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故人

[阿忆]

一

从北大图书馆南门回学生宿舍区，有一条穿越燕南园的近路。在上中学的时候我就知道，燕南园是北大圣人居住的别墅区。那时，我认定北大中文系是我最佳的选择，也知道燕南园60号别墅正是语言学泰斗王力先生的家。

王先生学越南语时，已经72岁，但越南语却成了他熟练操纵的第7种语言。这让我无法不自惭形秽。我14岁就开始学英语，却认为实在太晚了。

我知道王力先生，是因为他编注过厚厚的4卷《古代汉语》。我一直不知道王先生要花多少时间记忆，又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写完这部巨著。究竟有多少汉学家曾受益于它，谁也无法统计。使我大吃一惊的是，这4卷书为王先生带来了惊人的版税收入。

在刚入学的第10天，中文系指派一位高年级学生带我们拜谒王力先生，路过燕南园南边的工商银行时，高年级学生说，这银行半数的存款是王先生一个人的！

进60号楼之前，高年级学生叮嘱我们，见王先生时“切忌在脸上乱摸乱抠”。这句嘱咐，让我觉得王先生十分神圣。在我作为高年级学生带新生拜谒任何一位前辈时，“不得乱摸乱动”也成了一条铁打的戒律。我痛恨一切把这句话当耳旁风的人，你隔着半个世纪的风雨去参拜长者，除了毕恭毕敬之外，别无选择。

王先生家最让我垂涎三尺的，是客厅墙壁上梁启超写给先生的条幅。另外还有一幅水墨画，是老舍夫人画给先生的。

先生家到处都是书，包括厕所，因此60号别墅显得拥挤不堪。后来我发现，因为书而拥挤不堪，是所有学者的家居特点。前不久受香港传讯电视之托，我在郎润园采访87岁的季羡林先生，老人家的两套单元全部被书刊充斥着。

我入学时，王力先生已超过80岁。他既是老人，又是孩童。王先生曾拉住我的手说：“听说你们班出了个陈建功……”大家窃笑。陈建功是77级学生，当时已因《丹凤眼》和《飘逝的花头巾》蜚声文坛，而我们进校时已是1983年。

王先生提起文化大革命，十分委屈地说，当时的红卫兵没我们大，竟伸手笑摸他的光头，先生从来没受过此等委屈，认为这比要他死还可怕。

由于身体原因，王先生已深居简出。但当年的元旦联欢，先生还是被搀扶着出席了。我实在不清楚，毛孩一帮，群魔乱舞，先生何以看得津津有味，笑逐言开。

上二年级的时候，我突然想，为什么不写一下燕南园主人们的晚年，写写他们如何在阳光雨露下颐享天年？我怕别人赶了前，没打招呼便直奔60号，按了先生的门铃。先生下楼后坐进沙发，无论我问什么，他的回答只有两句：医生不让我多说话；你没有预约。

没有想到，10年后我自己也成了被人经常造访的小人物，我最不喜欢的，同样是不速之客——你必须尊重他，否则他会传你闲话，但他打乱的是你好几天的计划。

但，没等到我悟出此类同感时，王先生已经作古，终年86岁。

二
上中学的时候，我们去北大玩，途经燕南园一段残垣断壁，看见一位十分矮小的老人，静静地坐在青石板上。看到我们走近，老人拄起拐杖，慢慢绕到残垣之后，然后隔着那段残破的矮墙，递过一枝盛开的花朵。

我的同学们一定是被老人家浪漫的举动吓怀了，他们加快脚步，慌张地跑掉了。我只好一个人走到矮墙外，双手接过那枝小花。我看见老人的嘴角在动，我知道，他在努力地微笑。

直到考上北大，我才知道，老人家是美学大师朱光潜。但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那位写过鸿篇巨著的朱光潜，怎么会是如此矮小的老人。他中西合璧，学富五车，身高却只有150公分！

那些年的中午，每逢我从图书馆抄近路回宿舍，总会看到朱先生独自静坐在那块青石板上，目光中充满了童真，凝望着来来往往的后生。

先生对后生们的爱，听着让人动容，那时许多家境贫穷的学生时常到先生家索要钱票。先生乐善好施，家门大开，从他悟彻一切的目光中可以知道，朱先生不问得失，完全是一位打碎了算盘的人。

大三的时候，我从燕南园独自穿行，途经那段残垣时，先生又一次隔着矮墙，送过一枝小花。直到今天，我一直偏执而迷信地认为，那不是自然界中一枝普通的花朵，它分明是人类精神之树的果实，是一代宗师无言的暗示，在即将熄灭生命之火时，先生不断越过隔墙，把旷世的风范吹到小辈们的心灵中。

朱光潜先生病故时，是88岁，听闻先生乘鹤西去，我驱车回家，将那部夹着两朵小花的《西方美学史》点燃。心中默念着——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三

王瑶教授是我所见过的先圣中，寿命最短的一位，但他77岁时，记者还误以为他会长寿。记者问王先生："您长寿的秘诀是什么？"

王先生答曰：“秘诀有三，第一抽烟，第二喝酒，第三是不锻炼身体。”据说，王先生的所有研究生都继承了王先生衣钵，信奉“抽烟·喝酒·不锻炼身体”是长寿之本，因此个个体弱多病。

1996年，我为中央电视台系列专题片《香港百年》作总撰稿，因此每星期要去港澳办审节目，港澳办谢伟民处长曾是王先生的博士生，我见他不吸烟，便责问他如何发扬先生的健身法则，谢处长立即辟谣，说先生以身作则是真，但弟子们全部效法是假。

不过，如此浪漫的讹传佳话，我简直不忍截断，所以至今仍热衷于以讹传讹，不在话下。

王先生嗑然长逝时，恰是他发表长寿宏论的第2年，终年78岁。

四

大三的时候，我对中文学习厌倦到了极点，闹着要转到法律系，正是这个时候，我们开了一门新课，是《民间文学》，可以料想，我对此类课程会是多么的讨厌！

开课大概4周后，我才勉强听了一堂课，原因是听说授课教师屈玉德，是金开诚先生的太太，当年金开诚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名字，他不光是语言学家，而且是社会活动家，他的太太该是什么样子呢？

事实上，第一次上屈教授的课，我就被吸引了，但吸引我的不是她的民间文学，她讲的话，我一句也没听进去，我只是望着她这个人发呆。

听说金先生娶屈教授时，屈教授是天下第一的美女，但眼前的屈教授却被疾病改变成另外的模样，在残酷的政治迫害中，屈教授祸不单行，患了咽癌，长期的痛苦完全覆盖了她青春时代的美丽容颜，也差不多打碎了她的发声器官，她竟以鼻音方式为刻薄的学生讲了十几年课！

记得，1985年冬天的一个极为严寒的早晨，天刮着凛冽的北风，本来就不乐意忍受屈教授难听的鼻音的同学，这下就更不愿意离开热被窝，去教室上课了。那天，屈教授在教室里耐心地等待着，但百人的教室只稀疏地坐着7个学生。她没有像往日那样点名，把没来的人登记下来。她望着窗外的风，低声说：“有7个人我也会来上课；即使只有1个人，我也会来；不过，如果1个人也没有，我就不会来了。但，这不可能发生。”

当时，我们在座的7个人都很难过，课后讲给没来的同学听，大家都后悔了。我有一个夙愿没有完成，我一直想亲口告诉她：“我敬爱您。”

1989年4月15日，屈教授咽癌扩散，与胡耀邦总书记同一天去世。

五

考进北大的时候，中文系的骆一禾和法律系的查海生刚好毕业，骆一禾分到了《十月》杂志社，查海生分到了中国政法大学。

那时，骆一禾、查海生、西川，并称“北大三大诗人”。

刚刚跨进校门时，我和臧棣便找到了西川，他当时尚在西语系英语专业学习，后来英语专业扩大成了英语系，但很长的时间里，我们都没有见过骆一禾和查海生。

实际上，西川作诗远远高于骆和查，但，或许真是未谋面的人更能引起广泛的好奇，所以骆一禾和查海生一直遭到师弟们更高的迷信。

骆一禾的诗我没有一首喜欢，但我仍然着迷地想知道他的事情。后来，中文系81级有一个叫“张芙”的女孩作了骆一禾的女朋友，我便格外注意张芙，想知道喜欢这样女孩的男人该什么样子……几年后，我终于在一次大聚会中见到了骆一禾。那时我已毕业，在一家公司做销售经理，当时，骆一禾和我之间只隔着厉伟。厉伟是厉以宁教授的儿子。只要厉公子不和我说话，我就仔细端详骆一禾。

骆一禾是典型的文弱书生，我没有想到的是，我见到他的第一面，也是最后一面。聚会中，骆一禾太兴奋了，他竟欢叫着瘫倒在张芙怀里。很快地，骆一禾被抬上三轮车，在张芙护送下，穿过密布的人群，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

后来知道，骆一禾是脑溢血突发，抢救过来后成了植物人，不出1个月即衰竭而死，年仅26岁。

见到查海生是什么时候，我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他是极其普通的一个人，如果把他放在北大的某个食堂里，他会和大多数学生一样，无法引起特别的注意。他决不可能像西川和臧棣那样容易被人认出，不过，他写下的几首好诗，在被金钱突然搅乱的日子里，一直被人传诵着，比如那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查海生是典型的穷人的孩子，他有敏感的心和脆弱的神经，在诗的领域里，他幻想过“劈柴，喂马，周游世界”。

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中国政法大学宿舍，他在墙上挂了块几近破碎的灰布，声称是太阳。凭直觉讲，此时的查海生已出现严重的精神障碍，他完全置身于幻象之中。

几个月后，查海生在山海关附近，撒手人寰。

六

1985年秋天，凡是中文系老生，大概都知道有个东北来的新生，名叫"储福军"，原因是他真真切切地不耻下问，毫无北大学生那种与生俱来的狷傲。无数次，我被他在水房里、厕所里、楼道里问个不停。后来，他得知我在法律系听课，连那边的事，他也想知道，而且常常在大热天里，钻进我的帐篷。

他的乐于助人，也像他酷爱提问一样，很是知名。后来，我常在传抄的诗集中看到“戈麦”的名字。戈麦的诗写得很多，意象当然先进，但坦率地说，没有一首我喜欢。我只是十分羡慕那些不断写诗的人。事实上，那时的诗已蜕化为少数精神贵族的田园，其中的耕耘毫无利益可言，因此我喜欢这个叫“戈麦”的人。

我没有想到，戈麦就是储福军。我很难相信，一个热情澎湃、乐于助人的人，在诗的领域里，竟是百断愁肠。

我辞掉公职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赋闲在家，时常到北大坐坐。有一次正在喝茶，储福军闯了进来，高声通报一位同学病故，由他召集追悼会。这个时候，储福军也毕业了，但和许多北大学子一样，喜欢时常回校看看。一年后，我在另一间宿舍喝茶，储福军又闯了进来，高声报告另一位同学在成都与歹徒搏斗，遇刺身亡，他要召集大家，再开一次追悼会。

整整一年后，我正在家中写书，我们班的诗人王清平打来电话，说戈麦去世了，问我参不参加追悼会。我犹豫了一下，最终没有去。

如果我不亲眼见到他进火葬场，感觉上他会一直活着。我不能相信，一个热情洋溢的人会死。我又怎么可能相信呢?!

七

北大经济学院在我上学时，只是经济系。现在的经济管理系，当时只是经济系的一个专业，当时的经济管理专业有一个大名鼎鼎的活跃分子，名叫“葛维列”。

葛维列的眼镜度数一定不浅，因此显得眼珠略略突起。我和他认识是在校团委，我在宣传部，他在社团部。毕业时，我自告奋勇，去了经济前线，在残疾人占54%的北京三露厂当厂长助理，他却四平八稳，留在社团部，当了专职部长。

90年代一过，我决计离开商海，回到文化圈里施展拳脚，葛维列却恰好离开北大团委，去美国读MBA，回国后投入商潮，创办“中华帝国公司”。

我们再次汇合是因为我和同班同学宓鸿在北京电台主持《京华人物访谈》直播，我们急需访谈对象，而葛维列恰好因为把美国硅谷一种高妙的股市仿真培训模式，原封不动挪到中国，一下子成了各报的新闻人物。

直播结束后，葛维列请客，大家议论纷纷，涉及北京电台下午4:00到6:00的时间为什么空着没节目，这个时段正是上市和深市股票收盘的当儿！葛维列决定投巨资，开发这个空白时段，于是有了今天京津股民每日必听的《今日财经》节目。

《今日财经》如何运营，我几乎一点不知，只是经常在直播间遇到宓鸿和葛维列。那时，我已转到午夜节目《人生热线》，后来又脱身给《女友》杂志写专栏，再后来被中央电视台骗去。葛维列的消息越来越少，但听说他的摊子越铺越大，情况喜人。

90年代过后，北大团委的主要干部大多辞职下海，而且很快成了叱咤风云的巨商，我在《人生热线》的时候，曾专门为他们作了一个星期的热线直播访谈，即《儒商夜谈》，葛维列是所谓北大儒商重要的一例。

1995年，《女友》杂志全文转载了这次令在校学子欢欣鼓舞的谈话。第2年，《读者》杂志决定从《女友》再次摘转此文，要我给每位儒商的讲话起个题目，我给葛维列的那篇起名为《怀揣梦想》。

但实际上，此时的葛维列已负债6000万，中华帝国公司被迫放弃《今日财经》的经营。

1996年深冬，甘肃把《读者》杂志寄到中央电视台公寓，正当我重看葛维列的《怀揣梦想》时，宓鸿惶惶地打来电话，告之葛维列已在北京官园宾馆长眠不醒。

我相信，在所有北大出来的巨富中，葛维列头脑中涉及奢华的意识最少。他的全部想法只是，干成几桩大事。他是这些人里唯一一个没有购买私人汽车的人。

八

过去，从学五食堂北侧向西，有一条通向货运场的小路。每年新生入学，行李就从这条小路，用三轮车拉到学生宿舍。奇怪的是，我入学那年没有接站的老生，于是我就像老生一样，在一连几天的细雨中，一趟一趟为同班新生拉着行李，新生们总是远远跟着，只有一个胖女孩在车后奋力助推，她就是我们班的舒春。

老实说，这个班让我失望透了。大家都很沉闷，毫无集体意识。能让我喜欢的只有少数几个。舒春就是其一。

几天后，我拿着自己的相机和胶卷，带大家去西校门，拍入学照。大家依然三三两两，彼此离得很远。舒春走到我身边，问：“你是不是很伤心？没有关系。让我来慢慢改造他们！”说完，扭搭扭搭跑远了。

四年级时，我们班的确成了彼此温暖的集体，不夸张地说，舒春功不可没。

舒春是这个时代少有的那种女孩子，她不大专心学业，倒十分精于烹饪，做菜又快又香，我们班53个兄弟姐妹都吃过她的佳肴。每当开班会的时候，大家多是在一边观望，萎缩不前，总是舒春左右摇摆，奋力跳舞。她的舞跳得不好，但让我十分感动。

后来，她与物理系一位高年级学生谈恋爱，毕业后就势嫁给了他。他被我们班男生戏称为“舒妹夫”。我们很快成了莫逆，经常在一起酒肉穿肠，烟雾缭绕，吃的当然是舒春烧的饭菜。

舒妹夫毕业后留在校团委，作专职的研究室主任。像所有知识分子一样，两人饥寒交迫，却恩爱有加，舒宅其乐融融，成了北大团伙的集散地。

那时最让人吃惊的是，舒春竟从一个胖子，变成了窈窕女子。

90年代过后，舒妹夫跳入商海，跑到Price Water-house，为美国经理提包，尔后步步擢升。日子因为富裕开始颠沛流离。先是舒妹夫赴香港长训，舒春在北京守身。后是舒妹夫调往新加坡，接舒春同住，双双换了绿卡。

但仅仅1年，舒春郁郁寡欢，充满心事地只身回到北京。

像从前一样，她希望的还是同学们时常聚会，不同是，她这种爱好比以前更炽烈。好像有好多话窝在她心里，希望通过同学亲情来冲淡它。但老同学们都已过了30岁，正是事业上拼命的季节，没有人抽得出时间来陪她。

1997年元旦前，一个老同学说，石景山有个拜佛的好去处，舒春便强烈要求我载着他们同去。除了朝泥樽土偶行跪拜大礼之外，舒春还花重金，请守佛人指点，主要是点拨家庭问题。守佛人如何点拨，我们不得而知。舒春把他拉到旁边的房子里，比比画画，听了许久。出来时，舒春沉默不语，一脸严肃。

实际上，那天从车窗里向她匆忙挥手，竟是永别。

以后我们再也没见过，中间她分别呼过我们，但我们都太忙。事后问起来，我们中竟没有一个人给她回过电话。

不久，舒春返回新加坡，去找舒妹夫。舒妹夫恰在内地出差，舒春扑了空。1997年3月，新加坡警察发现了舒春的尸体。此时，舒妹夫仍在福建办事。舒春举目无亲，死的时候，一定是孤独极了。

接到丧讯电话的时候，我正准备从家里回中央电视台，不知缘何升起一团怒火，我便驱车在灯火辉煌的长安街上狂驰，泪水不断地打落在方向盘上。我敢肯定，如果我们抽出一点时间，给她一点点关爱，舒春不会死。

我站在公寓的阳台上，眺望万家灯火，冥想着那个曾在三轮车后助我一臂之力的女孩子。秋天的细雨曾粘湿了她的头发，她曾奋力跳舞，曾在炉火边忙前跑后，常常是别人酒足饭饱，她还没有上桌……

当我从噩梦中一天一天地醒来，凡遇北大同学呼我，我一律火速回复，不敢怠慢。我不知道是不是如此——我们那片园子里出来的人，智慧而脆弱，一点呼唤可以使他飞扬，一点漠视便会瓦解他的生命。

1998年1月
北京知春大厦

（阿忆，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策划人兼撰稿人、北大中文系文学士、北大法学院法律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