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葱 有关诗歌的几个理论和现实问题——中国作协诗歌理论研讨会研讨议题

[汤颜]

一、 诗歌与时代。诗歌如何处理好大我与小我的关系？由地震诗歌现象看灾难面前诗歌的突出表现与功用：

我反复说过，我不是理论家，甚至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诗人，我的职业是编辑，我也从来没有想过去做一个单纯的诗人。我一直觉得写诗、编诗的人应该简单些，理想主义一些，应该与这个社会部分脱节，我一直没有理论的深奥、规范和复杂。一些理论问题让我敬畏、让我茫然、让我感到自己的肤浅，比如我们这次会议原来发给我的一个研讨题目：‘诗歌与时代，诗歌如何处理好大我与小我的关系’。到会后我发现这个‘大我’‘小我’被去掉了，我觉得去掉得非常好。我以为‘大我 ’与‘小我’是被时代认同了的怪异概念，这两个概念把我们引进了一个永远走不出来的怪圈。‘我’就是‘我’，‘我’的另一个词意是‘自己’，我的创作中不存在什么‘大我’和‘小我’的矛盾，或者说不存在什么‘大自己’、‘小自己’的矛盾，如果我们认定了‘我’应该是个性的，自由的，变化的概念，如果我们认定了每一个‘我’都是完全不同的自己，如果我们认定了独特的风格，想像力和创造力是一个好诗人的标志，如果我们艺术多元化的局面真正形成了，那么关于‘大我’‘小我’的争论就早该成为历史，这场毫无意义的延续到现在的争论也早就应该终结。当然，每一位诗人几乎都有政治情结，但‘大我’在某一段时间成为了 ‘大众’的代名词，‘大众’与‘人民’一样，是个虚拟的概念，很容易被人滥用。全民读诗、写诗的年代是不正常的年代，而且那是政治的力量而不是诗歌本身的力量。
我们这次会议所发的问卷上还提到了好诗的标准，我还是重申我的观点：我理解中的好诗的标准是：1、诗人的创造力、影响力。2、作品的价值和个性。3、持续的作品生命力与恒久感。4、诗中展示的诗人的境界、品位和尊严。5、作品的先锋精神和探索精神。6、语言魅力。如果用一句话回答，那就是：深邃的思考、松弛的表达。
关于地震诗歌。2008年的汶川地震之后，诗歌似乎重新回到了公众视野，在那样一种特殊的氛围中，诗歌成为迅捷的表达感情的感性语言形式，符合国人对灾难与“不幸”的一种情感共鸣。地震诗歌现象，其实就是由灾难这一事件引发的诗人或非诗人们最初的最直接的不由自主的情感表达。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诗歌成为了一种人们表达悲情、抒写伤感的出口。应该说，这是诗歌运用公众情绪的一次范例。或者说，这是公众情绪利用诗歌的一次范例。四川地震发生后，2008年5月29日，《河北日报》记者向我提出了“四川地震，诗人何为”的问题，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准确的也很及时的问题。记者问：您认为这次四川地震，诗人的表现如何？他们发出的声音您满意吗？我当时回答说：“应该说，真正好的诗人都有很浓郁的政治情结和社会责任感，诗人天生敏锐、敏感，诗歌又是我们中国人表达感情的传统方式，是融进国人生活中和骨子里的一种文化。因此，遇到一些大的社会事件和自然灾害，借助诗歌自身的魅力，应该演绎出荡气回肠、催人泪下的诗歌作品。任何一个伟大的民族，一定有用诗歌纪录的他的民族的苦难史、生存史和心灵史，我们近年来也有过一些社会题材的诗歌作品，但显得拼凑、表面、肤浅，大而无当，缺少感情和激情，缺少震撼力，让人感觉煽情而不动情，与我们期待中的作品质量还有相当的距离。
当然，这次的抗击震灾诗歌创作，使得这种状态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原因在于这次灾难本身触及了诗人内心的痛点和动情点，使诗人的艺术积淀在瞬间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我那一段时间浏览诗歌博客和诗歌论坛，几乎每一位诗人（包括我自己）都在用心、用自己的所有真挚的情感和良知为抗击震灾创作诗歌，而且表达的不仅仅是一般的‘公众情绪’，他们的文字各自具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深度，使作品充满了人性、人道和人格的魅力，内心的良善和才智发挥到了极至，实际上成为一次没有组织的、新时期以来最大规模的‘同题材创作’，其作品的深邃和内涵甚至超出了任何一类其它文体抗震题材的创作。而且诗人们对事件的反应是迅捷的，在震灾发生仅仅两个小时之后，当地的诗人就写作出了诗歌作品并发到了网络上。”
我注意到，这次抗击震灾诗人们的创作的大部分诗歌作品，既遵循了诗歌艺术的创作规律，也是对抗击震灾场景的深层表达，同时也为诗歌本身创造了又一次辉煌。诗歌发出了坚实的声音。而且，由于抗震救灾中网络、电视和平面媒体对诗歌的关注，使得诗歌的受众面大大增加，我想，这既是对诗歌艺术的一次良性推动，也会使真正的诗人们得到一些内在的启示，会使得他们重新审视自己今后的诗歌创作，这显然是我们所期待的。
但同时，我也有另外几点感受。其一，诗人在灾难面前不应该再有语言的“表演欲”，在创作灾难题材的诗歌作品时，首先要想到的是经历着这场灾难的人们的感受，用自己真实的真切的感受去写诗。再一点，不是说有了激情就一定能够写出好诗，也不是 “全民创作”就一定会出好诗。在一个特定的时期，人们用一些分行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是值得赞赏的，但那里面的口号式的语言和非诗的因素实际上与诗歌的标准还有很大的距离，话多诗少，直白浅陋。我想这是个值得探讨的艺术问题，我们还是要对诗歌艺术有一种理性的尊重。并不是谁都能写诗——这句话可能会让一些人听着刺耳，但却是事实和真话。
还有一个让人感到非常忧虑的现象是，其实我们对灾难的理解和抗争的诗歌创作还没有真正深入进去，仅仅停留在发生的现象本身和人本能的最初情感本身。短期内大量的诗集纷纷重复编辑出版，几乎来不及沉淀和筛选。当时单是我接到的约稿邮件、电话就已经很多。我收到的同样题材的诗集就有20多本，我所在的城市就出版了两部。让我兴奋的同时我也真的不想看到，面对这样一个必将留在国家历史上的沉重话题，用一些肤浅外在的诗歌文字来诠释，我愿意看到有一部真正的诗选集，当多年之后人们再读起来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中国诗歌面对灾难时整体的精神力量和艺术高度。
我还注意到，在这类诗歌创作上，一个专业意义上的诗人不见得会比普通民众写得要好，所以，网络上出现的那么多被广泛引用与转载的作品，艺术粗糙但情感浓烈（请注意情感这个词），却很少出自专业诗人之手。原因很简单，面对灾难，普通人不会比诗人更缺乏感同身受的共鸣。相反，在对地震灾难进行反思和内省的诗作里，专业诗人就显出了他们的优势，尤其是那些带有强烈思想思辨色彩的诗歌，更能突出批判的性质和思想的功用。
最近我参与了一个“地震诗歌墙”作品的筛选，当我重新再读那些抗震诗歌时，我的确更多地感到了失望。这样的作品不仅仅需要的是表面的倾诉，重要的是，它应该具有一种清醒的超越感，超越个人悲痛的阶段，而进入对人与社会、自然反思的层面，这样就提升了现代诗的思想性，从而获得了经典的价值。很遗憾，我很少看到。因此，表象的地震诗歌，只是让边缘化的诗歌在短期内有了一个突出的地位，但这种地位随着灾难的逐渐被淡忘，也会渐渐淡去；只有那些进入了反思层面的地震诗歌，或许才真正显出了它独特的文学与社会价值。我注意到，再后来的玉树地震和舟曲泥石流灾难中，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像四川地震时的诗歌现象，因此我说，四川地震诗歌，是诗歌利用公众情绪的一次典型范例。



二、 诗歌与传承。从旧体诗和现代诗的发展状况，看诗歌的继承与创新：
五四时期一批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正是在打破旧体诗的前提下，才推出了白话新诗。之后，新诗又在一批留学欧美的诗人那里，获得了一种泊来的现代感，最终形成了具有启蒙色彩的现代汉语诗歌。这是对新诗由来的一个简要概括。在很多人看来，新诗正是在与旧体诗断裂中获得自身的发展的，它无所谓继承，因为它们之间本身就没什么关系。然而，我们都知道，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那些卓有成就的现代诗人，对于古典诗词大都很精通，他们是建立在对旧体诗词进行比较、过滤的前提下来进行诗歌革命的，他们提倡现代诗，写现代诗，表现出的就是一个叛逆和反抗的姿态。我们还会发现一个现象，新诗对于他们来说，只是青春期的产物。很多诗人后来又不写新诗，而改写旧体诗词，甚至是以研究旧体诗词作为自己的学术目标，并且终身坚守。这一现象，近些年来，也逐渐被一些学者所研究。
我们现在提起诗歌，通常意义上指的就是新诗，但可悲的是，直到今天，我们教孩子学习诗歌，也基本是在古典诗词的范畴内，孩子们所背诵的，无不是押韵并富有节奏感的经典古诗词。在普通的社会大众那里，古典诗词有着强大的社会影响力，据我了解，喜欢诗歌的人，绝大多数是对古典诗词情有独钟。在诗人的诗歌写作上，少有通过对古典诗词的学习而开始写新诗的，也没有多少青年诗人有着非常深厚的古典诗词功底。
古典诗词与新诗，虽然形式上不同，但诗人们在写诗时的情感与气质，可以是相通的。新诗相较于工整的古典诗词，显然更富有现代感，因此也更能承载思想的含量。从当下一些诗人的写作中，我们也看到，他们对于古典的重新发现，正在影响他们的诗歌写作，像柏桦、杨键等，他们对古典诗词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这或多或少会影响他们的创作。借鉴和吸收古典诗词中的灵性和境界，是能够影响诗人们在诗歌创作中的气象与节奏的。还有就是，一些古代诗人在诗作中所倾注的情感和气息，也会对现代诗人形成涵盖，像李白的豪放、杜甫的深沉、王维的空灵惮意、李商隐的幽怨悲悯，都会对现代诗人的写作产生一定的影响。
而且，我曾经表述过，中国新诗目前基本没有规范，这起码说明中国诗歌缺乏建设，既缺乏艺术建设，也缺乏理论建设。作为一门艺术，必要的艺术规范还是要有的。这种“规范”不是要限制这门艺术的发展，也不是要制造什么“诗歌写法”之类的东西，但是一门从语言、形式到内容完全没有规范的艺术形式，本身就是缺憾。没有规则，这可能是诗歌这门艺术的特质，提起“新诗”，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说法。当然审美越多元化越好，一旦有了可以制作的“规范”，这门艺术的生命力可能就开始枯竭了，比如唐诗，比如宋词。
如果我们认定了中国新诗目前基本没有规范，于是就出现了第二个问题：诗歌其实是一门“感知”、“感受”的艺术，写诗、读诗、对诗歌的理解，一般靠每个人的感受能力，而恰恰在感受能力这一点上，差异是相当大的。诗歌多元化是诗歌繁荣的标志和前提，也是诗歌艺术发展的趋势，但由此形成的对作品判断上的多样性和 “不可操作性”，也是新诗的很大问题。
我们知道在唐代，曾经有过考试文体是诗歌的时期，但那时的诗歌有着格律方面的严格规范，直到现在，旧体诗依然保持着它的基本规范。而我们的新诗目前还不成熟，没有给读者提供更多的让人满意的参照。真正的好诗应该充满人性、人道和人格的魅力和精神高度，应该说，真正好的诗人都有很浓郁的大爱情结和对艺术的责任感，诗人天生敏锐、敏感，诗歌又是我们中国人表达感情的传统艺术形式，是融进国人生活中和骨子里的一种文化。因此，诗歌应该出现多元的、多样的、对人内心有冲击力的作品。这是我的一贯主张。但我们当下的许多诗歌显得拼凑、表面、肤浅、口水，轻男浅女、薄情滥欲，缺少内在的感染力和震撼力，让人感觉煽情而不动情，伪先锋和非诗的废话脏话昏话泛滥，与我们期待中的诗歌质量还有相当的距离，凭什么让人们也去学着写这些东西？
坦率地说，诗歌不是没有能够让大家基本认可的标准，而是在浅薄的资本媒体（网络）的刻意作用下，利用一些非诗的因素和非诗的“诗人”把这个本不成熟的标准搅得更乱，这就更增加了优秀诗歌传播的难度。这种对诗歌的毁损要靠好的诗人们一点儿一点儿用好的作品去艰难的建设，不知道我们的诗人们有没有一种真正使诗歌繁盛起来的智慧和底蕴。



三、网络时代诗歌发展的成就与问题，现状与未来：
网络诗歌，是我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互联网开始走进公众视野，网络诗歌论坛开始逐渐活跃，为较为沉寂和迟滞的中国诗坛带来了一种冲击。可以说，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诗歌通过纸质的公开发行的刊物与民间诗刊发表的唯一途径，使诗歌的传播变得更加自由、快捷和宽松。而且，网络的兴起，促使诗歌创作的形式也开始多元化，各种形式的诗歌都在网络上展示，为丰富诗歌艺术带来了重要的突破。从那时，《诗选刊》就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在网络上选发诗歌作品（当时的文件规定从网络上选发稿件是不允许的），并最早编辑了网络诗歌专号。
网络时代的到来为诗歌创造了自由快捷的发表平台，各种各样的分行文字都可以第一时间顺利地在网络上发表，以前是论坛和社区，现在是博客和个人空间，在网络的每一个角落，我们都可以看到诗歌的影子。当诗人和诗歌爱好者们像随意随性的写诗、发诗时，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也就在所难免，网络解决了诗歌发表难的问题，同时又让那些毫无难度的口水诗歌开始大行其道，最终导致平庸化和世俗化。
网络上制造的诗歌事件，将人们的眼光吸引到了诗人的行为与表演上，而非对诗歌文本这一本质性问题的关注。网络诗歌的确是带来了诗歌艺术的多元，但恰恰是多元，引起了审美价值的混乱，最终导致了诗歌标准的缺失。所以，互联网时代，诗歌的数量呈几何倍数增加，诗人也似乎越来越多，但是，好诗人凤毛麟角，优秀诗作也需要更精心的筛选。在这样的环境下，网络诗歌成为经典的可能性，也变得微乎其微。
网络也给当下的青年人带来了一种浮躁的心态，快捷的网络，也引起了人们快节奏的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快速成名，成为很多年轻人的梦想。对于一些年轻诗人来说，在网络上写诗，一方面是消遣，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通过诗歌成名的想法。所以，他们批量生产，如果不能以质量取胜，就渴望以速度取胜。年纪轻轻，就可能已经“著作等身”，这对于快节奏的社会来说，并非好事。
网络对于诗歌发展的意义不容忽视。然而，诗歌毕竟是正在它正常的轨道上运行，没有了万众瞩目的光环，也失去了众星捧月的优势，诗歌在网络时代又回到了它应该具有的位置。当下的诗人，目前的诗歌，似乎已经离不开网络了，网络塑造了诗歌的平民化色彩，同时也为诗歌今后的变革带来了空间。尊重网络，但不能被其所累，比如同样是网络的问题。好的文学声音几乎是非常微弱，如果你搜索“诗歌流派” 几个字，搜索出来的会有许多属于当下拼凑起来的“伪流派”，而现在青年人大部分在使用网络，这样在他们心目中留下的，就是现在他们见到的这些所谓的诗歌流派。这会使他们对当代诗歌的认识造成曲解。
再一点，网络兴起的初始，我们曾经更为重视网络作为工具的使用功能而忽略它的展示平台作用，但现在，似乎更为重视网络作为它的展示平台的作用而忽略它作为工具的使用功能。比如我们的诗歌博客，很难说那是严格意义上的“网络诗歌”，我在把博客当作工具使用，这与传统写作没有什么不同。如同我原来使用打字机，不能称之为“打字机写作”一样。因此，一般说来，从诗歌博客选稿要比从诗歌论坛选稿质量要高，这也说明，诗人们对自己个人空间的质量和纯度更为在意。



四、诗歌如何走向平民与大众：
“倾力推动，顺其自然。”这是我在会议上填写对这个问题的调查时写下的八个字。一种观点认为，诗歌本身就是贵族的语言艺术，由于它的晦涩艰深，由于它语言的多解性，它也就成了少数人的艺术。从另一方面说，从古至今，诗歌一直是表达情感的最佳途径，每个不分地位，不分身份的人在不同环境、不同场合都有倾诉与表达的需求，因此，他们也需要找到这样的一种出口，诗歌作为一种表情达意的语言形式，是可以在情感上使大众得到共鸣的。
有些诗人将诗歌当作了一种纯粹的语言游戏进行文字表演，这样做的结果，要么是意象繁杂，语言缠绕，导致晦涩难懂，要么就是直白无味，口水泛滥，引起诗意顿失。诗人在写作上的这两种极端，最终败坏的是诗歌本身，这样的写作，会让本就对现代诗存有疑虑的读者倒胃口，甚至厌恶诗歌。这种对诗歌不负责任的行为是最让人所不齿的。
我们的一些诗人以先锋者和实验者自居，在自己圈定的范围内作“随意写作”或“深度探索”，与主流诗歌割断。对于诗歌这门特殊的语言艺术来说，这样的理念也并非没有道理。但是，诗人如果没有与各种表达形式交流的气度，那么无论怎样的实验，多么自以为是的“现代”，都会显得空虚和虚假。不要走这种弯路，不要限制自己的视野，不要行为偏执，清理游戏心态，排除狭隘心理，这是我对年轻诗人们的忠告。
我写的许多诗是给大多数人看的，也有的就是写给少数人看的，给能够读懂我的人看的，有的诗甚至仅仅是写给一个人看的。这也是诗歌与其他文体不同的功能之一。请允许我说句心里话，我不刻意为‘大众’写诗，也不刻意为‘小众’写诗，我写诗是源于自己内心的激情、感受、冲动和满足感。我写个人情绪，也写大痛大爱。因此我一直主张包容，不要用一些狭隘的定义限制别人，多些诗歌作品，少点诗歌现象，尤其是少些说不清道不明甚至说清了道明了也百无一用的概念，害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



五、关于诗歌刊物的生存问题：
这个题目不是会议议题，但是是我想说的话题，会前与中国作协创研部同志们的沟通中，他们表示：不一定按照会议议题谈，可以随意一些。我想作为编辑，我凭自己对诗歌的理解、感悟和体验编诗。在众多赋予我的称谓中，我最为珍惜的是“编辑”这个称谓。我会一生都尽可能做个称职的编辑。我总想，编辑总是要为别人想些什么做些什么，这与我性格中期待的相符。前几天，90后诗人原筱菲在我的博客里留言告诉我：告诉您个好消息哦：俺被中国传媒大学录取了呢。选的是动画学院，大二后分专业，准备学动画编导。以前的文学积累对专业会有用，专业也会对文学有帮助。真的很感激您最初的牵引和一路的关爱，才能使小菲顺利、健康的成长。我的学校很垃圾，高三下学期只有十几个人常在班级，老师不讲课，最后一个月回家了，全是自己学。好在坚持下来了哦^_^张牧笛录了中央戏剧学院，苏笑嫣也会考到北京来，还有李唐。我们这几个您亲手带起来的孩子终于可以聚在一起了呢。
我回答她：真高兴。为你高兴。两个小时前刚从武汉回来。真好。今晚替我祝贺他们。像我的孩子。离得近了，也许什么时候就去看你们。快乐！
这种单纯的快乐一直持续在我30多年的编辑生活中。
今天我更多的谈到了编辑，其实我想说的是，在目前的社会现实中，做一个纯文学刊物的编辑很难，他一定要是一个近乎痴迷的理想主义者。因为在具体生活上，他们得不到在别的行业中得到的满足。有的只是精神。最近我们在提倡文化产业化，当然，有些文化是可以产业化的，但有些文化是不能产业化的。我们的文艺经费投入的方式一直有偏颇，应时性太强。有时为了某一个当下的主题，投入重金，什么电视剧、晚会等等开支巨大，却只在很短的时间里有所谓社会效应，而基础性的文学期刊，越来越被忽略，这对于文化艺术相当于釜底抽薪。现在，各级文联、作协所主办的文学刊物，都处于艰难的生存状态，出版社主办的期刊相对状况要好一些。另外，各个省份对文学期刊的投入情况也不尽相同，有的刊物一年财政投入能达到几百万，比如广东、福建、湖北等经济发达省份的刊物，而有的省财政投入为零，比如我们河北，难以启齿啊。《长城》、《诗选刊》在全国影响很大，而且已经是河北硕果仅存的两家纯文学期刊了，它在延续着我们河北的文化，但生存艰难。我们一方面强调这些刊物的社会效益和培养作者的作用，当然必须强调这一点，而另一些时候又强调它的经济效益，坦率的说靠文学期刊挣钱几乎没有可以参照的例子，文学期刊很难产业化，而且这些刊物搞创收，搞经营等等，政策没有给这类刊物更多的支持，显得不伦不类，使得这些期刊进退两难，有的刊物甚至卖版面，实在让人汗颜。文学期刊大多是是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品牌，我们总说诗歌是一个民族最后的良心，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拿自己的良心用来赚钱，没有哪一个国家把自己的良心产业化！比如有一个《诗选刊》，河北就是中国诗歌的重镇和高地，就是诗人们心中的圣地，没有了刊物，这个地域的诗歌光彩就会减弱。诗歌不是物质的，她就是一种精神，永远如此。我们的经济高速发展了，更应该把好的文学刊物纳入到公益性文化事业编制当中，这同样是改革，是为了更快发展文化事业而进行的改革。
我们的决策者对文化的认识应该科学和实际一些，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懂得严肃文化积淀的持久性和持续性，懂得分类指导，不能养起来就全部养起来，产业化就全部产业化，这是一种缺少远见的思维。这个时代似乎“宣传”很重“文化”很轻。必须承认，我们的文学刊物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艺术杂志，而是一个政治与艺术的综合体。你在用它，它是意识形态，不是吗？这没什么不对，但这句话遮遮掩掩不如说明白了。其实我们的纳税人不是一直在“养”吗？包括那些喉舌大报，哪个不是明着或者变相养着，否则每年发那些指令订阅的文件干什么，否则它凭什么订数能过百万份？是它办得好？有可读性？人们离不了它？我想，这种感受不仅仅是由于我的肤浅。
其实我们的诗歌刊物已经在自身做着调整，比如这几年大部分刊物，像《诗刊》、《星星》、《诗选刊》、《诗潮》、《诗林》等等都创办了下半月刊，实际上等于一下子多了几本诗歌刊物，这是这几年诗歌繁荣的标志，也是刊物为摆脱经济困境所做的努力。但完全推向市场，违背诗歌自身的规律，也会把目前诗歌刊物的好局面打乱。
再次重复我的希望：我们能不能理智一些科学一些，认真按照各类刊物自身的规律来制定政策，营利性的和非营利性的刊物应该有所区别，应该在各省选择两三家文学期刊纳入到公益性文化事业范畴。请中国作协在这方面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我不希望在我们这个被称为盛世的时代，我们的文学期刊、诗歌期刊被人为地萎缩和消亡，从长远看，那将是中国文化的灾难。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