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波等 “当代诗的概念：范围、内涵与阐释”研讨会

[汤颜]

张桃洲：此次会议的缘起主要是来自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由孙文波主编的这本《当代诗》的出版，另一个与我的关切恰好有关系，我对“当代诗”这个概念非常感兴趣，我觉得这本书可能会回答我对“当代诗”的一些困惑。大家知道，前些年文波和肖开愚等一些诗人提出这个概念，不久前姜涛也详细地讨论过“当代诗”的问题。当代诗是不同于现代诗的，“当代诗”有些什么内涵、性质以及走向如何，这都是很有必要进行讨论的。那么恰好这本书的出版促成了此次机会，我相信今天大家都会有很充分的研讨。
孙文波：首先我要感谢文化艺术出版社，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这本书很快就出来了。这本书出来之后，我觉得是比较满意的，因为基本上是在我的诗歌理念的框架下编订的。于是后来我就对桃洲说寻个机会找一些对当代诗感兴趣的朋友们来聚一下，做一个详细地座谈活动。这里要感谢桃洲的热心和安排。但此次相聚并不是为了推广这本书，更主要的是借此机会来谈论谈论“当代诗”的问题。我觉得，这里说到的“当代诗”，首先是一个文学概念，而不是一个时间上的借用；其次才和时间发生联系。我暂且先说这么几句，大家都是诗歌方面的专家，希望能够畅所欲言。另外，我还希望大家能够对这本书发表一些建议、意见，使我能够在今后的编辑中把事情做的更好，完善得更好。
张桃洲：前些天我听文波谈到过美术界有一个“当代艺术”的说法，这与“当代诗”的概念或许有些共通之处。当然，当代艺术是有别于传统艺术的，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但是否类似于我们所理解的先锋艺术？我们让孙磊开头就这个说法发表一下看法。
孙磊：确实有这么一个说法。其实在艺术圈里，大约去年这个时候也专门针对“当代艺术”这个概念中的“当代性”做过一个研讨会。一些主要的艺术杂志以及一些年轻的艺术批评家在这次座谈中，都很充分地研讨了各自思考的问题，并以文章的形式共享。我觉得“当代诗”是一个很好的概念，对当代写作尤其是当代诗歌写作是一种全新的理解。这种新的理解和原有的“现代诗”有着一种对应关系，就像“当代艺术”与“现代艺术”之间的对应关系一样。现代艺术基本上是在语言内部发生错综复杂的关系，当代艺术则是强调思想与思维逻辑、思维方式的展开，本质上当代艺术是以观念为核心的，它有它独特的属性。当代艺术和先锋艺术有着巨大的区别，因为在任何一个时代，先锋艺术都有一个向前驱动的倾向，而且先锋艺术在八九十年代就已经过时了，当代艺术却并非如此。
杨小滨：文波的《当代诗》这本刊物的标题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么其中的理念或者说观念是什么？
孙文波：如果把“当代诗”作为一种文学概念来谈论，主要强调的是写作与当代社会进程，包括思想进程、现实进程的一种关联。当谈论到这种关联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仅仅局限在时间或是现实上，而需要更深入地了解现当代所有的文化进程，以便于我们在理解“当代诗”时获得更多意义，取得更多的回应甚至是引导。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如果落实到具体的写作上，我希望它能够表现出、反映出更多的新想法，即拥有一种发现的意味，从而与以往的写作相比出现许多不同的东西，而且这些不同并不是以“好”或者“成熟”来界定，是给人一种新鲜感。说到新鲜感，那么我可不可以这样问一下呢：“新鲜感”对当代诗的阅读者来说是不是一个要素？假如能够作为阅读的要素，我希望我在编辑《当代诗》的时候，能够把“新鲜感”当作一个编辑的因素来运用、实施；我希望在发现新人、新作的同时，能够真正把这种理想贯穿进去，落实到实处。因为现时代的许多写作者，虽然在“当代诗”的时间框架里进行，但很多都非常缺乏发现意味，写出的是极为陈旧的东西，没有新鲜感，简单而粗暴。我希望在这本《当代诗》中能够剔除这些东西，这是我的初衷。
杨小滨：刚才几位朋友讲到了现代、前现代、先锋等一些概念，但在我看来，这些概念也并不见得就是互相排斥的。比方说要求“新”这样一种理念，也是现代主义里面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提倡。庞德引用中国古圣人的话 ——“日日新”，这也是与现代主义相关的。而谈到后现代主义，像利奥塔这样的理论家认为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起源的一部分，因为要往后的话肯定是要不断地创新的。所以我并不觉得这些概念有多么大的隔断或对立。一种能够成立的“好”（这个好是美学意义、艺术史上的好）的艺术，在我的角度看来肯定是“新”的，能够与过去的、现存的表现方式有所差异的。所以，这点上我非常认同文波的编辑理念。我曾经给台湾编过一本杂志叫《现代诗》，但后来一些原因改成了《现在诗》，我觉得“现在”和“当代”两个概念还是有一定的呼应关系，都是在强调“当下性”。那么从何角度来看待“当下性”，台湾与大陆的视角并不是特别一致的。即便是同在大陆的不同批评家、理论家看待这个“当下性”，在共识上也是比较弱的。刚才文波讲到了一点让我很受触动，即“当代诗”与现实性、思想性的关联的部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说法，我们一般说到“当下性”的时候，更多的关注的是其现实意义和社会关怀的问题。当然，每首诗都可能会有对现实的关怀，但是这种关怀本身仅仅是停留在一个对“当下性”的姿态上的一种关注的话，那么对诗歌本身的发展、对艺术本身的创新和推进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孙文波：我再提一点，我其实还有一个很个人化的理念。我觉得那些我们称之为经典的作品，其实都是具有“当代性”的。我在曾经写过的一个小笔记中谈到，我们今天读华兹华斯、杜甫，其实他们在今天对我们也是有效的。这涉及到了写作的有效性，而谈到当代诗的时候，就存在当代诗对成为经典的欲求，如果我们往这方面来理解的话，这就为当代诗提供了一个很高的门槛。写作的参照系就会变得宽泛了，就有一种绝对意味上的要求了。譬如对我来说，在任何时候阅读杜甫，我都觉得我是在阅读当代诗。
胡续冬：其实我也注意到了，这两年来文波、姜涛等都把对当下写作的命名集中在“当代诗”这个概念上来了。我自己也在多多少少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在我带的国外文学的课程中有时候也会牵扯到对现代、当代、现代主义等概念的清理。正如刚才小滨说到从一个大的观念泛型上来看，其实我们依然处在如哈贝马斯说的“未完成的现代性”的状态之中。但是我们确实也有必要去提出一些新的命名方式、整合方式，来完成一个自我更新的程序。
我们在谈论国外当代诗歌或国外当代文学的时候，它们也存在一个分水岭，然而这个分水岭是一个非常模糊地界限。就是在高峰期的现代主义时段之后，到当下之间有这么一个模糊的地带，在这个模糊地带里只有个别的理论家会不加反思地使用后现代的指称来涵盖这个时段，而大部分都是倾向于使用“当代”这个概念。其实后来发现，“当代性”并不单是一个时间上的类似于today、now等的概念。在我看到的一些当代诗歌的国外选本中，它不单注重对高导期的现代主义的“行规”的延续，更加注重对当代的一些理论、思想资源的对话的能力，即注重对当代话题的有效回应；另外就是对诗歌写作本体论上的探究，即重新刷新、界定诗歌作为一个艺术门类的界限，被冠以“当代”名称的诗歌更多讨论地是与其他抒写介质、艺术门类之间融汇、渗透的可能性。
在国内的语境下来谈“当代诗”，我们学当代文学的都知道，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当代与现代是有一个话语设定和价值谱系优劣的区分的。这套东西被打烂之后，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突破口——即用像“当代诗”这样的概念来指称某时段写作的倾向或努力的时候，有可能突破该时段的写作僵局。从零零年到现在这十年中，虽然表面看上去活力四射，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我去年的一篇文章《孤绝的二字方——近十年来诗歌场域的问题》中我谈到，这其间的诗歌有一种自我的、内部的、无限的有丝分裂，使得相互之间对话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少。这里面的问题在于我们整个诗歌“行当”在经历了1978年的自我活力的重新找寻到八九十年代之后，这个“行当”就找回了一套“行规” ——无论是互相对立的话语形式，还是占有统治性的话语方式，已经逐渐地形成了这样一种“行规”。但是，这“行规”有时候过于强调了汉语诗歌在1978年之后从其内部生出的中国式的现代诗歌的内部表达规律，这有时候扼杀了新的思考诗歌与当下关系的可能性。假如这个“行当”足够大，该“行当”与整个社会历史语境对话的接口足够粗的话，那么这套“行规”能够找到一个有效的转换方式，换成一个社会的有效阅读；假如这个“行当”本身的范围在缩小，与社会的接口也是在不断缩小的话，那么这个“行规”就只能是一种内爆式的机制。所以，重新提倡诗歌的“当代性”或者说用“当代性”的方式对现代汉诗的书写方式作一次刷新，是有着很深远的意义的。打个比方来说，假如诗歌是一个电脑终端的话，它的带宽是非常低的，它与整个文化的互联网之间的链接是非常弱的。那么通过强调这种“当代性”，把这种带宽强行拉大，让诗歌这个“行当”找到一个更宽的接口，不仅增强了诗歌自身的活力，还有效地避免了一个“行当”在经过三十年之后“行规”所带来的惰性。而这本《当代诗》杂志在这方面做得是比较好的，无论是篇目的构成还是里面所透露出来的书写活力，都是有相当说服力的，在诗歌意识自我革新的抱负上体现得非常明显；但是这本刊物在对于我之前提到了的关于书写介质的变动性、诗歌本体论的僭越上可能体现得并不是太明显，感觉在体例等方面还是传统的诗刊模式。
冷霜：我前几年写过一篇文章，文章里面用到了一个词叫“当代性”，后来有人专门问我说“当代性”是什么意思，其实我就发现这确实是一个问题，而在当时用这个词语的时候仅是为了区分相对于现代主义的一套。这几年中也陆陆续续地看到了一些关于“当代诗”的讨论，所以在看到这本《当代诗》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很期待的感觉。因为我觉得这个命名并不是一个时间意义上的命名，它一定是希望能够摸索到一些新的边缘。虽然过去的十年是在近三十年来中写作上最活跃的阶段，但是在与诗歌有关的观念的更新上进展得并不是特别明显。尽管做了一些努力，但这些努力并不像之前那么清晰，这是与现在的有关写作上语境的变化之大有关系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的一个观感是，如果没有诗歌意义上的更新，那么一直以来民刊的传统就变得没有意义了。过去的一份重要的民刊，因为它集结了一批有着相同的新颖的文学意识和抱负的作者，是有着很强针对性的。看到这本刊物，我想到了十年前的《中国诗歌评论》，因为从内容的设置上有很多相近的地方，但是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是在摸索新的边缘，希望通过写作找到当代诗新的与现实之间对话沟通的能力，而《中国诗歌评论》出那三册的时候，刚好是大家特别有信心的时候，从八十年代一直到零零年初将近二十年的写作终于把一些写作的意识能够稳定地确立下来并且充分展现出来，所以这两者是不一样的。
树才：这本刊物在设计上是很朴素的，这其实显示出了一种雄心。但这让我想起一本外国诗的刊物，你把它搁在一个地方两三年，都会觉得它是当前时代的出版物，所以这本书在封面设计上的鲜活感还可以进一步加强和呈现。在我看来，“当代诗”是一个现成的东西，比方说我们在法国介绍一本诗集叫《中国当代诗选》，“当代诗”就很容易的被囊括进去了，因为它是一个时间描述。任何命名如果过于强烈地和时间粘连在一起，它就事先已经宣告了它内部的布局情况，你就很难再赋予它以美学的内涵，因为对于“当代”，每个人都有一点约定俗成的理解。我觉得“当代诗”与“现代诗”显然是有区别的，我们编《中国当代诗选》就很可能从北岛编起，而编《中国现代诗选》就很可能从胡适编起，也可以从艾青编起，甚至也可以从北岛编起，在法语里面当代和现代的区分是很明显的。所以，“当代诗”作为一个诗学概念是需要这本杂志不断地编下去，编出什么样的作品，发出什么样的光芒，给人以新的想象才能完成这一概念。“当代诗”作为一个杂志的名字，我觉得很好，但是作为一个诗学理念有点过于现成，它和时间粘连得非常紧。强调“当代诗”， 在法国诗歌中有这样的概念，活着的诗人无疑就是当代诗人，一个诗人如波利伏瓦现在八十多岁，但它的诗集仍然是被率先读到的。
对于当代诗的困难，我看到桃洲对九十年代那个十年和新世纪十年做过比较分析。我觉得现代十年的困难都是九十年代激发出来的，新的十年对我来说有着一种始料不及的态势，这种态势首先是整个世界格局里文化的追求普遍遭受资本和物质的压抑，中国的国门被前所未有地打开了，我们一下子明白了其他国家的诗人是怎么生活的，其他国家的诗歌是什么样的境况。而中国整个社会的境况也被变本加厉地反映在诗歌里面，写作成了生产化的东西，要被当做产品去出售，写作就失去了耐性；而批评领域也不同程度的被贬低为仅仅是发现一个现象，然后把这个现象价值化。我觉得批评在诗歌里面的功能不应该是一种社会化的东西，应该是对诗歌本体的一种研究，或者说帮助读者展开诗人与诗作的阅读空间，研究诗歌本身的功能。法国诗歌中，从瓦雷里进入法兰西学院，一直有一个教旨就是指诗歌的功能一定是与社会相关联之后的反映。在我看来，这本刊物之所以叫做《当代诗》，它有一个愿望是应该怎样将当代中国社会、语言、心态通过写作呈现出来。这几年的灾难特多，在对灾难的表述中，我们重新又发现了诗歌的社会功能，但我相信自从《今天》创办以来，诗歌并不是想从这方面发展其功能的，并不是为了面对一个大的社会事件，像地震等。虽然地震可写的东西非常之多，但我看到的大量地震诗歌中，真正好的作品却是遥遥无几。这就说明了我们怎样去理解诗歌的功能，即便是自发的写作，写生命写死亡等，也不见得就会写出很好的作品。所以，探讨“当代诗” 的功能，千万不要仅仅局限于很具有“当下性”的社会事件，而是真正需要加入诗人个人的生命关怀和体验、想象、真实，以及自身对诗歌本体的理解及知识结构的补充。所以我希望《当代诗》杂志能够通过一些好的作品探讨出一些当代诗写作的困境，甚至可以包含少许外国诗歌的引入，因为题目本身看不到在国别上的限制。
孙文波：我们的编辑工作当然是会不断改进的，这也是一个刊物在自身的发展中必须要做的事情。比方说在下一辑里，我们就考虑让一个国外研究中国当代诗的研究者，从他的角度来谈谈，他们（即那些外国从事汉语诗歌研究的人）是怎么来看待中国当代诗的。工作是需要一步一步慢慢做的。就如刚才树才谈到的， “当代诗”这个概念确实包含了一种重新命名的“野心”，因为这是与时代的发展和许多事物的变化相关切的。就如同我们今天来谈论道德的含义的时候，肯定会阐释出由于现实生活方式的变革所带来的种种变化及命名的偏移，比如我们现在谈论道德与十年前的谈论已经在表述上大相径庭。当我们重新认识诗歌功能的时候，我们会考虑到诗歌的功能、诗歌本身的功能，语言指向的道德、语言本身的道德等这些过去未必会考虑的问题。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重新清理的东西，这也都是“当代诗”不是作为一个概念而是作为一个刊物想要完成的东西。再进一步说，我希望《当代诗》能够体现出“当代”作为一个中介点，既要和过去发生关联，也要和未来发生关联；既能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也能解决自身向后发展的问题。而这些也许可以说是作为一本刊物的“野心”。我认为没有“野心”不可能办好一本刊物。恰恰也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很多问题都需要我们自己去发现，做出判断，我希望能够将这些问题纳入到这本刊物中来，进行更加充分的讨论和呈现，所以，需要说明的是，这并非一定要“命名”什么。
周伟驰：当然，“当代诗”要作为一个专属的命名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当我们的心中有一种想法和趋向的时候。当我们把一些概念、范畴都抛在一边而直接面对事实的时候，实际上里面的差异是非常大的。就像前面说的要面对当代的一些现实，怎样是诗歌和现实发生关系等，其实也并非容易的事情。当我们“命名”朝向某一个方向的时候，别的方向的诗又该怎么处理呢？
孙文波：“当代诗”并不是一个指标性的要求，而是对于文学本身所作的一种设想。例如魏晋时代的宫廷诗歌，它在谈论的时候很可能是在修辞的意义之上，也有可能是在诗篇的结构方法的意义之上。所以我们看待“当代诗” 也是在某一个方面把它看作新的东西，符合我们今天对汉语的期待，而如果这种期待是可以实现的，那么“当代诗”的存在就是成立的。“当代诗”首先是一个文学概念，其次是与时间发生关联。我之所以强调这个，解释这个，也是希望大家能在这方面多加探讨。
蓝蓝：在零五年的时候有一次诗会，诗会上以为诗人朋友非常高兴地拿着一张纸告诉我说：“你看，我刚刚写了一首古诗。”我一听“古诗”，我有些惊讶，后来看到才知道他写的是一首格律诗。今天我们都在讨论什么是“当代诗”，事实上作为一个写诗的人，在写作的过程中根本不会去想自己写的是不是“当代诗”。因为在座的每个人，都是当代人，那么写的也就是当代诗。当然，我也不是说对“当代诗”的问题不进行考虑，我相信其作用还是存在的。至于写作，我们所关注的是自己的所见所感。一些有眼光的批评家在思考“当代诗” 的问题的时候，也许会给予我们一种“他者”的视角，让我们能够看见自己的后脑勺。“当代诗”所要考虑的并不是一个命名的问题，不是像“当代艺术”一样从观念出发的取向，也不是一定要拿来国外的诗歌当做一种参照，当然也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共时性的考虑，恐怕也不仅仅是艺术表达手法上的考虑。它太复杂了，很难用一个准确的、符合逻辑的、包罗万象的一种方式去命名它。我觉得从文波讲的建立一种新的标准，创立一种新的存在的意义上看，每个人都是不同的、都是有差异的写作，要进行一种高屋建瓴的把握，那就是一种设想。而这种设想的角度，应该是会引起别人的兴趣的；而对于写诗的人来讲，首先要解决的是自身写作的问题。
孙磊：其实文波昨天就和我谈论了一点关于“当代诗”的想法，后来我也思考了一下。我们仍然参照“当代艺术”的发生发展来看，我特别同意刚才胡续冬讲的两个能力的问题，一个就是历史纵深感的认识能力，另外就是对现实社会复杂的、多元的描述的能力。在这里我想提供给大家一个思路，比如说当代艺术的逻辑一直都是颠覆性质的，是反叛的，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中国当代诗的发展，从八十年代到今天，也几乎是一个颠覆的逻辑，是一个“颠覆-重建-再颠覆-再重建”的方式，而我认为最近一段时间，这种逻辑有些改变，变成了一种“质疑”的逻辑。“质疑”的逻辑不再是打倒什么，比如该书中姜涛诗里面的争论色彩，就是一种质疑的方式。今天的诗人在担当的角色上已经有了一些变化，不像是曾经北岛式的反叛姿态，而是越来越倾向于质疑了。如网络、杂志等媒体在谈论的时候，都往往选择的是一种提问的方式。文波将“当代诗”作为一个概念提出来的时候，可能更多地考虑到了诗歌内在逻辑的变化，而这个逻辑的变化却是不明确的。面对写作，我非常赞同诗人们在诗歌内在的一种描述，也非常赞成在语言发生上、题材处理上的有意识的变化。谈到这里，我想起最近几年蓝蓝、朵渔等非常强调有关社会责任的写作，可以看出已经是与过去“盘峰论争”、口语诗写作等的不同态度了。这意味着过去的逻辑在消失，而“当代诗”的概念与现在的质疑逻辑是相互关联的。
清平：面对“当代诗”，很难清除地说出它具体指向什么，在不同的环境下，它可能就是一个确定的时间概念；而在评论家和大众的眼里，它倾向于价值判断。比如有人说“现在的诗根本看不懂”，这其实就是说的当代诗；另外还有一个属于诗人自己的概念，特别是当代诗人所面对的问题、思考的路径等与过去的诗人不一样，那么这也就会在诗歌中反映得不一样。之前文波讲到杜甫的诗歌，我认为杜甫的诗歌中自然会有“当代性”，但杜甫的诗绝对不是当代诗。因为在杜甫的时代，它们不会去想未来的社会发展成为什么样，它们只会去想社会如何淘汰、更替，皇帝该如何励精图治等，这是有所不同的。所以在我看来，当代诗人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不仅面对过去，还要面向未来，那么写诗的方式就应该不一样了。我觉得当代诗人有三个可能性：一个就是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说你能重新审视过去的东西，也能重新审视现在的、当下的很多东西，同时你也能预想未来；第二个就是最新的可能性，就是指诗歌写作的修辞、语言，思考社会、人性、生命本体、宇宙万物的路径肯定要比过去的人宽广得多，新得多；还有就是最小的可能性，就是作为当代诗人一定要意识到自己的局限。
阿西：作为一个当代诗人，要解决当代性问题，在我看来就是一个路径，即语言和语言方式问题。语言的问题、语境的问题及语言的方式问题，如果在这些问题上，一个当代诗人能够修炼得足够的话，那么他就不可能被认为是朦胧诗时期的诗人，也不可能是九十年代的诗歌，而是属于二十一世纪独有的诗歌，那么就具有“当代性”。
清平：我最近在编一部《中国诗歌》，分为两期，一期叫《2010网络诗选》，还有一期叫《2010民刊诗选》。我发现，几乎所有的诗都写到当下生活，但是很少有诗会写到文波所强调的“当代性”。比如我们现在写地震，跟唐朝时期写“安史之乱”或者三十年代写花园口决堤和抗日战争，也看不出它们有什么“当代性”上的区别。我觉得当代诗就是一个“有效性”的问题，比如我写了一首诗，搁在评论家眼里，评论家就会说这诗好或这诗不好，搁在大众手里，大众就会说这诗看得懂或这诗看不懂，而搁在我们手里，我们应该意识到这诗是有效还是无效，或者说陈旧还是先进。当然，两三百年后，后人看我们的诗歌也会认为我们的诗歌不是“当代诗”，因为他们的可能性比我们又要丰富得多。
西渡：文波和我谈到《当代诗》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名字取得非常的好，非常响亮。“当代诗”如果作为一个诗歌概念，有它含糊的一面，因为界定是不清楚的，而且又和时间的牵连如此之大。但是这个命名也还是有其重要性的，特别是与现代诗联系起来看的时候，有的人可能会认为当代诗就是现代诗的一个部分。从朦胧诗以来，整个的诗歌背景与现代诗是很不一样的，有很多的差异性。这种差异在批评领域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呈现，而文波办这个刊物确实是一个契机可以让大家更多地来关注当代诗歌。从创作的作品数量和整个成就来看，我觉得当代诗的成绩已经超过了现代诗歌，而批评语境中并没有得到更多的关注，反而不如现代诗受重视。
清平：这一点我非常同意。批评家对于现代诗和当代诗的批评，就像是走台阶。比方说有七个台阶，而有些批评家们他们只站在也只能站在第三个台阶去观看诗歌的成就，他们无法超越和抵达到第五、六个台阶，所以我们站在上面台阶上的当代诗自然就不被关注了。这是因为评论家们站的台阶太低了，他们对诗歌的修养和深入程度远远到不了当代诗已经达到了的高度。
西渡：所以说，我觉得“当代诗”的有效批评必须要在我们当中才能产生，必须我们自己去关注它、阐释它。上一辈的批评家，即使当年他具有敏锐的艺术感受力，那么到了现在，我们的写作背景以及我们的感性与他们时代的批评接受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很难给予当代诗歌以恰当的批评和阐释。所以我建议文波编的这本《当代诗》能够加大对批评文章的分量。另外，作为一个刊物的有效性，在于它能持续地、不断地办下去，所以也需要我们自己多关注这样的刊物。
阿吾：听了大家的意见，感觉其中的一些问题，像是三十年的幽灵不散，一直还存在。其实三十年前我们就期待诗歌被边缘化，至少我在三十年前是追求被边缘化的。因为在三十年前，我们被给予了太多无聊的东西，并没有让我们真正去作诗。如今，诗歌基本被边缘化了，但我依然觉得不够。原因有两点，首先是我们的意识形态还没有变化，其次是商业化的步伐太快，导致了边缘化不彻底。但我们现在的诗歌，总体来讲比三十年前实在是好得太多了，很多东西都可以写，都可以公开了。然而我觉得如今的汉语诗歌的写手，并不需要拿其他国家的诗歌来做标准。因为寻找“标杆”的事情是三十年前的任务，那时候已经完成了。至于现在的人有没有必要寻找这一“标杆”，是其个人化的东西，而非群体的。诗歌是很个体化的东西，它虽然是人类共同的文化，虽然其归宿是群体的，但其出发点是个体的。不像有些事物出发点就是集体化的，归宿也是集体化的；有些却是出发点是集体化的，而指向的却是个人。现在的诗歌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然而确实是个体出发的，诗歌的责任感也与三十年前不一样了，更真诚了，这也是“当代诗”的一个好的方面。
秦晓宇：当我们谈到“当下”和“当代诗”的时候，这其实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就像是“乱花渐欲迷人眼”，是很难扑捉的。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到它与现代诗与古体诗歌极为不同的地方。“当代诗”的生发有着其独特的土壤，以前没有，国外也没有。这种土壤，我们可以去反对它，疏离他，但是始终还是离不开它，这就构成了“当代诗”的某种独特性。另外，当我们谈到诗歌的语言，当下的汉语的修辞、可能性、表达范围都是更丰富的，而汉字本身的独特性也是可以加以运用的。我个人觉得当下的写作并没有做得很好，那一批最好的诗人所体现出来的往往是一种文本享乐的东西。罗兰•巴特的文本愉悦的概念并非纯粹的文字烹饪主义、文本享乐主义。在这里，新诗不仅是一种对古典语言的更新，同时反对的是那一切的陈词滥调。如果将诗歌局限于一种反映现实的写作的话，它不能真正使一个成熟的诗歌读者感到满足。所以说“当代诗”的土壤还需要进行开阔，而不能太局限，我们要能把这种优势使它真正为我们所用。
蒋浩：我想“当代诗”就像这本书的封面设计理念一样，看起来既像“当代诗”，但又不太像。在我看来，“当代诗”是异彩纷呈的，就像是画画一样，你可以从最底下画起，也可以从中间画起，也有的在画完之后故意破坏一下，从而真正完成一幅作品，那么写诗为什么不能从底下开始写呢，或许也可以从中间写起，甚至也可以故意破坏一些东西来创作，当然这仅是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当代诗”可以是一个很丰富的、极具包含性的概念。当今我们也提倡各种形式的诗歌的存在，但似乎写来写去又还是回到内容上去了。具体怎么把握，我觉得都是可以的。这是我对“当代诗”的一个理解。
敬文东：拿到这本书之后，我首先看到的是文波的诗和蒋浩的诗，觉得不错。我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超先锋主义时代，所以我们“当代诗”完全也可能出现类似于魔幻现实主义的诗歌。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很匪夷所思的生活场域里面，就像文波的诗所说：“如果有什么需要感谢，我要感谢这个社会的紊乱。”我是很愿意看到一些超现实主义的手法把一些想要表达而难以表达的东西描述出来。还有一些现代词汇的运用，在诗歌里面也体现得很鲜活，就像胡续冬类似于恶搞式的写法，蒋浩前后风格的转变，都与词汇的运用选取有关系。让词语“疯狂”起来，使得荒谬的、悖论的现实被拉进来，而不再是像徐志摩式的文风，这让我感觉很棒。
王东东：我觉得《当代诗》杂志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讨论的场域，我觉得当代诗并不仅是一个理念上的东西，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时间概念。我们回避不了当代诗与现代诗的关系问题，因为我们处在一个现代诗的语境之中。如何协调好两种话语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回避不了的问题。当然你可以把现代诗的话语涂抹掉，但这个工作的比较困难的，这种强势的话语从涂抹到重塑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就我看来，像北岛这样的一些诗人，他们创造了一种现代话语与西方话语相互对照的关系，他们所建造的关于流亡的叙事，在现代诗的传统里面似乎不太充分。对于“当代诗”，我觉得这个命名表明了一种焦虑，当然也表明了在“当代”的空间里面对两处话语的复杂处境，所以有些诗歌让我觉得很有一种琐碎的感觉。我刚才看到一首诗，我觉得可以代表我对“当代诗”的阅读感受，“我的存在由我控制，没错，但是又有什么，鹰也可以控制自己的翅膀，难道鹰更明白自己是什么？”我觉得可以置换成这样：当代的存在由当代控制，没错，但是又有什么，鹰也可以控制自己的翅膀，难道当代更明白自己是什么？我觉得这可以代表我对 “当代诗”的复杂感受。
徐钺：我翻着《当代诗》的目录，我觉得有几个概念有助于了解这本书，首先是 “当代”的概念，然后是“当代诗”的概念，再就是“中国当代诗”的概念。“当代”的概念是与现代或其他时代相对立的一个概念。我们在聊到现代、前现代等这些词的时候，虽然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时代的划分，但却是在时间上建立起的叙述空间。当我们来界定这些词的时候，它永远都存在一些社会的、文化的标准。“当代”这个词也经由一直以来的发展，与其生发之初的意义也是有所变革的，是不对等的，甚至出现的领域与现在适用的领域也是不同的。“当代诗”很显然首先面对的是“现代诗”的概念，“当代诗”地呈现是一个不断被打开被放置的过程，这与以前的叙述很不一样，因为它是正在被叙述的。说到“中国当代诗”，我们面对的是古诗，正如李白他绝对不会想到他是在用汉语写诗，更不会说他是用汉语在写古诗，而当代的中国诗人几乎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概念和想法。在用汉语写作的时候，存在了一些特别的环境、特殊的资源，包括汉语本身的一些特质，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中国当代诗”的写作。所以我觉得“当代诗”这个概念应该是有一个前提的，那就是中国本土，应该唤作“中国当代诗”才更贴切地体现我们所处场域下的写作。
秦晓宇：说到这，我觉得可能唤作“当代中文诗”会更加合适，因为在国外的写作者用中文写作也可以把一首诗写得很好，但他所处的场域却是国外的，并不局限于中国本土。像张枣的一些非常好的诗作，写的都是德国的经验，但他却是用地道的中文写的。所以我觉得，这给中国诗歌带来了许多新的东西，是非常好的。
张桃洲：好，非常感谢各位，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请我们诗歌中心孙晓娅老师为本次研讨会做一个小结。
孙晓娅：在听完这次研讨会之后，我非常感谢孙文波老师，他为我们大家也为我们诗歌中心提供了这样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中心也承办过许多会议，这次会议却会让我们非常有感触，首先是因为探讨的话题非常集中，而且大家讨论的都很有指向性，也不像我们以前开的许多会议，都是准备好论文漫谈式的进行。大家都是就自己思考的、关心的话题集中谈论，所以这次会议的气氛很融洽，话题本身也很凝练。关于“当代诗”，就我自己看来，从它最初的提出到今天的讨论，并不一定要把这个概念的边缘、内核都研究得非常清楚，而更多的是一种不断探索的可能。今天的探讨中提到了一个词叫做“关联”，这是我认为这次讨论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当代诗”这样一个诗学概念有许多个“关联”，这些“关联”本身也为我们打开了许多触角，而触角本身也是多元的，比如与文化的、与文学场域的、与历史纵深的、与内部自身建设的以及诗人同仁之间的、刊物之间的多元的关系。当然，这期间也引申了一些大家没有探讨得很清楚而有待于探讨的东西，比方说汉语诗的期待、汉语诗歌写作的多种可能、汉语经验等问题，这些问题即便不是今天要探讨的核心所在，但也是有必要继续探讨的，是很有意义的。从诗歌史的发展来看，一直贯穿着一个“有容乃大”的观念，这种包容性不仅仅是一种心怀，更多的是诗歌本身与文学、文化、历史等其他相关因此的链接与包容。最后，我相信关于“当代诗”的探索是一个可以延续的过程，今天并不是一个终结，谢谢大家。

录音整理：黄琪

来源：《当代诗》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