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关于文学的文学/肖开愚

[张易晟]

　　对于一个诗人来说，他对批评的期待就是遇到一个内行，一个精通诗艺、善于联想的批评家。这个批评家能够充分地发现他的诗作的明显优势和潜藏在一大堆弱点中的狡黠，尤为重要的是，能够同意和赞美他的情感以及他对情感的态度。这样的钟子期式的批评家主要承担所谓倾听者，即"知音"的多半是友情、少许是享乐快感的交流的秘密使命。几乎所有诗人都认为他自己的圈外荣耀是建立在文学批评家粗暴的误解之上，并由此滋生出骄傲的沮丧。对于那些涉及到自己以外的诗人及其作品的评论，诗人会变得更加疑惑不解，他差不多相信出自(作为)诗人(的)批评家之手的只是偏见，出自职业文学批评家之手的只能是无礼的、了无愧怍的胡说八道。对于如此坚定地信仰诗歌的体裁所拥有的奥妙--有如我国家传制医生间的秘传配方--职业文学批评家须得首先学会无视诗人的存在，不然就得在最严格的意义上学会写诗。

　　无论给予怎样的解释，诗人也不会明白批评家的工作的确切意义。所以职业文学批评家即使在最严格的意义上学会了写诗--不就成了一个诗人吗?- -还是得学会无视诗人的存在，才能有计划地展开自己的批评活动。在我们缺乏自信、尚未建立成独立的写作系统的汉语诗歌的批评领域里，职业文学批评家要向诗人批评家学习的第一样东西就是不看诗人的脸色。当然，在他忽略诗人的权势的时候，最好也放弃谋求某个道德的或文学的价值观可能造成的裁判的权威，事实上，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学批评的最伟大的发现就是意识到文学和文学批评自身的局限性，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中许多关键的进展正是起源于纠正文学批评的传统对某些诗人和他们的作品做出的正统的错误判断。用今天的眼光看，过去很长时期大多数诗人和批评家联合在一个阴谋里，为了他们的平庸的集体利益而制订合乎公利的文学标准，扼杀个别的卓尔不群的诗人和诗。然而在当时的确不可能成立那么一个专门针对一个美学倾向的利益集团，而又不给受镇压的诗人和诗带去意外的声名。任何从事当代文学批评的批评家都清楚他的工作是何等危险。因为他好不容易从茫无头绪的混乱中清理出来的批评尺度恰好毁灭(埋没)了他的时代里恰好具有长久价值的文学作品，却赋予时髦和赶时髦的诗人和诗显赫的文学地位，培育出当时社会易于认同的文学风尚。

　　幸好文学和文学批评已经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共识：诗和其他文学作品的最为重要的魅力出自错误，出自诗人和各种文学标准的控制力失效的地方。因为这些有意无意的罗兰·巴尔特所珍视的"破绽"与假设的文学的本质意义直接相联。文学作品的市场坐标图也反复地证明受冷落的历史是一部作品最佳的促销手段，受冷落的时间越长，作品染上的传奇色彩越浓，(被解冻的)书就越好卖。这一诗人和诗遭谋杀和缓慢复活的故事似乎在解除批评家的批评疑虑之外，说明了一个事实，文学批评家是那种把写作范围圈定在文学作品之内的作家，他们是那种傲慢的号称"作家们的作家"的当然实体，他们创作的正是"丧失了原始理性"的关于文学的文学作品。这一点十分值得注意--任何人心目中的理想的文学批评方法想必都出自他对文学批评的意义和目的的理解--文学批评的目的和意义在于忽视、抹去、发现、发明……文学作品的意思和意义，在于……无论怎么说，在于假借一部或多部文学作品创作出一部新的关于文学的文学性更强的文学作品。这部文学作品有着所有经典文学作品所必需的那些要素，历史和神话的可以查考和来源，人物谱系，缤纷的互相冲突的生活场面，情感、思想和精神的烦恼，有着鲁莽的判断和好奇的揣测，有着文学作品所必不可少的冷言冷语，或是热情的挖若，或是恶意的颂扬……

　　之所以译介到国内的国外现当代文学批评磁铁般地吸引了当代汉语诗人，绝非那些批评文章和更加宏伟一些的文论说了谁好，谁糟糕，谁什么地方如何好，谁什么地方如何糟糕，也不是那些文章及时报导了国外文坛新近喜爱的写作手段，便于诗人及时地模仿或回避--这类利益显然是存在的--吸引诗人们的应当是它们最大限度降低了地方性、同时最大限度提高了文学和人类心理的普遍性和文学故事。如果把文学批评著作作为新型的、蕴藏着丰富的文学信息和再创作的契机的侦探小说来对待，文学批评的方法中所含有的社会学的、政治学的、经济学的、民俗学、心理学的、历史学的、语言学的……事实和理论因素，就会获得读者愉快的接待。巴赫金等文学批评家研究拉伯雷《巨人传》的结果没有把读者的目光拉向拉伯雷的《巨人传》，而是把读者领进了他自己根据拉伯雷《巨人传》创作的一部新型的、充斥着理论术语和头头是道的喜剧理论分析(《巨人传》为什么好玩)的《巨人传》。不过这部新的《巨人传》是为少数特殊读者准备的，这些读者在发笑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发笑的原因和意义。我国的文学批评传统崇尚三言两语的眉批法，也曾经创作出一些小型的新作品，但没有创作出一部原型理论或喜剧理论的《西游记》，一部新历史主义的《三国演义》，一部女权主义的《水浒传》。但是创作了一部官逼民反的《水浒传》，这部活页连环画式的新《水浒传》，不仅形式上预示了更为激进的文学写作观念，而且夹带了(用"夹带"一词是出于修辞考虑)层出无穷的激烈的社会政治的现实，既是委婉的影射，又是直接的暴露，更是在个人命运的不安全感这一点上将读者卷进了预测胜负的社会赌博的漩涡之中。遗憾的是这本新《水浒传》并不是一个文学批评家出版的一本文学批评著作。

　　当代小说的批评状况或许要好些，但当代中国诗歌的批评状况一塌糊涂，没有一个职业诗歌批评家写出过一篇有益的，有见地的，有信息量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或是文采斐然、脍炙人口的诗歌批评文章。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文学传统直到现在依然是诗歌的传统，缺少对当代诗歌的诗学分析，任何对当代中国文学的讨论都只能限制在次要的、散文的范围内。鉴于这样的批评现状，"理想的文学批评"，就应当理解为合适的文学批评，就应当理解为对文学批评的合适的起步贡献任何类型的激情、理智，创造力和判断力。……很明显，又是一个带着悬崖的跑道，当代中国的诗歌批评家采取观望态度的根本原因是他们正确地认识到国外的批评方法不适用于中国诗歌，而他们自己一时半会儿还不可能找到自己的本土的批评方法，因为那样的具有针对性的、仿佛从针对性中脱颖而出的批评方法依赖于相对稳定的(人生和文学的)价值观。可是，同龄人中没有人提供本土的哲学、语言学、社会学，以及其他关于精神和日常生活的崭新的认识，那新的必要的价值观无异于一个梦想。一个或几个文学批评家的力量毕竟太单薄了。于是批评家的选择好像就只剩下了两个。要么寻找合适而有效的中国诗歌的批评方法，要么以批评对象作为起点进行关于文学的写作，把自己的人生和文学经验作为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假如选择后者，批评家个人的人生经历和阅读经历就会以它们的偶然性压倒文学批评传统引为骄傲的文学标准的必然性，批评作品就会以拥有"原始理性"的新形式和新形象重新塑造它的读者。采用这种讨巧的批评/写作方法，批评家就不用惧怕袭用国外批评家的批评/写作方法的指责了，即使是国外批评家发明了这种批评/写作的方法，但他们不可能发明中国批评家的人生和文学经验。这种批评家的写作方法逃避了文学批评的评论(评价)文学作品的职责，也避免了多数文学批评所避免不了的文学官腔。

　　因此，我赞成走样的、有所发明的、热情洋溢的作品细读。从诗人的角度讲，不经过这样的洞察力和创造力并重的阅读，任何诗歌作品都是残缺的，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