回城后，她做过建筑工人、纺织工人，写《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时，每天焊灯泡的工人舒婷，手上被锡水烫得都是泡。1976年，北岛写信给她，建议把《橡树》改为《致橡树》，并在1978年把这首诗发在了《今天》的创刊号上。《致橡树》迅速赢得读者，也使得舒婷成为“朦胧诗”派代表诗人。当时正值“文革”刚刚结束，中国处于一个转型时期，文坛还存在“假大空”的风气，诗歌还停留在歌颂式、口号式的审美水准上，有很多人写文章甚至画漫画批评、抵触“朦胧诗”，1980年，在福建省的一次诗歌讨论会上，“我当场就痛哭着跑了出去，我没法和他们说诗。我只想关在家里写自己的东西，任何量级的桂冠对我来说都太沉重了。”“朦胧诗人”成为舒婷的一种负担，至今她从不接受采访，也不到大学演讲。

　　在今天再回头看朦胧诗，舒婷认为虽然上世纪80年代前后出现的诗人各有各的风格，但他们对时代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是对从前诗风的创新，即使现在看来有缺陷，但当时确实给了人们很大的震动。

　　“大家都说我是诗人，没人认为我是散文家”

　　舒婷回忆起成名作《致橡树》时，“我并不觉得它有多好，以至于有一段我非常排斥它，也不愿意在公众场合朗诵它，可它后来还是进入了大学课本、高中课本，也许有一天它会进入小学课本。”“我遇到的深刻的评论家太晚了，当时能读到的书也太有限，写诗是靠自己的自觉，在有限的营养上种出来的植物肯定不是最漂亮的。”

　　写诗歌、散文至今已有30年的舒婷，自认写诗时在语言上有“洁癖”，追求字词通俗唯美，每次写诗就像被“凌迟”一样，以至一年也不过10首，写《会唱歌的鸢尾花》那个月瘦了5公斤。但写散文语言上就放松多了，就像平和的散步，让人很舒服，新作《真水无香》就这样写了5年。至今出了10本散文书，“但大家都说我是诗人，没人认为我是散文家。”

　　对于“梨花体”，舒婷说她所认识的赵丽华是个很真诚的人，而且一种文本的尝试并不能代表一个诗人全部的创作，也不能就此断言诗歌的沦落，“我并不认为诗坛不景气，诗歌永远是年轻人的事业，只要有年轻人在，诗歌就永远有它的作者和读者。当然它不可能和上世纪80年代来比，不会再有那么多人读诗写诗了，那个时代永远不会回来了，但永远不要担心。有很多年轻人的诗让我感到望尘莫及，但如果你们写得不比我好，那我们还有什么意义，超越是诗歌传承的重要原因。”

　　“我不会上网，也不开博客”

　　隐居在小岛上的舒婷，生活中是一个非常爱美的女人，喜欢漂亮衣服，热爱美好生活，但她自认是一个“迷路大王”，也没有数字概念，上了3位数就搞不清了，但她很幽默地强调：“这不意味着你们以后谁当了主编就不发稿费给我啊。”

　　从1996年就用电脑写作的舒婷至今不会上网、不开博客，腾讯给她打电话，舒婷说：“我没有一个叫腾讯的朋友啊。”收发邮件还是上海作家陈村教会她的，但到现在也仅限于会用“答复”和“发送”两个键。

　　“他走过来说：舒婷，我是顾城”

　　顾城，注定是舒婷绕不过去的话题。她讲述的时候充满了深情和伤感。在首届青年诗会上，一个眼睛很大、个子不高的男孩走过来伸出手说：“舒婷，我是顾城。”直到今天，舒婷的心中，顾城还是那个叫她“姐姐”的好男孩，在北戴河的沙滩上掏出红色塑料皮本，给她看谢烨照片的男孩，是那个结婚时去厦门玩儿，住在舒婷娘家的男孩，是那个买下一个小岛却困于还贷压力的男孩。

　　对于顾城的死，舒婷说：“他是连花都不舍得去踩的人，我不知道他究竟经历了什么，会做出那样的事来。很多人都在谴责他，但我没有，虽然我憎恨暴力，但我觉得很伤心。如果他当时没自杀，他的余生也会如同在地狱。可他不在了，我无法问他。”舒婷认为，她没有像别的诗人一样出国定居，也许“对我个人来讲是一种拯救，我不能生活在一个没有自己家乡语言，甚至不能吃到中国饭的地方。”

　　本报记者 谢燕

　(山西新闻网-山西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