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春等 通信选录

[汤颜]

致肖开愚（关于转折）

开愚：你好！
近况如何。
因我正在酝酿一个转折，所以把这两年的诗集中给你一次，算是一个纪念（部分你已看过了）。这两年我是“祈祷诗”和“性情诗”同时写，精力上以“祈祷诗”为主－－我写这种诗的想法是：让自己站在主面前，这样就可以把当代潮流对我的某些不良影响都融化掉、清除掉。比如说让我至少不说假话，不说做作、别扭的话，等等（如果我真的做到了，也可以算成是信仰给我的诗的一个益处）。“性情诗”是与之相对的，写比较世俗的、性情的经验，因此有点杂，给你之前略挑了一下。
所谓的转折是，我开始对再用基督徒的语气、词汇等等已没有兴趣了。天主教是太有诗意了，我已沉醉了10年，而我现在只想着应该如何避免这种诗意。至于下一步怎么做，我还不清晰。当然，在生活层面，我的信仰没变，只是诗的想法变了。
仅有的两篇拿得出手的诗学文章（《声音的故事》、《福音的诗学》），也发过来，不管你看没看过－－真的是纪念。
去年策展的文章，和一篇应《艺术当代》为几位湖北艺术家写的文章，也一并发给你翻一下，算是近况的报告。
请你指正，也盼看到你的近作。
祝：健康快乐！
建春
（2010.11.6）

与刘光耀的通信（福音与当代心灵）

建春：
平安！
请将你的汇款账号告知。这一期的稿酬现在才能发，请原谅！
盼你明年能给我一篇关于诗歌的文章！其它方面的也可。如果你愿写但丁，我就配合你也试写一篇，构成一个栏目。我不知后年还能不能办下去，学校要我们上 cssci,若不成功，怕就不会再支持了（现在一年给我们3万出版费，稿费自筹）。明年也许是最后一期了，让我们都写一篇在上边作个纪念吧。
关于但丁的研讨会现在开不成。明年也许能开第二届神学美学会吧，届时盼你能与会！
光耀
（2010.11.16）

刘老师：您好！
一向未问候了。
要什么稿费呀，如果一定要发，您就给我代领了，拿去买烟酒吧，算是我送您的（其实完全是您照顾我）。
关于诗歌的文章，我一定写，但是写但丁，写出学术价值我真的没底。
最近看了一本书《地下－东欧萨米亚特随笔》，很有感触，里面有一篇米哈耶罗夫的文章，谈到索尔仁尼琴、娜杰日达.曼德尔斯塔姆等人，用适合现代人的语言表达基督信仰的精神，给了我很大启发。他说《福音书》是写于一个农牧时代，用的是那个时代人的日常用语，而现代人的思维已与主生活的时代已很不同了，所以当代作家应将福音的精神用现代人习惯的概念、方式表达出来。
我的文章，实际上都是以经验为主，我感到要写出力量来，非得有学术不可。现在正在啃《存在与时间》，计划之后再啃胡塞尔，伽达默尔等。才发现刘小枫的一部分风格原来是学海德格尔的，不觉哑然失笑。另有很多名士，也是拣的他一鳞半爪。海氏现在已不流行了。我真正想研究的其实是现象学，相信一旦掌握了现象学的方法，就可以在分析问题时很有力量。海氏虽放弃了信仰，但他的思想与基督教处处暗合，当然他的存在论现象学分析也为像福科、马尔库塞这样的人打通了出路。
……（关于诗，与同期其它信有重复）
祝您平安！
建春
（2010.11.17）

……（愧受稿费和推荐黎衡等）

建春：
平安！
我刚刚将你的诗打印下来读完。这几天杂事太多，请原谅这么迟才回信给你！我喜欢你的“祈祷诗”，在其中总感觉能看到你的影子，无声而很清楚地看到你，跟着你的忏悔、反省、斥责，感受上主的爱意，体味真理的启示……你的语言、诗行自然、自由，也许同神在一起就是这样。你的“性情诗”让我有些吃惊，请原谅我的愚钝和直爽，在其中的不少诗里我看不出它们出于一个基督徒之手，感不到凡俗生活的圣意。也许是我个人性情的偏狭所致，我有点“浪漫主义”……我相信，由于基督，我们也有了神人的样式……那么，我们的“性情诗”该是什么样呢？我不知道。可我多想从你那儿看到，因我心中你是中国基督徒诗人的希望呀！我说的啰嗦，言不及义，请原谅！
……
（2010.11.23）


刘老师好！
谢谢您对祈祷诗的褒奖。关于“性情诗”，您的反应让我也很吃惊，我不知怎么说。很兴奋，甚至可以这样说。祈祷诗有效的唯一原因，来自于里面的每一句都是真诚的，因此也必定写不了多少。如果是假的，重复的，那就等于用诗去冒犯上帝。性情诗就是普通的诗了，里面有很多诗学的问题，一两句话说不清。或许，因为我们的性情本来是这样，里面找不到多少圣的东西，这才是需要救恩的原因。或许因为在一个物质的时代，要想让人听懂，只能写“物质的诗”？我不能多说。基督徒诗人的头衔，我戴不戴得起，那可是荆冠哦。
黎衡我已叫他与您联系。
祝您平安！
建春
（2010.11.23）


与冷霜的通信（信仰与诗中的观念）

建春兄好，
说是上周末回复你，学校的事杂七杂八，还是拖到了现在。诗是早就读了，两组诗，祈祷诗中我印象最深的有《母亲在电话里催促》、《贫乏》等，性情诗里《情人节》、《姑姑》、《性情》、《六爷》这些读来都很有味道，真见你的性情。我觉得你把你的诗分作这样两类，似乎信仰和俗常生活之间还是存在着某种无法消融的隔阂，所以，需要为后者单独辟出一个空间，同时在不少祈祷诗中，也有一种封闭感（祈祷当然是你单独面对主，但作为诗本身又需要开放和邀请——我对天主教是门外汉，也许我的感受和看法是受到限制的），但是我也想到，大概正是生命力强旺、性情充溢的人才更感到信仰的需要，而这中间的冲突恰是最好的见证？我在你的某些性情诗里也读到了信仰的表现。既然信仰不是可以在认识上一劳永逸的，那么隔阂和冲突就始终还会存在，就像祈祷的声音和性情的气味也在更深的互渗。
以上是我读过之后一点真实但不具体的感想。我这两年读诗，经常会没感觉，似乎是当代诗某种紧张感（从而造成诗的肉体的紧绷）不知从什么时候松弛了，很多诗读来都觉得涣散，纸上站不起也拢不住，没有一个诗的必然性。我也疑心是自己出了问题，毕竟有几年很少写。但读有些诗的时候就
确信还没有完全丧失判断。我觉得，你的诗中这种隔阂和冲突是真实的，因而有紧张，去克服时就自能带来新的质素，展开新的局面。
草草写了这些，算作一点交流。我结婚一年，有很多意识上的增变，很赞同你上封信中的话，我们共勉。祝你们安好！
冷霜
（2010.11.22）

冷霜：你好！
你很敏锐，就我诗中的问题而言，应该说你基本上是对的。有些有趣的苗头你没注意到，这不能怪你，我们见面交流的机会毕竟太少。
九十年代我与大家一样，是青春的虚无，过去的十年逆势而行，用心做了一个“有”字，至于今后，我是准备“无中生有”，直接的信仰表白大概是不会再写了。我同时是基督徒，无神论者，儒家，道家，佛家…其实我从来就不是以一种“自然人”的赤身裸体的信，而是决不肯把汉语历史和现实的包袱放下来却强求上帝救我，且要不断增加这包袱的重量――增加得救的难度。
准备停一段时间，除上课外，有限地做一点艺术方面的工作。艺评和策划会给我某种视角，或气度。我写一种有一定修养的人直觉地认为是诗的诗，从不，或几乎不写观念诗－－在学术上“很有道理”的诗。我的诗歌观念是普通、保守的。
暂说这些。握手，祝诸事好！
建春
（2010.11.22）

建春好，
我们的确是交流得少了，我没想到你会同时是基督徒、无神论者……等等，也不太能理解，不过我很同意当代诗要从事于“有”的建设。诗和信仰在这方面是一样的，即都必须提供出肯定，一个“是”。
还有一点，你对当代艺术了解很深，在我看来，当代艺术观念性很强，这也是它的活力所在，你怎么看？诗歌可以有取于此吗？
冷霜
（2010.11.22）

冷霜好，
你理解你的惊讶。其实我的“宣称”就天主教会来说根本就不新奇，米沃什曾说，天主允许我作为无神论者。我这是学他。当然，新教比较狭隘一些：别的都是魔鬼。因此他们留不住知识分子，你看美国的知分子很少有信教的，大多很左，而民众却虔诚保守，这种二元分化其实是清教教义的结果。20世纪中，新教徒成为大诗人而不冲破信仰的很少见，而天主教、东正教背景的大诗人很多，尽管他们不大宣称信仰（我以后也不会），但实际上仍是。
天主教的中国化化从利玛窦时代就开始了，耶稣会传教士将中国圣贤当先知看待，甚至顺从民俗，大胆地将一些当地的“神”（多半是一些名人祠，比如关羽、岳飞、柳宗元，我的家乡也有一个半佛半道的张王庙）马虎地当作“保护圣人”。当然他们的做法也引起了当时别的修会的极力反对，成为导致“礼仪之争”的原因之一。“梵二”之后天主教的本地化成了主流。台湾连打坐的神父都有。天主教本质上是在“入世”中内敛的，也可“出世”隐修，可以说是进退自如。新教完全是入世了。印度的德兰修女，大家知道她无论什么信仰的人都帮助，却很少了解她成全每一种信仰的态度，帮助临终的印度教徒、佛教徒、穆斯林等按各自的信仰走完人生。
就作为诗人来说，我的涉及信仰的诗，对于缺少同信仰经验的国内读者是很难有共鸣的。如果想写出当代人真实的状况，“信”可能是一个过于狭隘的视角－尽管从本质上，当代人的痛苦根源于无信。为什么不可以更体贴在爱每一个邻人呢，难道他们不都是主所造、所爱的？难道一个无神论者、甚至恶人的心中就完全没有了主的临在（良知的声音）了吗？显然不是。我并没有降低信仰标准，相反，是把信和爱的幅度提高、加深了。基督徒的心灵所求和所得的，根本就不是俗常所谓的“安宁”，恰恰相反，是永无止息的激情。想一想上帝本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事实有多荒诞…基督教根本就是一种荒诞，是让人不安到死的…因为主所给的平安，不同于世俗所给的平安。另，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曾会晤了所有主要宗教的领袖。这与救恩的唯一性并不矛盾。――我不多说。
关于艺术，特别是观念，主要是因为艺术有一个媒介的问题。所谓观念，就是将艺术“最基本的东西”（与诗歌并无两样）怎样最恰切地以不同的媒介、方式表现出来。是媒介性决定了观念。所谓“语言学的转向”，在诗中应该也有，可以说在当代诗中也一样没有完成。因为观念谈多了，人们常常一古脑儿把什么东西都称作观念，比如反讽，这其实是一个修辞的问题，不是观念问题。那么就只有臧棣和张枣完成了“语言学的转向”了吗，因为“元诗”？他们显然触及了问题，至于是否有效，完全取决于流失了多少诗最基本、或者说真正重要的东西。诗歌精神需要“观念地再生”。从创造的角度讲，一首或一组好诗必须能在有效地表达的同时，创造一种新的“诗歌观念”，也就是说，要有一个陌生的“质”。前面说了是媒介性决定了观念，那么诗有什么媒介性可言呢？媒介性之于诗，应该隐喻地、存在论地理解。应该从当代媒介已无往弗届地影响了当代人的感觉上着眼。我决不支持网络诗歌之类已具备了当代媒介的性质－－这只是被媒介所“决定”的现象，而不是深入到当代人知觉和心灵的内部发出“决定性的声音”。
唉，写得累了。我下午还有事，再谈。
建春
（2010.11.23）

另，

当代艺术让媒介，也就是材料和语言的问题成为艺术中真正重要的，“主题”成了一种过时的诗学。在诗中也是如此。可以说早就如此。媒介有时指传播的媒介，有时指使用的材料，言谈中容易弄混，但都是对的，都是载体。既然诗永远只有词语，若硬要说媒介的话，可以套为所用的材料。如果除了“语言”本身什么材料也处理不好，那还叫好诗吗？观念，当然是处理材料的方法了。方法不等于修辞或技巧。后者总与某种先行的主题有关。我希望写一种根本就没有想象力的诗，而专注于“真实”（即材料）。没有想象力就是最大的想象力。有哪一种虚构、想象，比得上“现实”的魔幻？我反对观念诗，是反对狭隘的、半吊子的观念，不是真正的观念。
（2010.11.23）

建春：
反复读了你的两封回信，大致理解了你的意思。你关于你的信仰的表达，让我感到新鲜，也觉得有说服力。至于观念的话题，前次提出来，倒并没有预设什么立场，我很同意你的这句话：从创造的角度讲，一首或一组好诗必须能在有效地表达的同时，创造一种新的“诗歌观念”，也就是说，要有一个陌生的“质”。我觉得这应该是当代诗的一个前提。我前信中所说的紧张性，其实正是与此相关。至于媒介，我的想法比较简单，诗的媒介就是语言，因为语言同时有社会交际的公共性，诗人需要重新去发明语言。艺术所使用的媒介即使是来自于日常生活，如晾衣架，但经过现代艺术的变革之后，这个命名行为要比诗人发明他的语言简易得多。用一个不知道是否准确的说法就是，在一个有创造力的诗人的写作和视界中，诗歌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之间是一体的，无法分开的，艺术家可能还能换用不同的媒介，以表达不同的观念，观念可以是像一个产品一样，诗人，如果他已经形成他的道路，他就只能深化而几乎不可能改变他的观念和语言品质，就此而言，也许可以说诗是更忠贞的艺术。与这个根本点相比，诗无法像当代艺术那样市场化还是比较外部和其次的问题。
冷霜
（2010.11.26）

冷霜好，
你比我说得有条理。我其实不大懂理论，特别是诗歌理论，东看点西看点，再掺杂点艺术方面的感受。从状态上来说，我不算差，至少我保持了新鲜的感觉，没有老气横秋，没有油。我一次次重新开始。
“祈祷诗”后面几首，近于宣言，实际上已回答了第一首中 “我是谁” 的问题。《颜色》和《嘉年华与法庭》，开阔的气象渐明。你提到的《姑姑》《六爷》等诗，因有叙述的影响，我是不大会在这个方向上用心了，因为那种写法似乎暗含了一种过于直观、简单的现实观。满意的地方在于材料完全是真实的。祈祷诗的每一首气都是很足的，因我写得严肃，所以里面实际上还是有一个结构，至少从内容上说是这样。如果从刚信时的诗算起，我已可以编出一本祈祷集来。我是随身带着历史和现实的重担去信的，这实际上是一个民族的反省。
这一年多讲20世纪艺术史，让我感到，我的确是错过了某种更直接的向度（还可以拣回），但我也避免了不少陷阱。汉语诗人似乎很容易掉入陷阱，我觉得主要是方法论上过于朴素造成的。一谈到“境界”就误认为是世故、苍凉，一谈到精神就不耐烦“现实”，一谈到生活就想到“日常”，把插科打浑误认为智性、修辞，把精神自由等于享乐主义，把批判等于反文化、反道德，一会儿是西方60年代，一会死啃古书…从私利出发，以语言的名义，刻意模糊了简明的真理、基本的正直，如此等等。――讲“策略”才是中国人根子里的毛病，没有操守了（真儒从世间消失），状态、工作都成了一时的东西，不耐久，要么是过于血性的，要么是机会的，策略的。
我想法多，冲动多，没地方说，就都跟你说了。
建春
（2010.11.26）

（冷霜复：）

要么方法论过于朴素，要么又太机会主义——我完全同意你的这个看法。
（2010.11.27）


致王家新（存在意义的写作）

王老师：您好！
“我想我应该是一个存在意义上的写作者，而不是文类意义上的诗人。”这话说得真好。诗歌在当代的处境，在很多诗人那里，已成了一种自怜，在这个自怜的心理上，又有了一种对分行的圣化和滥用。现在一些人的诗，在诗意上已到了低于杂文的水平，这种“出位”，却被美化为诗艺的“突破”。好像任何够不上诗意的唠叨只要敢于分分行，就成了“突破”似的。
在这个考虑中我对诗的理解始终是比较传统的。就是必须强烈、集中，诗关性命，其所指也大。存在，灵魂，人格，人道和文明的立场等等维度是不可以放弃的。
存在意义上的写作者，在我的理解中，一方面当然与存在哲学（实际是一种现代性的、无神处境下的神学）的知识背景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对高度综合的、具有枢纽的意义的诗意和存在的坚持。“存在”必然是一个包含了世间一切维度的存在。“后现代”与其说是一种具有生产力的主张（它毫无生产力），不如说是艺术被政治、族群、身份、性别，反逻各斯（逻各斯即圣言、道，您把圣言直译为“词”）等分化和瓦解的状况的描述。在这种背景下提及“存在的意义”，是对当代知识状况的一种诊断。一个诗学判断。一个强势的回答。
刚从黄石回来，就看到您的信。今年我实际上只发表了一次，三首诗，其中一首还是早期的，所以我给您的是两首。
谢谢！平安夜我全家会在教堂里聆听“say mass”。上帝的确在雨和雪中成了念经的灰鹦鹉。我想象能与您一起分享主的平安－它“不同于世俗所给的平安”。
建春
（2010.12.19）

注：参见王家新《那逃掉的灰鹦鹉》及李昶伟《王家新：书像我身体的一部分》（《南方都市报》210年1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