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彬：中国当代作家基本没有思想

[方北]

这是顾彬近年第七次来中国大陆。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文版出版后，在中国引起不小的反响。

原本学神学的顾彬，因为李白诗歌别样的吸引力，而走上研究中国文学的道路。“我应该感谢李白，他决定了我现在的存在。”顾彬用一口流利的汉语说，“那时很多人质疑我为什么学中文，他们想我将来一定找不到工作。他们是错的。”

顾彬很坦诚，他说自己在翻译中国诗人杨炼的作品时，要把他慷慨激昂的情绪冷化，否则，德国读者受不了。我问他:“但是，你这样做不是已经改变了原诗的韵味了么？”他说:“是。你说得非常非常对。这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它在德国会没有读者。而他是一个不错的诗人。”

他很有把中国作家作品在德国铺陈开来的冲动。但在接受我的独家专访时，他不掩饰对很多中国作家的失望。在他看来，中国文学实际上是每况愈下的，不要谈古典文学吧，李白的诗是太美了；就算是民国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也比当代文学强过太多，这就好像五粮液与二锅头的差别。2006年底，顾彬关于中国某些当代文学是“垃圾”的言论，虽有被媒体断章取义的成分，但在我看来好像也并没有太大的偏差。

诺奖标准不一定是文学水平

时代周报:前一段时间，诺贝尔文学奖的揭晓也是文坛一大盛事。这次照例没有中国作家获奖。这在大家意料之中。

顾彬:我觉得一个作家不应该考虑获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诺贝尔文学奖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一个人的写作。一个人写好自己的作品就好了。

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不一定是文学水平。不少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的委员听说某个作家是左派或曾经是左派，就经常进行争执。他们觉得，应该就社会来看文学作品，一个真正的作家应该作为反映社会声音的社会良心。

时代周报:之前，华人倒是有一个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高行健，你对他的作品怎么评价？

顾彬:他的话剧，我到现在还是会这么说，在1980年代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他1990年代写的小说，差得很，比莫言、余华等人还差得很。整个德国的副刊皆讽刺他的小说，受不了，真的受不了。他作品中的女人形象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他根本不了解女人，他不知道女人是什么。他搞什么男人主义！他的英文水平太低，没有什么思想，另外他老在模仿欧洲的文学作品，没有属于他自己的东西。

时代周报:你译介和推荐中国当代文学的标准是什么？你说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诗歌是最好的，可是诗歌在翻译过程中可能失真的成分会更大。如果是古典诗歌，当然就更严重。

顾彬:对，你问得很好。我是一个保守的人，我的标准是欧洲1945年以前、中国1949年以前的标准。如果就中国来说的话，我的标准就是鲁迅这类的人。不光是他，还有其他的人。

另外，你不要忘了，朦胧诗派这批人，他们都受到欧洲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朦胧诗派的影响。当时，中国朦胧诗派的外文水平是很高的，他们的诗歌是第一流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国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能够出这么多世界第一流的诗人，顾城、杨炼、北岛等等。

时代周报:舒婷怎么样？

顾彬:舒婷非常好。但是她现在根本不写诗。她给我们留下了大概五六首非常好的诗。但是除了这五六首诗以外，她似乎没给我们留下什么宝贵的东西。小说我的标准是鲁迅，他的语言能力是非常高的，还有他的思想。当代作家基本没有什么思想，他们的脑子是空的。

建国初期只有两部真正文学作品

时代周报:你刚才提到鲁迅的标准，和他同时代的张爱玲的作品，你如何评价？

顾彬:张爱玲非常好，那当然了。但是很麻烦的是，她的一部分作品是英文写作，后来她自己翻译成中文。她的译本和原本味道都不一样，区别很大。另外她用英文写，所以她的这些小说应该属于英语文学，不属于中国文学。

我还应补充一点，比方说，北岛写了一流的散文，但他现在是美国人，这是很麻烦的，我希望有一天有个中国学者帮我把这个难题解决。

时代周报:华人，但现在非中国籍，他的作品算不算中国文学，这个问题困扰你？

顾彬:对。这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比方说，我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该不该包括海外华人的作品？包括那些原来在大陆但现在拥有了外国国籍的作家，他们还坚持中文写作。我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包括了这些从大陆出来的作家，但另一些海外华人作家在我的著作中找不到他们，比如今天参会的马来西亚华人作家张依苹，她也用中文写作，欧阳江河说她的文笔非常好，我应该介绍她么？她的作品属于中国文学还是属于马来西亚文学？这个问题让我头疼，到现在还没有解决，现在我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包括香港、台湾、澳门、大陆的作家作品—我认为，大陆和台湾应该统一，所以我把台湾也写入我的中国文学史里面。

时代周报:新中国成立后，有些作家就不写文学作品了。像沈从文。

顾彬:我对沈从文的评价是非常高的，我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他的篇幅不少，他的文笔非常好。

时代周报: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王蒙的小说算是比较有名。

顾彬:王蒙的作品我在德国翻译、介绍了不少。他1950年代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到现在看，也是写得特别好。1949年以后一段时间，好像只有两部作品我觉得还可称为真正的文学作品，一部是老舍的《茶馆》，一部是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

时代周报:丁玲新中国成立后的作品呢？

顾彬:丁玲1949年以后不行了。她1940年代写的作品，我们不谈她的英文水平有多高，到现在我还是觉得从内容来看，还是丰富的。我翻译、介绍了不少她的作品。

王蒙到了1980年代之后，还有不少非常好的一流的作品。包括他1990年代写的《坚硬的稀粥》，写得非常好。但是当他把他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变成长篇小说以后，他的问题就开始了。他开始重复他自己，另外他的写作方法做得太过分，他用他个人的方法来写作，他的技巧做得太过分。2003年，我们在青岛的大学开会的时候，也公开说了这点，他老在重复同样的词和幽默感。但从五十年代、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来看，我觉得王蒙还算是一个值得看的作家。

我为什么研究中国当代文学

时代周报:你觉得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

顾彬:如果从世界来看，中国的诗人多属于世界诗人。他们的语言、思想水平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也是他们为什么在德国特别受欢迎的原因。你们的重要的诗人在德国都有出版自己的书。但是，你们的散文家、小说家和话剧家则不一定。中国小说家的小说，从德国来看属于通俗文学，所以真正的德国文人、知识分子、教授们，他们都不会看中国当代小说家的小说。

说到中国文学的地位问题，无论是德国还是中国，文学的概念都是非常小的，都是狭隘的。往往提到文学只谈小说，文学好像已经不包括诗歌，诗人都在社会的边缘。也可能，中国当代诗人的读者大部分都在德国，也可能是在我们德国反而能重视你们的诗，你们却没办法重视自己的诗。中国当代文学的地位，如果单从小说来说，是很成问题的，但是我应该加一句话，我只能代表一个德国人的视角，不能够代表中国外的其他国家的立场。

时代周报:你就能代表德国了吗？在德国内部，对中国文学的评判是不是也有不同的立场？

顾彬:很可惜，不是你说的这样。我原来希望，我的看法是有问题的，是错的。但德国报纸发表了我在中国说的相关话之后，无论是哪一个汉学家、无论是哪一个学者、无论是哪一个文人，不仅说我说得有道理，而且他们比我还可怕地更批判、否定中国当代文学。他们跟中国部分非常有名的学者一样，认为我研究、翻译中国当代文学是浪费时间。

所以我在进行一种斗争。一方面我应该告诉德国学者、文人，我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工作。同时，跟中国知识分子在一起，我应该为我自己辩护，我为什么这么做？批判我的人还没有考虑到这个，这是一个双面的斗争。

时代周报:什么动力支持你一直这么做？

顾彬:就是有这么一个精神。我的个人精神是，我不会放弃什么。比方说，在我开始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时候，我碰到好多好多困难，原来我想放弃这部文学史，因为困难太多了，但是跟欧阳江河、王家新和翟永明对话之后，我能够解决一些问题，虽然还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他们老在鼓励我，后来我知道，如果我不写谁写呢？在欧洲、美国，除了我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外，只有一本这方面的书，但是比我的薄一些，因为它比我的书出版得早一些。它是在英国发表的，特点是辞典性的，不能够看，你用它来查某一个作家或作品的名字，它会告诉你这个人出生在某一个地方，出版了某一本书等等，就完了。我的书不是这样写的。我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里则贯穿了几条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