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尼斯：诗歌今天赢得的多于失去

[子金]

“什么是语言？/是列车，/同时又是道路、旅程和抵达。什么是意义？/无意义的开始，/与终结……”3月21日，近年诺奖热门候选人、在世界诗坛享有盛誉的叙利亚籍黎巴嫩诗人阿多尼斯，携诗选集中译本《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来沪。作为开场白，恰如他本人对诗歌所下的定义:诗歌即提问，它总在引发另一个提问。阿多尼斯以这种特殊的问答方式，用华丽的阿拉伯语颤音深情朗诵了长诗《在意义丛林旅行的向导》。这是79岁的诗人首次来中国旅行，也是他的诗集首次在中国翻译出版。此前，他已在北京与杨炼、唐晓渡等国内知名诗人做了深入对话和交流。

在诗歌交流会上，这位灰白长发、著作等身的“智慧老人”，面对众多诗歌爱好者的提问，比着手势，应对自如。他的回答不仅精辟，而且优美流畅如诗。“当哲学沉默时，科学迷惘时，当人类的一切知识因为不能解决面临的困难而不吭声时，只有艺术和诗歌有许多话说。”阿多尼斯认为，诗歌是所有言说者不能言说时，唯一的言说。当被问及“诗歌没落”时，阿多尼斯说:“如果一定要从数量的角度来评估诗歌的话，可以说今天诗歌面临的问题不是诗歌本身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今天读诗的人减少了，这并不是诗歌的过错，而是当下文化的错误。”

说到对中国文化及诗歌的观感。以诗歌的战斗性和现代性而闻名的阿多尼斯表示，印象最深刻的中国作家是鲁迅，他同时也很欣赏李白和屈原。作为当今阿拉伯世界最具争议的文化人之一，一位偶像破坏者、社会批评家，一位在思想和文学语言方面富于革新精神和现代性的诗人，阿多尼斯直言:变革和叛逆是诗歌的核心。他认为，现代性就是意味着变革，但是诗人只负责提出新的观念以及改变世界的观念，却不能改变世界。他同时分析了现代性危险的一面，是把文化变成时装，变成一种时髦。“艺术不能屈服于任何事物，不能被任何潮流牵着鼻子走。艺术是对一切事物的创造。”

60多年前，叙利亚的穷学生阿里·艾哈迈德·赛义德·伊斯伯尔，在投稿的纸上，随兴署下了阿多尼斯这个希腊神话中掌管植物生死的神祗之名。他那时多半没有想到，此后，他的诗歌创作就走上了顺畅通达的旅程。

当记者问到这样一个特殊的名字有何寓意时，阿多尼斯首先做了纠正。他说，以为阿多尼斯最早源于古希腊，是一个误解。其实，这个词来自古黎巴嫩，是黎巴嫩一条河的名字“阿多尼”。后来，这个词传到了古希腊，就演变成“阿多尼斯”。“我在读中学时，经常写诗，然后署上真名，向报社投稿，但没有人愿意发表。有一天晚上，读了‘阿多尼斯’的传奇故事后，得到启发，以此作笔名再投稿，居然就顺利发表了，而且这家报社此后不断刊登我的诗歌。”

阿多尼斯1930年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农民之家。因为贫穷，他13岁时尚未进入学校读书，但庆幸的是，父亲虽是农民，血液里却继承了阿拉伯民族对诗歌的热爱。在父亲的引领下，他进入了阿拉伯古典诗歌的奇妙世界。在学习、背诵古诗之余，诗才也逐渐展露。1944年，当时的叙利亚总统前往他家乡附近的塔尔图斯城巡视，少年阿多尼斯有机会对总统吟诵了一首自己创作的爱国诗歌，总统大为赏识，并当场允诺由国家资助他就读城里的法国学校。阿多尼斯入学后苦读法文，两年后便能阅读法国诗人的原文作品。

随后，他进入大学攻读哲学，并开始以“阿多尼斯”为笔名发表诗作。大学毕业后，他进入叙利亚军队服役，其间因为曾加入过左翼政党而入狱一年。1956年，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事情:他结束兵役后只身前往邻国黎巴嫩谋生，刚进入黎巴嫩国境五分钟，叙利亚便宣布全国总动员，同埃及并肩作战，抗击发动苏伊士运河战争的英、法、以三国。只不过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叙利亚少了一名士兵，却多了一位诗人。

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阿多尼斯结识了诗人优素福·哈勒，两人意趣相投，共同创办了在阿拉伯现代诗歌史上具有革命意义的杂志《诗歌》，为阿拉伯先锋派诗人提供阵地。此后，他又担任另一份文学刊物《立场》的主编，并在黎巴嫩大学任教。出于对贝鲁特这个城市的热爱，他经申请获得了黎巴嫩国籍。1980年，阿多尼斯因黎巴嫩国内战争逃亡出国。十多年后，当他“卸下战袍”回到阔别十多年的祖国时，在贝鲁特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然而阿多尼斯一离开贝鲁特，就破口大骂这座城市和他祖国的落后，结果又引起轩然大波。

诚如诗人特立独行的文化姿态在西方世界所引发的热切关注，他特有的多重身份也让他获得了一种更为清醒和开阔的国际视野，并据此在诗歌中，展开了对自己所处的国家、民族乃至这个时代境况的反思和批判。他为祖国蒙受的苦难而伤怀:“在这个灾难织就、鲜血铸成的时代，/每天都有一个颤抖的身体在太阳面前醒来。”也为诗人自身不被祖国所容而喟叹:“诗人啊，你的祖国，/就是你必定被逐而离去的地方。”他还为整个阿拉伯民族的不幸与落伍而忧戚、悲愤:“阿拉伯的大地是忧伤的，/她的忧伤是语言额头的皱纹。”与此同时，他并没有因为融入西方，就回避批判西方社会的政治和文化，声称自己和爱德华·萨义德一样，是“双重批判者”。

尽管诗人的创作以理念性见长，且与政治之间的紧密关联显而易见。当记者质疑他的名声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其对本国文化、宗教、政治的批判，阿多尼斯断然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他说:艺术家的真正荣誉，当然来自于他们的创作，与政治无关，“事实上，所有伟大的政治都根源在于伟大的文化，只有对政治做最基础的、文化层面的批判，才可能改变政治形态”。

阿多尼斯赢得的巨大声誉，一方面固然来自他的诗歌创作。但他的诗歌读者多限于文化水准较高的诗歌爱好者；他主张变革、创新的诗学理论虽具有革命性，其影响也主要集中在文坛诗界。然而，他对阿拉伯政治、文化、社会作出的空前尖锐而深刻的批判，则对整个阿拉伯知识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使他成为当今阿拉伯世界最具争议的文化人之一。

为了揭示阿拉伯现实困境的根源，诗人不畏其艰，深入考察了阿拉伯思想与文化史。在四卷本理论著作《稳定与变化》中，作为社会批评家的阿多尼斯指出:阿拉伯思想史的主要特征是“稳定”，这种稳定近乎“沉睡”，已成为妨碍阿拉伯人前进的桎梏；阿拉伯文化的真正价值在于其中长期受到排斥、处于边缘的“变化”因素；以“变化”超越“稳定”，是阿拉伯文化的希望所在。他还深刻解剖了阿拉伯政治现实，揭示了阿拉伯文化、社会与政治中存在的因循守旧思想严重，宗教蒙昧主义肆虐等诸多弊端。

在诗选集中译者薛庆国看来，阿多尼斯思想中质疑传统、抗拒权势、批判时俗、忧国忧民的意识，既和纪伯伦、塔哈·侯赛因、马哈福兹这些阿拉伯文学大师一脉相承，也和全人类的思想、文化精英遥相对接。他对阿拉伯社会文化的批判之尖锐和激烈，可以和鲁迅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批判相提并论，两者同样具有振聋发聩、惊世骇俗的效应。正是这些激烈的批判与呐喊，在阿拉伯当代文化的死水中激起澜漪，让人们看到了阿拉伯文化变革与新生的希望。（傅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