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非 中国新诗“第三浪潮”中的“女性身份”重建

[英子]

——关于“新红颜写作”或“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

　　前不久，评论家霍俊明在诗生活网络专栏里发表了《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发表时间为2010年5月6日）一文，稍后一天，另两位评论家李少君、张德明也在他们各自的博客上推出了他们的《海边对话：关于新红颜写作》（发表时间为2010年5月7日，对话时间为5月1日），两篇文章，一起把关注点指向了在网络具体是在博客中兴起的当下的女性诗歌。这个话题，很快在诗歌圈里引起了诸多争议和理论兴趣，先后有数十位评论家和诗人参与并提出了各种观点，为丰富这一现象，提供了多方面的观照，但通读这些文章，本人总感到有些缺憾，认为对于“史实”，多数文章中模糊了一些东西，而对于“研究”，则丢失了一些东西。本文试图从几个方面，进一步丰富、补充以上两个话题，以求给各位评论家提供更多的“民间”资料，以便大家更加详尽地研究这一现象。
　　在当下的诗歌研究中，总是伴随着这样一种状况，即大家的认识会经常发生改变，但认识论却难以改变，解读问题的方法会经常改变，但是方法论却难以改变。长期以来，评论家们在研究眼前的诗歌艺术、诗歌作品、诗人或者是诗歌现象时，总是被这样的一种局限束缚，很难获得大的突破，直至把诗歌研究引进了一种重现象轻个案、重囊括轻分析、重感觉轻考证的局面，最终导致了一段时期的诗歌史，不是由诗人和作品构成，而是被“圈子”、“流派”、“现象”等等这些表象塞满。在诗歌研究的最起码四个领域即作品、诗人、艺术性、现象潮流中，看似文章百出，其实漏洞百出。很多评论家和文章，只是实现了对其中的一个最小的话题即“现象”研究的分工和分羹。而即使在这一项研究中，大多数文章也只是浅尝辄止，不求深入，甚至忽略了对于事实的尊重和对于细节的挖掘。
　　毫无疑问，对于一种诗歌现象的命名和研究，还是一种数学统筹学的应用，在诗歌研究中，它还是以时间为根据的，是在不同的学术历史阶段，或者说是在研究对象本身的不同时间象限中，当一种旧的命名的使命因为其当初的集中表征特性不再明显而必须自动终止，而另一种新的表征被发现，研究者在时间内容的相继性上，提出的一种替代概念。因为统筹的依据是表征，所以它是形式的，而不是内容的；因为含有很大的时间相继性，所以它是先验的，而不是经验的；因为不讲究严格论证的，所以它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具体到诗歌研究，适用于“流派”时，它是一种美学统筹，而不是美学原则，适用于“群体”时，则是一种人口统筹或者阶层、地理统筹，而不是“群体”的成因。它是一种最简单、简捷、简易而能很快引起“效应”的研究方式，所以被当下很多的诗歌研究者暗自接受并频繁使用。它的主要目的是为研究者服务的，而不是为被研究者服务的，由此对应的是，它对于研究是积极的，但对于被研究者，却相当消极，甚至是一种善意的扼杀，而对于被研究者和研究者这一对关系的构成，则是一种残暴的反动。因为这种“现象研究”的出发点本来就是忽略实质而在诸多表征中抽取一种共同的表征的，目的也是到抽出共性为止，评论家们往往是给一群人贴上一个标签后就走人了，在形式之下的内容，在共性之下的那些更为复杂和灿烂的个案、个性、个人，则作为一种殉葬品被深埋地下，无人问津。这种方法，曾在任何一个“革命”的时期被大量运用，在我国的某个政治历史时期，曾被发挥到极致，如今，则以一种“软方法”被应用到了诗歌研究之中。学者以一种学术的先知先觉，提出某一“现象”，是无可非议的，甚至值得褒扬的，但对于提出之后、针对于现象之下的后续工作，多年来，却让人难以容忍。可以说，目前的大部分评论家的眼光、眼界和能力，不但降低了诗歌研究自身的水准，也以一种虚假的学术“现象学”漠视、掩盖了当下中国诗歌的整体写作水准。
　　李少君、霍俊明、张德明三位评论家，针对于当下诗歌的一个“热点”，在这次的又一个“现象”的提出，以及一部分评论家和诗人的后续文章，虽然再一次显示了一些优秀的评论家的学术良知和理论活力，但毫无疑问，也依然具有以上“现象研究法”的各种特点和缺憾。其中之一，即是对于概念廓定尤其是群体指认的模糊。
　　通读各位评论家的文章，可以看到，不论标题是什么，说法怎么样，侧重是什么，但都是围绕着三个主要的词语展开的，即“博客”（网络）、“女性”、“诗歌”。在学术目的中“诗歌”是第一要素，“女性”居二，“博客”第三，但在完成目的的论述过程中，以上三者的显要顺序却恰恰相反，即“博客”第一，“女性”第二，“诗歌”第三。也即是说，这次的“现象”提出和命名，对于诗歌的研究仍旧是以“非诗歌”的方式完成的。三个要素中，不论是“博客”还是“女性”，都难以实现对于诗歌本身的历史发生和美学流变的现实呼应。这其实是，以诗歌的发表、传播工具为主要考察对象，以这一对象中的一个局部现象，以及由此带来的诸多的诗歌的外围、外部因素的一次典型性的“现象”捕捉。它起码饱含三个主要的内涵：一、在网络博客上发表和传播的女性作者的诗歌和诗性生活，二、利用网络博客载体写作、发表和传播自己的诗歌作品和诗性生活的女性，三、发表和传播女性诗歌作品和诗性生活的网络博客。具体到这次研究的实质，为了严格凸显这三个主要的因素，避免宽泛和交叉，避免出现概念命名之中“一锅炖”的“好诗主义”、“好女诗人”主义，那么这次“现象”提出所指群体的界定上，应该是指：那些以“博客”发表和传播自己的诗歌作品而获得认可和影响的女诗人。一句话，就是在“博客”上“出道”的女诗人。只有这样，不论是“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还是“新红颜写作”，才能成为一个专指名词，才能产生命名的意义，也才能为下一步展开细致的研究准备概念和命题基础，并把这一部分具有“博客”背景、特性的是女诗人和她们的作品，作为一个当下的女性诗歌的中坚创作群体的主体性凸显、确立起来。相反，则会在一种含混不清中，混淆界限，也无法集中地挖掘和体现这一部分女诗人的创作意义和作品价值，更无法触及这一现象更为深远和致要的成因。在指认中，最主要的是要突出“主体性”，不能前不拒古人，后尽囊来者。因为，不论“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还是“新红颜写作”，这两个命名，都不能在这种“主体性”出现之前得到使用，也不可能被永远使用。概念必须首先遵守自身的产生原因。确立主体，是概念确立之后的另一个重要的基础性工作。而这次确认，最必要关照的是“有网络博客之前”和“博客作为一种常用的工具之后”这两个隐蔽的也是至关紧要于这次“命名”的自身界定。
　　依此，我们来考察一下各位评论家的“群体”指认。在后来又重新补充的《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一文中，评论家霍俊明通过一些叙述列了如下的名单：“戈登、草人儿、翟永明、娜夜、路也、安琪、李小洛、、宋晓杰、施施然、横行胭脂、阿毛、宇向、扶桑、徐颖、金铃子、叶丽隽、池凌云、蓝蓝、戈登、花语、衣米一、三色堇、伊慧、蓝冰丫头、苏笑嫣等人”、“如路也、阿毛、寒烟、宇向、尹丽川、李小洛、巫昂、谈雅丽、白地、非非、郑小琼、赵云、秀水、施施然、金铃子等”。在《海边对话：关于新红颜写作》一文中，李少君和张德明两位评论家的名单是：“金铃子、横行胭脂、衣米一等”、“施施然、林莉、冷盈袖、灯灯、冯娜等”、“李成恩等”、“金铃子、西叶、沈利、梅依然、白月、宇舒、梅花落、重庆子衣、红线女、忧伤樱桃、尹小安、海烟、吴维等”、“叶丽隽、路也、娜夜、尹丽川、郑小琼、吕约、宇向、池凌芸、扶桑、巫昂、李轻松、宋晓杰、李小洛、苏浅、莱耳、周瓒、晓音、溜溜、杜绿绿、梅花落、赵丽华、小蝶、旧海棠、红土、白玛、徐颖、郁雯、阿戈、水云烟、古筝、范雪、孙苜蓿、夭夭、李婷婷、吕小丹、郑皖豫、陆辉艳、张小美、原筱菲、高璨、蓝冰丫头、爱斐儿、笑嫣如华、兰雪、水晶钥匙、舒羽、刘晓萍、云水、吕布布、吕露、谈雅丽等等”。在刘波的《网络时代的多元审美》一文中，有：“李小洛、横行胭脂、白玛、莱耳、吕约、宇向、金铃子、扶桑、苏浅、李点儿、施施然、灯灯、李成恩、郑小琼、旋覆、溜溜，还有更年轻的蓝冰丫头、原筱菲、零落香、高璨等”。符力在《中国女性诗歌风生水起的年代》一文中提到：“路也、阿毛、叶丽隽、尹丽川、宇向、苏浅、唐果、李小洛、羽微微、冷盈袖、郑小琼、白玛、余小蛮、灯灯、衣米一、西叶、金铃子、横行胭脂、李成恩、玉上烟、施施然、蓝冰丫头等等”……显而易见，这是一个长长的名单，几乎囊括了当下所有创作势头正健的女诗人。在年龄上，包括了从上世纪 50年代出生到90年代出生的五代人，在地理上，是包括了港澳地区在内的全国，在诗歌写作的美学追求上，也是种类全收，一网打尽。这样的一个名单，体现了各位评论家对于全局的关照，但更多的是显露了评论家们对于概念的适用原则的自主性模糊。可以看到的是，在仓促的提出与命名之后，大家并没有做出详尽的思考和深入分析的准备。或者套用笛卡尔的一句话说，就是他们指出了一种现象，却没有清楚地告诉人们，他们所指到底的是什么，他们为事物加上了一个“美名”，却体现了对这种事物的“残忍、傲慢、轻心和弑上”，没有想到在网络或博客作为一种普遍和普通的诗歌书写与传播载体与媒介已经资源均等化的当下，这样的“大一统”式的照单全收，是极为不妥当的。这是一种“泛网络博客化”加上“泛女性化”的一个结果。思维方式其实是“两个凡是”：“凡是在网络博客上的”和“凡是女的”。对于一个仍然具有时间性和历史使命的诗学概念的精细之处如此界定，这无疑是一种失败。它不但模糊了概念产生的动机，忽略了概念所指的主体性，也夸大了一个概念的适用范围和使用能力。诸如大家所论，这次现象的命名，主要是以“网络博客”这种诗歌的载体和传播方式和“女性”为依据的，那么我们就必须把这两个要素始终放在一个必要充分的位置，让这两个要素来行使它们的选择自主性，让概念来自行指认适用者。而绝不能因为诗歌的传播方式经历了心灵、口头、物体、纸张、网络这几种方式和路径，就作出了“心灵时代的女性诗歌”、“口头时代的女性诗歌”、“石刻时代的女性诗歌”、“纸张时代的女性诗歌”、“网络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等等类似的以科学性、物质性为主导的概念判断，而打算适用于所有、全部和集体。诗歌命名，毕竟是一种精神创造领域内的艺术产物，尽管它有时候是以物质性依据为主来完成的，但其内部也蕴含着丰富的精神性，物质性有时正是昭示了精神性，这种物、神的有效转换，就建立在对概念的界定上，建立在对它的适用范围和所指的不断缩小和收拢上（比如“鸳鸯蝴蝶派”、“下半身”），而不在于使用时空的无限放大。概念和命名的有限性，才是它的生命力和合理性所在。以上的名单列举，显然是与这一原则背道而驰的。
　　那么，谁才是这次现象命名必然的主体所指？在考察以上名单之前，根据各位评论家“提出现象和行使此次命名”的基本原则，首先要以“发表和传播”为主要对象，来考察一下中国诗歌近几十年来的发表和传播状况。纵观这些年的历程，我想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公开报刊发表时期，2、民刊发表和圈子游走时期，3、以上两种方式和网络论坛结合时期，4、纯粹的网络博客上升为必然主要的载体的时期。这四个时期，应对着不同的诗歌现象，也对应着不同的诗人群体，其中也包括女诗人。其中，第一个时期是“朦胧诗”之前，第二个时期是“第三代”，第三个时期则主要是“70后”、“80 后”、“中间代”，第四个时期，其中的一部分，就是评论家们这次所谈到的“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或“新红颜写作”。关于网络媒介与诗歌的关系，在2009 年10月的一篇题为《网络传播革命带来“诗场”巨变》的短文中，我曾说过：“新世纪中国诗歌10年中具有革命性的行动不是诗学观念的变革，而应该是传播方式的革新。互联网的出现，和历史上历次诗歌的传播载体的出现一样，对中国诗歌在近十年的影响可谓深远……诗歌的网络传播在这十年中大概经历了五个阶段：早期的bbs时期（1999年以前）、大量的论坛时期（2000年—2004年）、综合网站时期（2005年—2006年）、网站专栏时期（2006年— 2007年）和现在的博客时期（2005年至今），而为近十年中国诗歌的发展做出显要贡献的是论坛时期和博客时期。”在这次李少君、霍俊明和张德明的“提出”与“命名”行动中，三位评论家所针对的现象症候其实就是“博客时期”的一部分，是网络与诗歌的结合，发展成熟到一种“博客”环境时，引起了学术的介入和关注。这样看来，这次命名的所指群体，必然只能是以这一时期的女诗人为主，而不是要尽可能地囊前括后。这次“现象”的命名与提出的时间和动因，也刚好是与博客和诗歌的关系的逐渐成熟趋于稳定的进程默契相关的。作为一个专指名词，它不是指之前的那些女诗人，更不会是之后的那些女诗人，在其产生前提和结果上，它指的都应该是“这一部分”，而不是全体。这就要需要研究者准确地把“这一部分”从混淆的“全体”中剥离、凸显出来。所以考证以上评论家的那个漫长的名单，我们会发现，“这一部分”，肯定不是翟永明等以“民刊发表和圈子游走”为路径引起关注和认可的女诗人，也不可能是在安琪、路也、阿毛、娜夜等以“公开报刊发表”为路径引起关注和认可的女诗人（路也直到今天也没有在论坛上贴过一首诗歌，甚至是一个没有博客的女诗人），不是巫昂、尹丽川、宇向、扶桑、吕约等在“70后”诗歌运动中以“民刊发表和圈子游走和网络论坛相结合”为路径于2000至2001年间引起关注和认可的第一轮70后女诗人，也不可能是李小洛、苏浅、叶丽隽（风事）、唐果等在“70后”诗歌运动中以“公开报刊发表和网络论坛相结合”为路径2003至2004年间引起关注和认可的第二轮 “70后”女诗人，不是白玛这样的十来岁就在《他们》和《诗刊》上大量发表作品，直到现在也一直游离于现场之外迪金森式的女诗人，作为“群体”的主体，也不可能是零落香、蓝冰丫头、原筱菲、高璨等这些正在切入写作现场“90后”女诗人。在“这一部分”之前是“白颜”，而之后是“青颜”。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4e87540100jaib.html?tj=1) - 关于“新红颜写作”或“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_李少君_新浪博客
“这一部分”，实乃指的是一部分有着先期的网络论坛经历，但直到博客出现并与诗歌的关系逐渐成熟之后，才引起大家集中关注的“70后”女诗人和为数不多的几个年龄较为靠前的“80”后女诗人。她们参与网络的时间大多在2005年以后，在2007年之后慢慢进入个人写作的集中时期，而在2009年之后渐渐成为一种集体现象。所以说，作为一个能赋予历史意义和研究可能的专指性诗学命名，不论是“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的说辞，还是“新红颜写作”的提法，其所指主体实质上就是在一个整体的“70后”诗歌运动中，在“第三轮”出场的“70后”女诗人。在这一点上，这次命名，和早些年的“中间代”命名，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其实是对一代人在写作和人数上一次局部补充。名单中所列出的横行胭脂（虞朵）、徐颖、余小蛮（冯碧落）、夭夭、灯灯、施施然、李点儿、水云烟、古筝、玉上烟、戈登、花语、伊慧、谈雅丽、赵云、秀水、阿戈、金铃子、沈利、梅依然、白月、宇舒、重庆子衣、红线女、忧伤樱桃、尹小安、海烟、吴维、小蝶、旧海棠、红土、李婷婷、郑皖豫、张小美、爱斐儿、笑嫣如华、兰雪、水晶钥匙、舒羽、刘晓萍、云水、吕露……等等大概就是这种情况。她们是这份评论家名单中的“新面孔”，也是被屡次重复提到绝对的多数派。所以，命名一经提出之后，作为被命名者，首先积极响应的也就是她们：“张德明和李少君两位评论家提出新红颜写作这一诗歌概念，并有众多诗人，诗评家参与这一讨论之中……说真的，近几年来，如此热闹的诗歌探讨运动，还真是少见。众多诗人诗评家的参与，增加了这次诗歌运动的热力，也让我们欣喜地看到，当代诗歌在沉寂之余，还是那么充满生机和活力。”（重庆子衣：《也谈“新红颜写作”：女性诗歌自由舞蹈的最佳时代》）， “被人关注总是令人愉悦的。尤其是作为诗人被诗评家关注。我现在的感觉，那是一匹千里马在偶然间发现伯乐其实就近在附近……在这篇宏论的“海边对话”中，尽管古筝仅作为一片陪衬的绿叶闪现，但我仍要感谢这意外的一秒钟的关注。”（古筝：《关于“海边对话”》），“看到“新红颜写作”这几个字就感觉新奇，再仔细看看，自己也被李少君张德民两位老师点了名，而且同时被点名的还有那么多我喜欢的前辈女诗人。欣喜。又是虚荣了一下。”（红土）而有关命名的文章和讨论也只是被这一些女诗人大量转载。这从一方面，刚好说明了这个命名对她们的重要、需要和必要，而另一方面，也证实了，只有她们才是这次命名的“利益主体” 和“当然群众”，其他被点到的名字，要么是评论家自己含混了他们的目的，要么是他们以此走向目的的一种评论策略。那些意外的名字，只是评论家们在论述的过程中，携带进论述中一种“偶性”，其实多了和少了都并不和他们实际要阐明的那个实质无关。所以，这也就难免会有被置其中的另外的女诗人对此提出异议：“但并不能因此就将女性诗人放在一个箩筐里，称之为新红颜，将其诗歌写作行为称之为新红颜写作吧？……我对新红颜之新的解释是不能认同的。”（夏春花：《当文化垄断被网络解构之后》），“新红颜写作、网络写作，概念清晰得令人无语凝噎。最好的写诗，就是把诗当诗来写。总是定义，教我如何文艺？”（吕布布（吕默幺）：《诗本质》）这主要是她们并非那么需要这个命名。虽然被说到了名字，但她们不论在主观上还是在客观上，不论在年龄和出场顺序上，其实都不是这个命名的所指主体。而更多的被列入名单的与这次命名的 “实质”和“利益”均无关系的女诗人，则保持了集体的沉默。由此可见，起码在名单的圈定上，评论家们是主观地扩大了这次命名适用范围和涵盖能力，没有一下子就看到他们事实上要说的其实就是“在第三轮引起反响和关注的70后女诗人”，而不是其他的任何人。
　　至于这个命名为何要由李少君、霍俊明和张德明三位评论家率先提出，这也不是一种偶然。这其实是李少君对于他的“草根诗学”、霍俊明对于他的“70后诗歌研究”的再一次补充，而对于张德明，则是他前期的“中间代写作研究”思维的一次类似的同质转换。
　　毋庸置疑，被按照“事实”界定之后的“新红颜写作” 或“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或者干脆往明白了说“在第三轮引起反响和关注的70后女诗人”和她们的作品，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话题，早在2007年，作为一个读者和关注者，我就开始在我建立的一个“汉诗博客年选”（博客地址：http://blog.sina.com.cn/hanshibokenianxuan）上，大量收集和选载她们的诗作。她们不但是在稍后几年再一次补充了“70后”女性诗歌和“70”后诗歌运动，而且也呈现出了自身的独特的美学气象、思想现象以及关于诗歌艺术本身的认识和结论。笼统地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1、相对于之前的女性诗歌写作，她们重新恢复和张扬了鲜明的女性和母性身份，2、重新认识了精神的古典、传统和永恒，并针对自身，发出了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呼唤3、搁置了“立场”、“路线”等写作内部的问题，写作更加自由，4、自觉褪除了“社会身份”和“地理身份”的影响，将笔触直接指向了个体内心中最为纯粹的诗意生活，5、进入了颇有建树的语言创造，显示了高超的语言能力，6、人数众多（起码也有10万人以上，已经写得比较优秀的也要有100人之多），作品量大（每天至少有10万首上传博客），已经成为当下女性诗歌创作生产的主要群体。
　　关于第一点，李少君和张德明在《海边对话：关于新红颜写作》一文中谈到：她们“强调现代社会里自由独立女性的生活和命运思考、探索…… 女性一旦意识到自己的现代命运，也就意识到了一种自由独立所带来的沉重与艰辛，在实践中，必然会格外痛苦，这是自由的副产品，一种巨大的孤独，有时，甚至是一种悲剧感。这一点当然并非由她们开始，但与以前的女诗人更多停留在观念上比，她们将之具体化了，因为她们处身于一个更加市场化、竞争激烈的时代……她们有一种对自身坎坷命运的勇于承担，但她们也享受自由所带来的喜悦，在诗歌中，表现出了一种玉石俱焚的气质。”霍俊明在《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中论述： “可以肯定地说，面对着当下女性诗人在博客上的无比丰富甚至繁杂的诗歌，我们会发现女性诗歌的写作视阈已近相当宽远，面对她们更具内力也更为繁复、精深、个性的诗歌，当年的诗歌关键词，如镜子、身体、黑色意识，房间、手指、一个人的战争、自白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研究者予以调整和重新审视，这些词语已经不能完全准确概括当下的个人博客时代，女性诗歌新的质素和征候。虽然面对当下的女性博客诗歌写作，我们仍然难以避开身体叙事和欲望诗学。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在当下的个人博客语境下，更多的女性诗人关于身体的诗歌叙事，显然并没有像当年的伊蕾、翟永明和后来的尹丽川和巫昂那样强烈、集中地带有雅罗米尔的气息，而是将身体更多地还原为个体生存权利，身体、灵魂和那些卑微的事物一样，只是诗人面对世界、面对自我的一个言说的手段而已。”这两段话，起码道出了在“第三轮”出场的这些“70后”女诗人作品中的两个关键点，即现代性在社会现实中的不断深入，让她们重新意识到了自身性别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在经过了前一阵子的拒认、模糊之后，她们不是宿命而是勇敢地再一次亮出了自己的“子宫”和“乳房”这些不再以器官示人而是以象征和寓意昭告的足以告诉别人我是女人的显要特性，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女性的爱、女性的情怀、女性的情调、女性的眼光、女性的脾气、自恋、自审、躁动与娇气，有一部分也从而上升到了一种母性的高度。与前两轮的“70后“女诗人甚至是更早一些的女诗人作品中的“去女性”、“中性化”相比，这种转变的原因，除了上面的李少君和张德明所言及的社会现实所赋予的“独立与自由”的需要之外，我想还有两个隐蔽的原因，一是她们与之前的那些女诗人相比，她们都没有与诗歌有关的复杂直接的生活经历，她们与诗歌发生关系，大多是通过网络，这种缺乏真实的“圈子游走”和“民刊集会”的简单的“诗歌生活”，减少了她们要被男性诗人同化，要作为一个“女知识分子”，在诗歌作品中针对历史、时代、民族、世界等公共话题发言的可能和欲望，但同时却保存、培养了她们自身的女性意识；虽然眼下其中有一些女诗人已经开始“游走”，但这只是近来的事情，是在她们写下大量的前期作品之后。二是家庭生活和年龄的原因。与那些第一轮出道的“70后”少女、第二轮出道的“70”后少妇相比，这一轮出线的大多数“70后”女诗人写出成熟作品时，都已是三十多岁年近中年，她们的身体已不是早期的那些“70后”女诗人在当年的饱涨、充水，而是相反，渐渐出现了缩水和女性资源的物质退化，在这样的一个临界点上，与前面的她们不可能成长为一个“女知识分子”并极力行使“知识分子”的权利和责任一样，她们已不可能再主动地去“挥霍身体”，写那些“挥霍身体”的诗，恰恰相反，她们已经在此时意识到自己作为人，一个唯一而不可更替的物质特性或精神寄予之所，正在变得大不如从前，她们已经真实客观地接受并认识到了“女性”这一称呼的价值和意义，她们只有通过对于女性情感和精神的张扬才能弥补这种“渐渐地消失”。她们的这种心理结果，其实也正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集体成长的一个结果。
　　与此同时，在这一年龄段，她们的家庭生活也处于一个关系较为稳定的状态，而不是早期那些“70后”女诗人在青春中所面临的漂泊、游移和关于物质的焦虑，这也让她们以女性的身份开始不断渴求一种时代共享、历史共享的超验的女性“幸福感”，并以此来认识和塑造一个“红颜”的自我，而不再向她们之前的那些“70后”女诗人一样因为并依靠一种时代、历史的焦虑感来写诗，她们的作品开始尽可能地立足于“女性”而单纯地表达一个女性视角上的情感和灵魂诉求。与之前的那些要通过表达自我来认识历史、时代、集体的女诗人相比，她们认识历史、身世、时代，是为了认识和安慰自我的女性身份。正如虞朵（横行胭脂）（博客地址：http://blog.sina.com.cn/yanzhiguniang）在她的一首题为《玛蒂尔德》的诗歌中所言：“玛蒂尔德/让我们穿着妈妈的裙子去跳舞/还有三个月的艰苦/我们就到了物质丰足的岁月/你就可以顺利地换掉你的穷丈夫/哦，不是吗/一万项链等着被你领走/来，划个圆圈/这堆归你，这堆归我/真的，下辈子别嫁穷丈夫/哪怕自个过一辈子/打死也别嫁穷丈夫/在结婚之前/记得翻翻他的口袋/亲爱的玛蒂尔德/我见不得女人受苦/流出钻石一样宝贵的眼泪”。这个莫泊桑精心制造的故事，由于出发点和审美原则变得不一样，当被再一次使用时，其意义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而在另一首诗里，徐颖（博客地址：http://blog.sina.com.cn/qdxuying）将“女性”推向“母性”时，则淋漓尽致地亮明了这一部分女诗人对于她们女性身份的毫不回避、坚决执行和无限放大：“戒掉啤酒/戒掉咖啡/戒掉眼泪/戒掉口红和高跟鞋/辣椒和巧克力/我要生一个孩子，叫他格瓦拉/叫那个奔跑在丛林里的男人/一个叼着烟斗的大胡子，浪漫冒险家/叫一片既爱又恨的土地/一场不大不小的地震/我的孩子，格瓦拉//穿上防弹背心/穿上厨房/穿过整个的拉美大地/穿过一片英雄埋伏的苜蓿地/我要生一个孩子/叫他格瓦拉/我要让他的父亲事先熟悉草药/熟悉暴力、不公和救赎/要以爱情的名义/是复活，而不是纪念地/为我种下格瓦拉//要让这个孩子/爱上他的父亲/爱上我，爱上美洲的树木/ 也爱上亚洲的鲜花/我要让这个孩子一出世/就用左手向世界打个/独特的招呼：切——/我是格瓦拉。切——/就是格瓦拉”（徐颖：生一个孩子就叫格瓦拉）。而这些“新的”“70后”女诗人之所以要在她们的作品中，重新恢复和张扬她们鲜明的女性和母性身份，另一个关键原因，就是霍俊明所表述的那种诗歌自身的艺术流变。不论这些女诗人们，是否在主观上认识到了一种写作“规避”的必要，是否对于前期的女性诗歌尤其是和她们同代的女诗人的创作有一个高度的理性判断，她们都会因为对一些前期女诗人作品的熟悉，而在写作的潜意识里，实现尽可能的避让，而另辟蹊径。这是她们作为创作主体的本能反应。而另一方面，诗歌艺术的发展也在不断地要求自身针对于那些早些时候的“女知识分子”和“祛女性化”写作发生再一次的变化。这两个诗歌本身因素的潜因，直接导致了她们走向了“复本、复古”之路，集体重新回到了“女性”这一出发点上。而时代，也当然给这次“复本归位”提供了合适的土壤和有利的条件。
　　以上我们说过，这些 “第三轮”出场的“70后”女诗人是自动远离了“女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中性化”身份的变异的，那么，她们的写作，离开、抛弃了这些男性化的公共话题，将会到哪里去？这关系到“何为现代性之下的中国当下女性”的思考，关系到她们对自身的认识。考证她们大量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她们基本是在精神要求上的走向了古典，在具体的诗歌写作上接近了传统，在审美上看重了美的永恒的一面，并由此而发出了对古老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呼唤。这一点，在李少君和张德明在《海边对话：关于新红颜写作》一文中同样有分析，文章指出：她们“是对传统文化和古典诗意的守护和回归，这一点在前几代女诗人中比较少见，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倾向和追求。其实这也是女性诗人的优势，她们可以在这方面尽情展现女性的细腻独特感受。虽然她们已经是以一个现代女性的身份来进行的，但女性身上的传统色彩其实始终比男性多。”而这些女诗人之所以这样选择，有诗歌的艺术性方面的原因，但最主要的还是她们的精神危机和身份危机所指示。这种选择，恰恰证实了她们一旦回归到“女性”，时代的精神供给和审美输出所带给她们的心灵落差，从而向我们揭示了这样的一个现实：时代已经无法提供一个“原本”意味上的女性的精神所需。她们之所以痴迷于古典和传统，其实是对于时代的精神供给的反驳，她们只能去集体建造一个虚拟的精神世界，在那里完成一个“原本”女性的各种情感、精神活动。所以说，她们回归的，其实并不是一个时间追溯中的古典和传统，而是一个虚拟的集中了所有可能的一种精神乌托邦。在这其中，她们的生育是虚拟的：“生一个孩子就叫格瓦拉”（徐颖）；她们的“幸福感”是虚拟的：“我和敌人共同种完庄稼/然后趁空闲打仗/凭战争结果来瓜分果实/呵，我要感谢这生活——/平衡而幸福/痛苦而高贵/假如没有敌人我一个人孤独地种着庄稼/没有仗打/果实也不香/倘若没有高处的暗箭/我肯定会躺在低处生病”（虞朵：《幸福》）；她们的永远在旅途中的理想是虚拟的：“我要去南方找你/带着我细小的河流，那瘦弱的爱/从我的出生地//到南方去/有上万公里/中间要经过许多省//走到陕西就把渭水叫来/走到湖北就把汉水带上/我的河流经过每一个城市//一簇小小的浪花/安静、自在、美好/就如刚刚写好的赞美诗//到南方去/有好天气，也会遇上坏天气/遇到好天气时/我就唱一首歌/遇到坏天气，我不唱歌/就跳一支舞，那些雨落下来//遇到一口锅/我就变成正在冒着的热气/遇到一个挖掘者/就变成一口井//遇到舌头，就变成口水/遇到药瓶，就变成药//遇到枪、子弹/就变成血，血是黑色的/变成白云，飘来飘去（徐颖：《去南方找你》）”。她们的英雄主义是虚拟的： “春夜，草木发情。/天朝上国，我记得是有星星的/有颗星星，打碎我房间的一扇玻璃/之后我披了白袍，提起刀，飞身而出/越过边境。杀到皇城去。/我被山崩的一颗小卵石击中/气人，上帝要出卖我，就让他出卖吧/重要的是，我年纪太大/不适合这趟旅行/不适合护送金子和羽毛做的嫁衣。那是女儿们的事情。/其实上帝不干掉我/到你家门口，白发已三千丈了/京城地面，聚会天下各色女人让我窒息/你端一大碗白米饭，川味回锅肉/我也吃不下/你问我，牙口还好？/我答：不中了。公子保重。/一阵鹤鸣声声，我瞬时不见踪影。半日/你还在呆望，怅怅如有所失”（金铃子：《星期二》）（博客地址：http://blog.sina.com.cn/brightstar）”。她们的记忆也是虚拟的：“我们肯定错过了什么，比如/一场突如其来的雨。春光长成烟柳/从檐上滴落。那悸动/我私藏在一首诗里/我固执地爱着旗袍和父兄。入夜/爱你窗口的灯亮着。想起你搁笔一笑/风骨和柔情/就从民国的旧纸堆里走出来。硝烟、蔓草，一封/没写完的信。背景美得刚刚好/这成了我的病灶。后来 /我用整个江南描述一滴泪的百转千回/我还记得那一世雨季，笔迹里/缀满了青苔，而/一起走过的人，从天色里隐去”（施施然：《从一世雨季里隐去》）（博客地址：http://blog.sina.com.cn/lurushi）。然而，这并不能阻挡她们要成为一朵飘在天上的白云，一个夜马提刀的侠客，一个之乎者也的书生：“在貂裘后沉寂的人/好久都没进入长安/他在享受自己的风霜 /在变黑变健康//他在竹林里饮酒苦吟/画红色白色的梅花/多年以前他属于别人/现在不知道他属于谁//我的长安不缺少人/古人和今人并居/市井繁华/处处船埠处处家//黑夜一黑下来/就有新的盗寇/把长安收去/手拿龟甲、布帛和纸张/住进长安里/喝酒吃肉/通宵达旦写诗”（虞朵：《我不许我的长安怀旧》）。在这些女诗人的诗里，她们之所以有时候又化身成一种男性化的影子，实在是因为她们的女性意识已经万分强烈，她们需要制造一个英雄的、理想的、古典的、具有永恒之美的影子来对应、满足这种强烈。李清荷（博客地址：http://blog.sina.com.cn/bzliqinghe）近年来写下的系列长诗：《写给项羽的11封情书》、《遗失在大唐的咏叹》、《一个人的长恨歌》、《太平公主》、《武则天》、《上官婉儿》、《小乔的战争》等百分之百的“红颜诗章”，可谓是更加直接的佐证。在这一点上，这些女诗人似乎和先期的那些女诗人面临着同样的一个问题，却有着本质的不同，先前的那些女诗人是虚拟了自身，而她们则是虚拟了他人，而且她们没有直接对问题说话，而是以一种转身，把问题当做了制造乌托邦的推动机。所以，这也就是李少君和张德明提到的“悲剧性”。也就是霍俊明所说的：“为数不少的女性诗人使记忆的火光、生命的悲欣、时间的无常、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以及现代人在城市化背景下的无根的漂泊，都在暗夜般的背景中透出白雪般的冷冷反光。”张立群指出的：“生命的底色与自我的揭露”、“传统经验的反思与回归。”刘波提到的：“这些女诗人中，有的是生活的旁观者，以想像颠覆既有规则；有的则深入到具体的日常中，书写纯粹的个人经验。但她们都不约而同地将社会事件与伦理责任转化为纯粹的美学问题。”龚奎林看到的：在“生存焦虑反拨下的诗意追寻。”这些论断，虽然从贴切性上来说，还并不是准确地看到了问题的深部，但也从一个角度说出了问题的存在。
　　由于这部分女诗人的写作，是直接奔向“诗意”，而非“诗歌的”，也由于在她们之前的那些女诗人已经在诗歌写作的艺术性上做了大量的探索，为她们积累了丰富的可鉴经验，而她们也从未参加过任何的诗歌社团、圈子，这些第三轮出场的“70后”女诗人，一出场就不大讲究被先前的一些女诗人极为看重的“立场”、“路线”等写作内部的问题，而是随心所欲，率性而为，甚至不讲章法，在创造那个自我的“女性世界”和解决其间的诸种问题上，实现了与诗歌最自由的结合。她们不仅自觉地褪除了“社会身份”和“地理身份”的影响，还依照这种关系的自由，进入了颇有建树的语言创造，显示了高超的语言能力，从而借助语言将笔触直接指向了个体内心深处，那些最为纯粹饱含心灵审美的诗意生活。正如李少君、张德明在《海边对话：关于“新红颜写作”》中所指出的：“自由化特征和开放性氛围的影响，诗歌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写作最为真实地呈现了女性情感世界的方方面面，也最为丰富地展示了女性在诗歌艺术探险和审美呈现上的不拘一格，一个时代多维而生动的女性形象得以精彩地展示在我们面前。”“阅读博客上的女性诗歌，我们会发现起码有半数以上的女性诗歌，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雅罗米尔式的要么一切、要么全无的精神疾病气味的青春期的偏执性，而且是以包容、省察的姿态，重新打开了女性诗歌崭新的审美视阈和情感空间，在经验、语言和技艺的多重维度上，扩展了女性诗人和女性诗歌的空间视阈”（霍俊明：《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这部分“70后”女诗人在几年的时间里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作品，并最终作为一种集体现象，被李少君、张德明、霍俊明这些理论研究者所重视。她们把诗歌作为了重建女性内心世界和永恒性审美的一种方式和路径，也因此赋予了诗歌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巨大自由，正如她们自己所言：“阿拉说起木槽，没有什么含义/就像阿拉说水盆、枯井、高架桥/说起它，先别提到耶稣降生/好好感受粗糙美。也许将再也看不到/这东西如今是少了（余小蛮：《木槽》）（博客地址：http://blog.sina.com.cn/julet1973）”。她们甚至把诗歌写成了自由不羁的“说说胡话”：“多久了/金属氧化，木头生出蘑菇/糜烂时代/你有完整的器官和自己叫劲儿//蓬松时刻/花照开酒照喝你要清秀不要/性感。偶尔/有云彩掉下来，地上黝黑。你嘟噜着干些家务活//白碗铁锅长柄勺子不锈钢小罐/堆在水槽里/分开流水，你裸着身子发光/就这样疼了吧，寂寞的水妖//就这样，走近墓地/黎明时分，里面的人/光着脚出来唱歌，露水打湿大地夜里我是你白天你是我，这/多叫人心慌。”（粉灰：《说说胡话》）（博客地址：http://blog.sina.com.cn/babyyinger）。甚至是关于“北极”的一场“白日梦”：“我无数次在温带地区/想象美丽的北极光/那光里确实有一只珍贵的北极熊//大口大口吃雪/全身长满雪白的皮毛/因为眼睛黑而亮/所以也有害羞的时候//他为此而羞愧/却不知和极光一样迷人//他躲藏在雪里睡觉/亲人会给他盖上被子/陪他睡觉/度过极夜//他的朋友与他经常喝酒/喝酒时他眯着眼睛/不停地抽烟/写情诗温暖他/却从来叫不出他的名字/只叫他宝贝或者亲爱的//他的脂肪厚厚的/有时饿着肚子/我和她一起吃 /他用熊掌抓来的鱼//他去冬眠了/我一直没有见过他/并且好久听不见他从冰天雪地里/发出的鼾声//或者他已经走到另一座雪山下/遇见过一只北极狐/这雪地里的尤物/告诉我们他已经失踪了”（张洱洱：《我的北极熊》）（博客地址：http://blog.sina.com.cn/zhangerer）。黄小芬语言的自由、敏感程度和创造力，几乎达到了近年来女性诗歌的极致，读来令人瞠目：“他说床前明月光时/其实人已经不在唐朝了//他说对影成三人/酒会，才刚刚开始//黄鹤楼送别时/其实并不是烟花三月//他说千里江陵一日还/其实在船上睡着了//他说，垂泪对宫娥/已经汗流浃背了//他说千金散尽还复来/肚子已经咕咕叫了//喝尽天下美酒/他说最好的酒，是月光里的白开水//他轻声唤桃花时/我的听力已衰退//当我深深爱上了他/我向他表白时//他说：我早已不写诗了/他说：我他妈的早不姓李了”（黄小芬：《他说》）（博客地址：http://blog.sina.com.cn/qqdxhxf1hxfcom）。而读梅林（博客地址：http://blog.sina.com.cn/linyongmei）的作品，首先看到就是灵魂的高贵和尊严，已经寻找不到在另外一些诗人那里所强调的“社会、地理身份”：“如果不能在夜里写下一首完整的诗/就写一个完整的句子/如果不能写下一个完整的句子/就写一个完整的动词/如果不能写一个完整的词/就写一个完整的标点/如果不能写一个完整的标点/就去写一粒完整的卑微的尘土/在某个早晨，被我的虚伪、谦恭/耗尽的悲怜”（梅林：《如果不能在夜里写下一首完整的诗》）。更难以让然相信的是，在她们之间，竟然也诞生了《隐身人的小剧场》这样的综合、囊括众多诗歌实验的长篇诗剧，这部巨制的作者田暖（博客地址：http://blog.sina.com.cn/yishuixiying）几乎为她们的“女性实验”，提供了任何的戏剧可能。这些“70后”女诗人以原生、蓬勃的创作激情和干净、纤细的诗歌能力，源源不断地向她们的博客世界输送了大量的新作品，在作品中，她们处处强调了情感至上、灵魂公平和精神自由，并把时代的变化自觉地融入了自身的转变，以一种女性精神复原的方式，与网络博客一起，深刻地呈现了她们的美学趣味、诗学观念和艺术魅力，以一种网络的野地生长方式，再一次验证了中国诗歌传统中那个真理：诗在野。近年来，也正是她们在第一、二轮的“70后”女诗人进入集体“休渔期”后，延续、丰富并提升了“70后”女性诗歌的版图。
　　但正如各位评论家所说的，正是由于精神和网络的双重自由，在与这一部分“70后”女诗人有关的各种现象中也出现了一些与诗歌写作无关的“偏移”：“在女性诗歌的博客上，我们看到了大量的女诗人的精彩纷呈甚至是诱人的工作照、生活照和闺房照……以及更为吸引受众的写真照甚至不无性感、暴露的图片随心所欲且更新频率极高地贴在个人的博客上”（霍俊明：《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很多女诗人依赖于靠勤奋（频繁更新博客）与高见面率（不断贴最新照片）获得声誉。这种图文互动的发表方式，似乎更适合于博客时代的大众阅读。当各种富有感官色彩的照片与颇具小资气息的分行文字交织在一起时，这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身体书写……因此，诗歌传播方式的变化，让她们能在短时期内得以成长、写作并迅速蹿红。有些女诗人的写作，看似很有活力，但是她们对现有诗歌边界的拓展，对诗歌形式的创新，还是缺乏深入的探索。在博客上晒照片，喝咖啡、逛街、四处旅行，爱读那种口味偏轻的句子……写诗时，她们那散文化的句子中不时夹杂着小忧虑，小伤感，满足于对生活作表象的描绘和重述。她们的行为方式与诗歌写作的结合，显得小资情调十足”（刘波：《网络时代的多元审美》）。这些陈述无疑是事实。虽然我个人把这种现象视作是这些 “70后”女诗人中的部分和个别行为，是伴随着诗歌写作和“女性”复原的一种辅助性行为，是副产品，但也难免要联想到诗人的品性。而比此类现象更为有害的是“博客游走”，或者称为是对观众和读者的主动“招徕”。这种有别于以往的“空间游走”的网络游走，得益于网络技术，它让诗人们的“游走”既省钱又快速，一夜之间，就可以实现过去的诗人在几年间才能完成的事情，进而引来大量的观众，这是一种交流的方式，但同时也显示了作者的某种心态，而这种心态必然会影响到诗人的创作。还是在2009年10月的那篇《网络传播革命带来“诗场”巨变》的短文中，我曾说到：网络传播方式的出现，对中国诗歌最大的影响是让一个异化多年的中国诗歌创作、呈现、传播现场转向平常……《诗刊》等主要刊物的“场所性”和权威性被大大削弱，并被新诗人们质疑，以早期的游走、民刊以及学团、同仁为号召力、凝聚力的诗歌“群体”和“流派（实际上是圈子）”现象已渐渐退出，更多的新诗人以“个人”出现于博客现场。这是中国诗歌参与这次“网络革命”所获得的最大“利益”，所产生的效应和影响是最大也是最积极和最深远的……在某种意义上说，网络媒介的出现，应该是中国诗歌界能源、资源和权力的再分配，也是最民主的一次分配。核心是以读者和论者构成的评价体制的变更……这已慢慢改写中国诗歌史的形成和制造机制，让考察的主要精力只针对“个人”和“作品”这一最为科学、最为真实、最为必要的诗歌理论活动即将成为可能……互联网，看起了是一项科学技术，但实质上它和诗歌一样，是人和人之间，一种具有未来意义的关系。可见，诗人和诗歌都最终放弃了“论坛”而选择了“博客”，还是因为它的安静和个人性，而不是热闹和群体。“博客”，可能最终还是为那些像萨福和迪金森那样安静于外的女诗人准备的，它的主要任务还是要让诗人们能在自己的一处安静地写作，在写出忠于自己的内心的诗篇并得以保存之后，被路过的读者读到。而眼下，这部分“70后”女诗人中的一部分人俨然已误解、滥用了“科学与技术”的这个美好赠予。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不论各位评论家是以“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提出这个说法，还是以“新红颜写作”来命名这次以诗歌的传播工具的转变为考察依据的女性诗歌现象，他们的分析和指证都直接集中地指向了以这一部分女诗人为主体的诗歌写作群体，即在“70后”诗歌运动中，在“第三轮”也就是目前集中出场的这些“70后”女诗人。评论家们所描述的诸种现象和特征既不适用于她们之前的女诗人，也不适用于她们之后的女诗人（这里不再作详细的分析），而这两个概念，一旦试图去囊括她们之前和之后的女诗人，都会变得大而不当，毫无意义。如果一万年之后，还有女人在写诗，还是贴在博客上，难道这一万年之内的女性诗歌，我们都叫做“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或“新红颜写作”吗？肯定不行，文学史上还没有“万岁概念”、“万岁命名”，每一个概念都是有它严格的适用历史和专指作品特征和群体成分构成的。命名，还是要集中地指向一部分人在一定的文学时间阶段内，作品的主要思想内涵和美学特征。而一个“名”，历来是排斥另一个“名” 的，前行者已经有“名”了，一般不会再承认一个让她们本来清晰显要的面孔突然变得模糊不清的“新名”，而后来者正因为是“无名”的，则更不愿意被一个不是突出、贴近她们的“前名”所遮盖，她们宁愿等待一个只属于她们的自己的“名”，比如这一次命名，是被这一轮出线的女诗人所期待和认可的，而同时也是被她们之前的女诗人所漠视和不大关心的，而把少数的几个“80后”、“90后”女诗人挟裹在一大群“70后”女前辈里面，也是这些更年轻的女诗人们内心所不愿意的。这个队伍太长了，要看好久，才能看到她们的脸（这是多么不公平的事情！），而在未来的另一个队伍里，她们可能却是“第一张脸”。在文学史的副产品“利益（或话语权、主体权）文学史”中，“命名”在什么时候，不是为了一下子就被看到的“第一张脸”呵？所以，不论是考虑到她们内心的一种潜在的反对，还是出于一种命名的良知，都不能把她们“混杂”进来，不能这么冷酷地就收割了她们的群体“利益”和未来。况且，她们的写作，与那些被“新红颜写作”或“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的主要论述原则所指出的作品特征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况且这只是一个“细部”的命名，而不是一个宏大全局的命名。所以，作为一个专指名词，其实这次命名的主要使命就是要让这部分晚来的“70后”女诗人集体呈现，并得到更多的关注和确认，切不可以只罗列名字而不分析作品和“史实”的方式，盲目主观地放大了这次命名的格局。这次命名是这些评论家的一次理论行动，但我更多理解成是一种学术善意。因为在这个工作的一开始，评论家们就故意隐蔽了一个更大的事实，即“博客时代的中国诗歌”，他们之所以把一个全局话题转移成了一个局部话题，把一种集体现象改写成了一种群体现象，还是要集中地关照这一部分女诗人和她们的创作，给予她们合理合法的诗歌史位置。和这部分女诗人的写作一样，其实这次命名也含有一种悲壮的意味。这次命名，呈现了一个群体，却再一次进入了 “现象研究”的领域，而不论怎么说，针对于前一时期的中国诗歌研究的状况，这一研究方式都是要极力避免的。它可能无可厚非地适用于像李少君这样的帕斯卡尔式的学者，但是断然不能被其他的专业诗歌理论家所热衷。作为一个诗歌评论家，还是有责任去思考“现象”与“表象”，“群体”与“遮蔽”这一矛盾利害关系的。但是，不论怎么说，中国新诗研究史上第一个中国性、中国化的针对女性诗歌的专属命名“新红颜写作”或 “博女诗歌”还是在这个时候因为这一部分“70后”女诗人的主力写作而诞生了，中国诗歌的研究与批评也进一步离开了“纸”而靠近了网络，接下来，就要看黄小芬、虞朵、徐颖、余小蛮、粉灰、金铃子、田暖、张洱洱、李清荷、灯灯、施施然、梅林、羽微微、冷盈袖、夭夭……这些女诗人们怎么展开写作和率先关注这一现象的三位评论家中的另两位专业评论家张德明、霍俊明怎么深入下一步理论工作了。如果把新文化运动到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新诗启蒙称作“第一个时期”，朦胧诗、第三代、70后、中间代的探索、拓展是“第二个时期”，那么，由网络所引起的诗歌体制的改变以及由于博客所带来的发表传播方式的改变，正和更大的历史、时代因素一起引发中国新诗的“第三浪潮”，作为一个开始，她们到底能为这“第三浪潮”贡献什么，也是后话。而我最后想说的是，这种不单单是如此的“女性”现象，不仅是诗歌的，也是小说的，也是散文和其他文学门类的，而这背后，还有更为深层的原因。作为当下中国文学和中国国民精神整体状况的一种征候和特性的历史寓示，也还有更为危险和消极的一面。这个待以后再说了。
　　
　　2010年6月7日草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