朦胧诗：一个文学时代的开启

[夏长斌]

“我们不能再等待了，等待就是倒退，因为历史已经前进。”创刊于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２３日的《今天》杂志，在第一期就旗帜鲜明地奏响了迥异于过去３０年的文学新号角，席卷中国的朦胧诗潮自此波涛涌动。

在２０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化史上，朦胧诗的“崛起”及其命名方式都蕴含了无比深刻而丰富的话题。朦胧诗是利剑，它松绑了时代的精神禁锢。朦胧诗是序幕，它揭开了上世纪８０年代这个“全民为诗歌疯狂”的文学时代。朦胧诗还是“新时期”文学最有力的前卫，它带来了又一轮文化新思潮的滚滚雷声。

遥远的先声：

食指与白洋淀诗派

《今天》创刊：

诗还能这么写？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１０日下午４时０８分，一列满载去山西插队的知青的火车缓缓驶离了北京站，站台上送别人群的哭声和泪雨，冬日夕阳下的北京城都在轰鸣的车轮声中远去，列车在加速。望着满车厢青春热血的战友们，北京市２５中６７届高中毕业生郭路生，就着昏黄的车灯，在一张白纸上即兴写下诗行：“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浪翻动了……”

当我们欲提笔摹写８０年代朦胧诗的辉煌，之所以要回顾这一遥远的历史场景，是因为场景中的主人公——郭路生，这位笔名为食指的“文革”地下诗人，正是朦胧诗不得不说的开山“第一人”。

当朦胧诗的主将们还处于蒙昧之中，食指早已写出划时代的篇章，《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相信未来》、《命运》、《疯狗》……只要有知青的地方，就有食指的诗在秘密流传。他的诗影响了许多青年诗人的成长道路，如７０年代初形成的以芒克、多多、北岛为首的“白洋淀诗派”，而多年后北岛在法国回答记者提问，回忆最初为什么写诗，直言道“就是因为读了郭路生的诗”。

当时的北岛，还是北京第六建筑公司的工人。从１９６９年到１９７８年，这个工作他干了１０年，唯一的变化是从混凝土工人转成了铁匠。随着政策的变动，一批批插队知青陆续返城，很多是北岛往昔的诗友。其中有一个侠气颇重的英俊青年，本名叫姜世伟，绰号猴子，笔名芒克。

１９７２年，两个人由朋友介绍第一次见面时，因为互相不服气而大吵一架。不打不相识后，北岛经常去白洋淀看望芒克，几个人划着船，喝着当地非常便宜的红薯酒，朗诵着气魄非凡的诗句。

当时的白洋淀像一个大文学沙龙，聚集了一批芒克这样的人。“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一批北京四中、师大附中等重点中学的学生选择在此插队，寂寞的青春岁月里，大家在硬壳的日记本上写诗，挨村儿交流。这个团队日后被文学史家追封为“白洋淀诗派”，正是这些“地下沙龙”与“地下诗社”的创作，为即将出现的朦胧诗积蓄了大量暗流涌动的文学新力量。

《今天》创刊：

诗还能这么写？

一般认为，朦胧诗是以１９７８年一本《今天》杂志的创刊为标志。

上世纪７０年代末，陆续归来的白洋淀诗人们，流散到街道工厂做起了青年工人。“我们写了特别多的东西，像拿炸弹一样不知搁哪儿。到１９７８年，我们实在觉得憋了这么多年，偷偷摸摸的太没意思了，就豁出来公布于世了。”芒克说。

１９７８年冬，一场大雪覆盖北京。在东郊与三里屯使馆区遥遥相望的亮马河边的小村子里，北岛、芒克、黄锐、陆焕兴、刘念春等七个小青年，在昏暗的灯光下、围着一台破旧的油印机苦干了三天三夜，《今天》诞生了。１２月２３日清晨，天蒙蒙亮。北岛、芒克以及自告奋勇的陆焕兴，用白色水粉修改好自行车号牌，带着头天晚上熬好的糨糊，既紧张又从容地出发前往西单民主墙——日后芒克对当时的印象记忆犹新：“我刷糨糊，北岛贴，陆焕兴负责用扫帚刷平。”从西单开始，他们将刊物陆续张贴在文化部、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大学等文化单位。

那晚，当３个人疲惫而兴奋地去晋阳饭庄犒劳自己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即将播发一篇历史性的文件。２４日的《人民日报》，全文发布了《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２２日通过）》。

中国历史发生了剧烈变动，“改革开放”的序幕即将拉开。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２３日，油印的《今天》创刊号以“大字报”的方式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份诗歌民间刊物。积累了十年的东西让《今天》不愁稿源，第一期刊出的诗作就有蔡其矫的《风景画》、《给》、《思念》，舒婷的《致橡树》、《啊，母亲》，芒克的《天空》、《冻土地》、《我是诗人》，北岛的《回答》、《微笑·雪花·星星》、《一束》、《黄昏：丁家滩》。“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很快，这些句子像雷电一样迅速传遍了中国的知识阶层。“诗还能这么写？”大家惊呼着。当时，被激情和自我表达燃烧着的诗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席卷中国的朦胧诗潮自此波涛涌动。

“三个崛起”：

一场空前大讨论

“这个时期，大家都承认这样一个现实，以前那些假大空的东西不能发了。”王燕生说，他１９７７年调到中国作协下属的《诗刊》，明白当时这种意识弥漫整个《诗刊》编辑部。在他们的帮助下，朦胧诗从“地下”走到了“地上”，从北京走向了全国。

１９７９年，《诗刊》３月号公开转载了《今天》中北岛的作品《回答》，４月号又发表了舒婷的《致橡树》。逐渐地，全国各大文学报刊开始发表他们的作品，另一份广有影响的诗刊《星星》，将顾城的《抒情诗１９首》置于头条推荐，《诗刊》也继续以“新人新作小辑”的方式不断推出“今天”群体的作品。

这批青年诗人的横空出世，引发了诗坛大爆炸。１９８０年，第８期《诗刊》刊载了章明著名的文章《令人气闷的“朦胧”》，批评这股诗歌潮流中的诗歌“似懂非懂，半懂不懂，甚至完全不懂”，写得实在过于“朦胧”。有趣的是，“朦胧诗”竟由此得名，从此人们把北岛等人的创作称为“朦胧诗”。

章明的看法得到很多响应，臧克家、艾青等老诗人说得很严厉：“现在出现的所谓‘朦胧诗’，是诗歌创作的一股不正之风，也是我们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一股逆流。”

支持朦胧诗的，则多为高校的中青年学者以及在校大学生。支持的文章，日后被概括为“三个崛起”：１９８０年５月７日，北大中文系教授谢冕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在新的崛起面前》，近乎绕口令般地劝告那些“看不懂”的反对者们：“我们一时不习惯的东西，未必就是坏东西；我们读得不很懂的诗，未必就是坏诗。我也是不赞成诗不让人懂的，但我主张应当允许有一部分诗让人看不太懂。”

福建师大的孙绍振教授，在１９８１年３月号的《诗刊》上发表了《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刚刚从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徐敬亚，在１９８３年第１期的《当代文艺思潮》上发表了《崛起的诗群》，斩钉截铁地宣告：“我郑重地请诗人和评论家们记住１９８０年。”

后朦胧诗时代：

“Ｐａｓｓ北岛”之后

对朦胧诗的打压，使人们对它越发关注，一边是徐敬亚在《诗刊》做出检查，一边是朦胧诗以不可阻挡之势热了起来。先是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朦胧诗选》，后有徐敬亚等人编辑出版了《现代主义诗群大观１９８６－１９８８》，《舒婷、顾城抒情诗选（１９７１－１９８１年）》、《五人诗选》、《朦胧诗鉴赏辞典》等许多朦胧诗集乃至相关著作纷纷出现。

《朦胧诗选》，这是第一本朦胧诗人的选集，第一版印了５０００册，很快抢购一空。至今，这部选集总共印了二三十版，共卖出２５万多册。“很多人是读着这本书成长起来的”，时任编辑的邓荫柯说，在当时，床头摆一本《朦胧诗选》是大学生宿舍最普遍的现象。而《双桅船》定价０．３５元，《舒婷、顾城抒情诗选》定价０．３８元，这些书都连着印了近十次，带动了青年人写诗的热潮。“８０年代尤其在大学校园，几乎人人写诗，到处是诗人，当时说树上的叶子掉下来，砸到的都是诗人。”现代诗评论家，舒婷的丈夫陈仲义说。

１９８３年朦胧诗在官方刊物“失宠”。一段时间，有民谣写道“革命诗人不吹号，朦胧诗人睡大觉，小花小草眯眯笑”。但朦胧诗人并没有消失。“北岛、顾城、舒婷、芒克等都在８０年代后期写出了真正的代表作。”在《诗刊》任职１６年的唐晓渡说。

从“文革”末期到“文革”结束，朦胧诗时代灿烂而短暂，诗歌很快进入了“Ｐａｓｓ北岛”（忘记北岛）的时代。但他们所掀起的文化新思潮，却像一枚投入平静湖面的小石子，激起了整个中国文坛在８０年代涟漪阵阵。回顾当年，谢冕用诗化的语言将朦胧诗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影响比喻为“一个凝固的板块里打开了一个裂纹，光亮喷射而出”。在他看来，正是朦胧诗，使诗歌介入了对社会的思考、对生活的干预，使诗歌参与了对历史的反思，更使诗歌很明确地承担起时代的使命，诗歌的艺术道路也一下子变得宽广起来了。“可以说，朦胧诗是对动荡社会、愚昧时代的一次勇敢的抗争，这也是朦胧诗作为新思潮的一个重要品质。”

王朔现象

被称为“中国当代商业写作第一人”的王朔，是中国当代文坛最具争议的作家之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红极一时。１９８８年，他的四部作品《浮出海面》、《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顽主》、《大喘气》被同时搬上银幕，文学界、电影界、评论界不约而同称这一年为“王朔年”。

文学评论家朱大可说：“似乎只有王朔的小说才真正支配了民众的流行趣味。”王朔现象的实质是一种大众文化现象，这种大众文化是商品经济社会的特有产物。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王朔的诞生并非偶然。与其说是他选择了这个时代，倒不如说是时代选择了他。

和同时代作家比起来，王朔的起点不算高。在刘索拉写出《你别无选择》，徐星写出《无主题变奏》，莫言写出《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马原写出《冈底斯的诱惑》、《虚构》的时候，他的处女作《空中小姐》刚刚在《当代》第２期发表。这是一篇非常纯情的爱情故事，却与王朔后来的风格不相谐调。只有到了１９８５年，先是《浮出海面》，继而《橡皮人》、《顽主》、《一点正经没有》、《编辑部的故事》等小说与影视剧的批量问世，才使王朔真正成为王朔自己。

文稿竞价

１９９３年，“’９３深圳（中国）首次优秀文稿公开竞价”在争议和赞赏中落槌定音，参加竞价的１１部作品全部成交，成交额达２４９．６万元。其中争夺最激烈的１０号作品《深圳传奇》起价４．５万，被深圳天虹商场以８８万元夺得。

在主拍之前，先举行了预拍。史铁生的书稿、王东华的《新大学人》分别以几万元价格成交。不能小看这个意义，当时作家的稿费是千字３０元到５０元。

１０月２８日主竞拍当天，活动临时从深圳会堂改到图书馆报告厅，有“中国第一槌”之誉的拍卖师郑晓星一槌定音：

当天拍卖会上的状元倪正良，其作品《深圳传奇》被天虹商场拍下，倪正良低头走出会场，貌似平静的面孔难掩心中的汹涌澎湃——８８万元，对上世纪９０年代的中国作家来说，是一个不敢想的数字；刘晓庆那本《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只有一个标题，就卖了１０８万元；霍达的一部上下集电视剧本，开价就是１００万；张抗抗一篇２０００字的散文，卖了１．６万元，创下千字８０００元的纪录……

文稿竞价是中国现代文坛史上不可抹杀的一笔。自此之后，全国文稿市场迅速建立，优稿优价渐成行规。以墨作海，以笔迎潮成为新经济时代文人的新生存方式，有效地遏止了当时“文人下海”的盲动。文稿竞价是继深圳土地拍卖之后的第二槌，第一槌卖的是土地资源，第二槌卖的是知识产权。文稿竞价竞出的百万天价让所有的人始料不及，搅活了中国文坛一湖春水，有料的文人从此不再“穷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