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克: 诗歌———献给无限的少数人

[夏长斌]

诗歌———献给无限的少数人
杨克

　　□杨 克

　　事实上，每一个诗人都在特定的时空里写作，诗人将个人生命体验的深入与时代语境相融合，试图对遭遇的现实作出心灵和语言承担。因此诗歌和时代的呼应，成为衡量优秀作品的一个重要条件。而一个汉语诗人的当下写作，无法回避中国资源和中国经验的书写。

　　新诗的出现本身就是时代的产物。近一个世纪以来，那些具有广泛影响的诗歌，往往是在诗人及其作品对社会、对时代的回馈中产生的。近在咫尺的历史事件在波及大众的同时，更容易刺激到敏感的诗人，而率先对之作出反馈的，往往也是诗人。时间越近前，诗歌命运和作品的时代感，越来越呈现共生状态。比如 去年 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之后，伴随着大量的亲人的离开，以关怀生命为主题的诗歌潮水般地汹涌，出现在网络和报刊上，或者说是出现在中国诗人的灵魂中。诗人的良知和使命感，成为支撑他全部诗歌的内在力量，昭示地震发生以来人们共有的思考和情感，其间纠缠着悲恸和质疑、追问和反省、祝福和祈祷。

　　然而诗人的责任还在于艺术的责任，语言的责任，诗歌创作毕竟不同于大众传媒，诗歌和生活事件的关系。它是作者化、个性化了的，呈现出一种游离于生活的浅表以外的更深层的心灵镜像。把诗歌放在全球化语境中去思考，一个具有活力的诗人必须承担话语转型的痛苦，因为原有的农业文明背景变换了，原有的诗的语汇链条也随之断裂。诗的当下性，现场感，决定了诗必然要触及信息消费社会新的精神话题，诗人也唯有尽可能地运用当代鲜活的语言写作，才能赋予那些伴随现代文明而诞生的事物以新的意蕴。

　　诗歌与大众审美的关系，直接指涉到诗歌的现实价值和效用问题。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说，如奥登所言，“诗歌不会使任何事情发生”，诗歌既阻挡不了战争和疾病的爆发，更阻止不了地震的发生，似乎也无关国计民生。但诗歌当然是有其功效的，否则，它不会延续到今天，并必将繁衍下去。中国的旧体诗，与日常生活有着广泛的关联，它既是文学的又是交际的，常常被应用于席间应和酬唱，甚至是一个人获得社会教化的基本内容。这个功能在新诗这里，却几乎完全被抛弃了。新诗写作者很难再像李白、杜甫那样随口出诗。同时，新诗的写作与阅读已经摆脱了固定的体式、规格和程式，创作手法和想象力也不再受约束，而进入到一个无比自由的空间。诗人们在表达内心情感和生活经验时不断追求创新和突破、甚至出位，现代诗注重陌生化。这种内在的驱动力，使诗歌不断向前迈进的同时，也逐渐成为“献给无限的少数人”的一门艺术。

　　今天的大众，已不再像百年之前只从文学作品中学习书面语言，他有更多的途径和方式接触非文学的表达，他的许多看法是被媒体所引导和影响的。今天对诗歌的阐释，也不再依赖专业的文学批评解读，而主要是通过媒体叙述，寻找其中刺激眼球的娱乐元素和新闻事件，而非对文本的关注。让大众媒体为诗歌服务，是件困难的事情。诗人关心的，是感受力、想象力和创造力，是对存在（生存、生活）的新发现和对虚构（形式、修辞）的新发现，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无限探索。诗人永远是新语言方式的开拓者，新的审美规矩的建立者，新情感变化的记录者和转述者。

　　诗人要承担社会责任，最重要的就是要写好诗。或许，读者，大众，时间，是诗歌的磨刀石。但大众媒体和一般读者，能否担当起诗歌的磨刀石呢？答案也不可能是完全肯定的。诗人有自己的艺术追求，读者也有自身的阅读修养问题。诗人选择自己的读者，读者选择触动自己的诗歌。有的诗人会采用各种手法在诗中设置障碍，有些障碍比较明显，更多的障碍是隐而不现的，它们需要读者运用自己的知识储备、社会阅历、感受力和聪明才智去破除、翻越，然后参与到作者的创作中去，并在其中产生新的发现。这样的时候，读者才会对作者构成压力，大众与诗人在接受美学层面上得以相互交流对生活的理解与认识。

　　说到底，在今天这个数字化的时代，谈论诗歌和大众审美的具体关系，不应该再像前些年那样，只建立在主观臆测和假想上，人为地说某种风格的诗更被大众接受，某些风格的诗读者很少，无休止地进行理论性的相互诘问与反驳，而要纳入实践检验这一标准，要有出版发行数量和网络点击数据支持。而有关出版机构、大众媒体应该多关注诗歌，引导读者从诸多诱惑中脱身，建立起阅读现代诗歌的兴趣，从而平息内心的暴力，在自我和现实之间寻找到平衡，更新我们对世界和人性的认识，提升我们对美的感受力，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变得更加平和、更加宽容，给人以生活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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