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为什么是大师？》——兼论当代汉语诗歌的“七宗罪” 白鹤林

[王从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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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庸质疑，当代汉语诗歌的中坚力量到目前为止仍然在“第三代诗群”，而“第三代诗歌”的代表人物绕不过于坚。笔者此文想以于坚为点，谈谈中国当代诗歌（包括文学领域）一直以来敏感的“大师”问题，以及由此联想到的当代汉语诗歌的几大必须引起警惕的弊病。
　　在拙文《诗人印象》（见《中西诗歌》2006总第5、6合期）中，笔者已经说过：“如果中国当代诗人中一定要产生一位大师，应该是于坚。”在那篇文章中，笔者只是引出了这么一个难免会引起“争议”甚至“不满”的话题。因为笔者深深的明白，在当今这样一个龙蛇混杂的所谓的诗歌界，一方面都在说没有产生一个可以称为“大师”的（或者说能够标杆我们诗歌探索最高成就的）当代诗人，一方面又谁都不会服谁。这正是我们诗歌面临的一个可笑而尴尬的局面——诗人们要么都想“占山为王”，要么都太过自以为是。
　　而对于当代汉语诗歌，真实的现状是：优秀的诗人不少，但平静的诗人实在太少。因而，卓越的诗人简直就凤毛麟角。幸好，我们还有于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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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坚为什么是大师？或者说，大师为什么是于坚，而不是其他人？
　　理由其实很简单，因为除了他，我还没有找到同时符合我心目中有关“大师”的几大标准的诗人，如：大师必须经历磨炼（包括身体的和心灵的），大师必须是孤独的（读者对他的进入和理解是缓慢的），大师还必须要有高明的思想，以及对诗歌发展趋势的超前的判断与把握能力，等等。具体并概括起来说，有以下七大理由：
　　
　　一、于坚符合大师的在场特征。


　　于坚多次谈到诗歌的“体”——即写作的一种身体性、在场感（其实这就是“存在”）。这个在场，引申到大师的在场，它既是身体的、生理的，也是内心的、人格的。当然这个可能有点玄，但既然是大师，怎么能一点不玄呢？或许因为小时侯有个亲戚是看相的，我有点相信这个。古书里不是说吗——相由心生！一个人的体貌特征（当然绝不仅是五官长相），反映的可能正是他的内心，他的境界和格调。而于坚的听力不好、他的慈眉善目、他的大气风范等等，符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圣人、王、佛这样的“大师”特征。
　　相反，我们很多诗人的弊病是：不仅文品、诗品低下，有的更是生得就一副“小人相”——眼神狡诈，性情和行为猴急咆咆，尽干些与诗歌无关的坏事……怎能成大师呢？这从近年诗歌界争名夺位、相互攻歼，诗人们不写诗而是烂搞“运动”、恶搞诗歌可见一斑。特别是网络的兴起，将诗人之间的争斗和低劣素质等等真实无遗地暴露在人们的眼前，真有点“成也网络，败也网络”的味道。
　　此一宗罪——诗风日下。
　　
　　二、于坚栖居于大师的地理或思想环境。


　　记得一位大师说过：诗人是精神世界的王。还有谁又说：大师诞生在北方（气候干燥的地方）。这两位我记不住名字的先哲，应该都来自西方。其实，这些话是在讲一个思想的和地理的“环境”。
　　大师的产生，肯定是需要“环境”的。在这方面，中国既有相似，又有不同。于坚所居的云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版图中一个较为“独立”的地域，一个文化和精神的独立“王国”。但它又一直不是文化或思想的中心，符合产生大师的地理和思想条件。也许我们可以从“云南王”这样的民间称谓找到一些端倪，也可以从《大家》独独创办于云南看到一些玄机。当然这些都可以被看作是牵强附会，一个玩笑，但于坚独居边地一隅，肯定比起那些居于京城或者大都会的“著名”诗人作家们，是一种幸运。正如他自己所言，自己是个喜欢“独来独往”的人。在北京或者其他中心城市，你可能只能天天开会或给别人当“老师”的份了，哪里还谈得上思考和写作呢？
　　相反，在今日中国的思想文化格局下，北京不行，上海不行，甚至号称“中国诗歌的首都”的成都也不行。因为当代文化的主流影响，以及同时带来的“精英文化”，正是“大师”的敌对面，难以造就“大师”（专家、学者当然层出不穷）。这种现象可能恰恰与古代相反，比如成都，那个时候还不是全国文化特别是诗歌的“中心”，所以能够产生杜甫这样的大师。一句话，“首都”式文化中心的形成，实则是聚向的大文化主流的形成，对于诗歌这样的高度个人化和精神化的领域，恰恰是使其走向枯竭的隐秘原因。
　　此二宗罪——沉迷“中心”。
　　
　　三、于坚具备兼收并蓄的诗歌美学。


　　在拙文《富乐诗话》中，笔者已经谈到：“在经济年代（社会发展期），诗歌对“大”的关注应该削弱，对“小”的关注应该重视。即，通过对普通人和现实事物、当下生活的细致窥探，达到诗人与时代的某种呼应。”这一思想，其实是来自于臧棣（一个我比较赞同的诗歌批评家）。
　　由此我们来审视于坚的诗歌写作不难发现，不论是在《便条集》那样专著于零散事物或瞬间意象的“小诗”中，还是在《0档案》这样企图通过个体经验逼真还原一个时代的“心灵史”的鸿篇巨制中，于坚把中国传统审美的“小”，和西方现代主义的“大”，都领悟和运用得非常漂亮，非常高明到位。这些，必然建立在他兼收并蓄的诗歌美学之上。
　　同时，尽管于坚从来没有以一个“批评家”或者“理论家”的身份出现，但他的诗学主张却是非常清晰、独立和有建设性的。庄周先生在《齐人物论》中甚至认为：“有诗学主张的当代诗人相当多，有理论深度者或许首推于坚。”因为他“诗风多变，形式上颇多创新。”我个人觉得，尽管很多人能够一套一套地搬弄国外的“精深”诗歌理论，但很少有人能够象于坚那样：既在诗歌创作上保持永远的前倾性、探索性，又在批评视野上保持一种本土性和包容性——恰当的理解和运用中国传统的诗歌批评美学理论并与当下的汉语诗歌写作有机结合。
　　相反，我们目前的很多诗歌往往是：小则俗气，大则虚幻。诗人要么太沉迷、自恋于“小我”的私语，缺乏精神向度；要么依然浪费时间和精力于过去时态的、虚幻的宏大主题写作。而批评理论界的更多人则无视汉语诗歌内部的发展变化和趋势，或拘泥于旧有的诗歌理想中，或一味地盲目推崇西方诗学，对当代汉语诗歌往往妄下批判。更可怕的是，他们有的人根本没有醒悟过来，当代诗歌早就已经不需要那种“大而无当”的假象写作了。
　　此三宗罪——不俗则虚。
　　
　　四、于坚拥有将日常事物出神入化的高超技艺。


　　于坚的这个本事，已经是公认的，无须笔者在此赘言。问题的关键是，尽管我们的不少诗人也多少显露了一些这方面的才能（因为这是当代诗歌写作的一个大趋势），但谁都没有于坚走得远、走得深入，走得精湛，走得自始至终。
　　比如在于坚的《成都行》中：“阴郁的大西南 最阴郁的是成都/盛产美女的洼地 到处是天才的卵子/被李杜诗篇 一颗颗腐烂……但在阴霾的笼罩下/人们把舌头卤制得举世无双/把茶喝成了一把把沦陷在蜀国的藤椅/在成都住着快乐而无耻的人……”这样看似随意，实则字字惊心的描画，在于坚的诗歌中俯拾即是，无愧大师。
　　相反，由于现在很多诗人自身诗歌技艺的不精，加之专业的投入不够，一种个人日记般的、家长里短式的“日常“诗歌写作，一场世纪口水的泛滥写作，正在开始大量涌现。这些没有审美标准和精神层面的低劣的“日常”写作，正在大大削弱我们诗歌的含金量，正在抵消当代诗歌的整体写作力量。
　　此四宗罪——口水泛滥。
　　
　　五、于坚在多个领域均能很好展现自己的艺术主张。


　　2006年年底。成都。在《存在十年诗文选》首发式上，“非非”诗人蒋蓝曾经讲到：在今天，如果一个写作者仅仅只写诗歌，或者只能写诗歌，是值得怀疑的。我明白他是在说一个优秀的诗人，往往同时也应该是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也能够去涉足其它文学形式的写作甚至艺术领域。至少，一个优秀的诗人，应该同时具有卓越的批判能力。
　　我可以看到，于坚在批评、散文、随笔、小说、摄影，甚至戏剧等诸多方面，都有涉猎，而且不论从质还是量的角度看，都称得上优秀。我记得很早的一次，好象是在《小小说选刊》之类的一本刊物上，读到过于坚写“阴沟”的一篇小小说：某单位的人为了打扫卫生迎接检查，从一条几十年没有深挖的阴沟里面，翻出了“几个时期”的垃圾和记忆……当时我的感受可谓是拍案叫绝。当然，这里只是“以点代面”，于坚五卷本文集《于坚集》（云南人民出版社）的出版（当代诗人好象是少有的吧），以及《人间笔记》、《棕皮手记》、《火车记》、《暗盒笔记》等大量随笔、散文作品集的出版，还有对记录片、戏剧等的进入，都显示了他视野的开阔性和不凡的创造力。
　　相反，那些只能够写诗的，甚至连诗也写得平庸无奇的“诗人”们，是值得怀疑的。而且最为悲哀的是，我们的很多诗人，不管诗写得如何的低劣、平庸（产量却往往惊人），其它一概整不了，要么即使写篇文章也狗屁不通。这个或许还情有可原，最可气的是，因为觉得自己是个诗人，在社会上就应该什么事情不做而认为别人应该把他养起、供起。一个诗人，一个作家，除非你是千年出一个的那种，我觉得就应该靠自己的劳动生存，不管你是去卖菜也好，在公司打工也好，还是靠卖字为生也好，先做好了人，再写作，那才是可爱的，也是可信的。
　　此五宗罪——目光短浅。
　　
　　六、于坚是汉语诗歌20年先锋实践需要的总结人之一。


　　当代汉语诗歌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现代诗主义大展”为标志）至今，20年的先锋实践，已经对汉语诗歌进行了深入、成功的推进，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诗人。此时，是需要“大师”来梳理和总结汉语诗歌的方向与成就的时候了。
　　于坚自八十年代被推为“大学生诗派的旗手”，后成为“第三代诗歌运动”的主将，不论从个体写作实践的角度，还是代表一个时代、一个群体的诗歌探索成就的角度，都配得上“汉语诗歌20年先锋实践需要的总结人之一”的确认。尤其是于坚所保持的持久的创造力，大量的、整体的作品高水准，以及20多年不减的先锋热情与行动，是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提并论的。
　　相反，鱼目混珠、群龙无首的诗歌现状，并不利于当代诗歌的深入发展和力量聚集。俗话说：三军不可无帅。“群龙无首”可能形成乌合之众的态势，这并不利于汉语诗歌的整体良性发展。因为我们的写作现在缺乏的，正是一种相对较为统一的审美、指向、评价标准与体系的东西。我们可以从网络的“繁荣”与乌烟瘴气得到启示，有一定精神向度和审美倾向的民刊写作（如“非非”、“新死亡诗派·诗丛刊”等），已经显示出了可取和可信赖。而每一个时代的偶像，都更有利于“革新”后的总结，有利于后来者去追逐、塑造新的偶像、打破并最终超越。如北岛。
　　此六宗罪——鱼目混珠。
　　
　　七、于坚处于大师的现在时态和个体状态。


　　一个诗人，一个作家，甚至一个艺术家，他往往难以在生平时期成为“大师”，这似乎是自古以来的一个“规律”。所以，在很多时候很多场合，我们都会听到这样的提醒：“别叫大师，当你被称为大师的时候，那就完了！”
　　然而，在当今这样一个资讯发达、传播便捷的时代，这些老“规矩”真的已经变成了一个玩笑。因为在今天，当一个问题上升到普遍的“玩笑”，它却是显得何等的严肃和重要，因而不得不直面；更因为，我们无论从哪个领域、哪个国家都可以看到，当代的“大师”们，早已经不需要什么“将来时态”了。他们不论是搞哲学的、美术的、文学的，还是搞电影的，都能够自信而够格地在正当年时就担当起“大师”的美名和责任，引领着该领域的探索和发展。
　　有了这样的时代，时代也有了这样的需求，为什么不能拥有“现在时态”的大师呢？能，只要我们的诗人有大师的水准和风范！就个体而言，于坚的状态似乎也是最佳的，最具“现在时态”的：他有着与中国当代汉语诗歌先锋实践完全重叠的诗歌探索历程，并在相当的理论深度下依然进行着持续、有效的诗歌创作，无论以戏谑、反讽、后现代、日常主义、民间等色彩和姿态，都始终处身于当代汉语诗歌发展的最前沿和最当下。
　　相反，我们很多优秀的甚至拔尖的“当代”诗人，在诗歌写作上却并不是很“当代”，始终感觉有点“生不逢时”的味道。如：海子——典型的人类“青春”时态（写作语言和形式上其实是倒退式的）；昌耀——典型的中国“现代”时态（苦难、悲壮、拯救写作）；西川——典型的西方“过去”时态（企图构建另外的“史诗”和审美传统）。还有不少优秀的诗人，却是典型的中国“古典”时态，还在吟诵古文或文言文，不论语言还是关注的角度，都晦涩、陈腐……我始终认为，一个诗人无论在他的诗歌里面运用多么高明的理论和技巧，但创作的“根”必须是“现实”的，是写他们那一代人所生存的时代的，他也才能因此成为一代人的代言人，成为大师。
　　此七宗罪——误会时代。

　　当然，大师还应该有一些其他辅助的东西，以树立“大师”的旗帜。比如经典语录。于坚的经典语录比比皆是，如在《诗如何在》一文中，我就随手拈出两句：
　　“真正的理论是诗的延伸，比如论语、圣经，那是理论吗？”
　　“最好的诗表面上看上去只是表述平常的现象，但是这个现象当中会使你感悟到有很多超越于现象本身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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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该推周伦佑为大师，但我更赞同说他是“我们这个时代少数的精英之一”（陈超）；也许该推北岛为大师，但我觉得北岛更准确的身份应该是中国当代诗歌的先行者和呐喊者；也许该是黄翔、食指、多多、海子、西川、昌耀、钟鸣、翟永明等等更多的名字……谁又敢说他们不能成为大师呢？！
　　当然，大师最终能不能成其为大师，不是谁谁谁任何人说了能算的。也许一个小“意外”，就毁了大师呢？这是玩笑话。其实，“于坚为什么是大师”这个问题，更重要的它是我作为一个阅读者或旁观者，进入当代汉语诗歌写作现场和现状的一个角度、一种方式，或者一个必须的背景。因而重要的不是谁一定就是大师，重要的是汉语诗歌不应该“永无天日”的依附、委身于西方现代诗歌经典或者中国传统诗歌任何一方的巨大的阴影下。正如于坚在《答西班牙诗人Emilio Araúxo九问》中所言：“中国诗歌的伟大传统是中国诗人的命运……对于我们时代依然要加入诗人种族的人们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世界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崇拜与臣服，使人们总是对当代诗人抱以怀疑的态度。”
　　于坚的陈述令我们猛然清醒：中国当代诗歌不仅面临着刚刚开始从临摹外国特别是西欧大国翻译诗歌的阴影下走出，刚刚才找到一点自己的“北”和自己的“声调”的问题，更面临着如何在继承汉语诗歌伟大传统的基础上，构建新的语言和精神体系，甚至新的美学体系的迷惘。
　　说到这里，必须要引出于坚关注的另外一个问题：即“诗何为？”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顽固的“政治”国度里，“何为”是任何艺术领域都绕不开的话题。那么，写诗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言志？为了说教？为了抒情？
　　我们可以把问题进行非A即B的简化。如：诗不为国家，而为民族——因为国家是政治体制或意识形态，它可能是短期的，而民族属于文化和精神范畴，它可以是恒久的。如：诗不是政治、不是工具，只对心灵负责——因为政治归根结底就是部分人的权、利，但人类追求自由与美好之心灵，在这个世界上是最根本的，也是最本真的。如：诗不是虚幻，诗是人性——因为尽管诗歌是一种少数人的、天才的、以想象为主的、因创造力而存在的艺术形式，但不论它在虚构中，还是在现实世界，都应该是“真实”的——符合人性审判、审视和审美标准的，才能称其为诗。
　　现在，我们回到“诗言体”的中国传统诗歌的古老话题上。首先，这个“志”，究竟是“意志”的意思，还是“思想”的意思呢？同样因为政治或者说国人对其片面的理解的结果，这句话简单的成了：诗歌是表达人的政治或人生抱负、精神面貌的东西。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春秋·子夏或西汉·毛亨《诗序》）其实，“诗言志”只是指出了中国古典诗歌写作的一种主流。那就是，一个诗人的意志（理想抱负）需要诗的形式来完成——诉说。它强调诗的立意要好，要高，要有格调。这符合文化“主流”之要求。
　　但是，其中的问题是，它忽略了人性的多样性。也就是说，不论是诗歌还是其他文学艺术形式，它不能只用来为一个伟大的、高尚的、高雅的人的思想服务。它同样可以为一个普通的、平庸的，甚至世俗的人的内心服务。这就是现当代文学和艺术的核心问题之所在——关注人性的、普遍的真理。人形形色色，所以我们的文学艺术也应该是多向度、多层面和多样化的。文学既不能片面的是中国古代文人的“文以载道”，也更不应该只是中国现代社会的特定时期中那种变形的、偏激的“有色写作”。它应当是诗人、作家和艺术家们借以呈现现实世界的方方面面和种种可能的心灵途径，是印照人性的镜子，是人类心灵之湖上那片最纯正、最深邃、最悠蓝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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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大师的最高真理，其实最终只有一个：时间。让我们拭目以待吧！让我们的后人走着瞧吧！
　　
　　春天中我們在渤海上
　　說著詩? 往事和其中的含意?
　　雲向北去? 船往南開
　　有一條出現於落日的左側
　　誰指了一下
　　轉身去看時
　　只有大海滿面黃昏
　　蒼茫如幕
　　——于坚《只有大海蒼茫如幕……》
　　
　　其实，文章写到这里，于坚究竟是不是大师，已经变成一个狗屎一样无意义的问题。因为，随手从于坚的博客上摘录的这么一首小诗《只有大海蒼茫如幕……》（2007-01-23　09:40:31），就可以让我们叹服于他的胸怀与境界，他的宁静与高远。只有于坚，能够用最节约的词语、最少的诗句，写出当代生活的精深和伟大！这就足够了。它又让我找到了读《便条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9/单行本）时的那种欣喜，这也是我阅读当代诗歌作品集以来，所获得过的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持久的、整体的欣喜！
　　祝福于坚！祝福当代汉语诗歌！
　　
2007-2-27凌晨初稿于绵州
2007-3-28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