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的问题及展望/匡南

[张易晟]

一、中国新诗的悲剧历史

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的底蕴多寡，在于其积累和创造的厚度，在于代表这种文化见证的大师的高度。自然科学和纯粹的社会科学可以归入文化之中，但是，最为灵动、与人类心灵最具感应性的文化形式，却是文学和艺术，如早期神话、历史记载、民间传说以及后来演进分化而成的诗歌、戏曲、小说、散文、音乐、绘画等形式。而诗歌又是文学艺术中的最具有精神气质的部分，也是最前沿的部分。诗人，尤其是最杰出的诗人，是最具有创造性追问和真正沉念力量的那种人，他们特别敏感于经验到一般人通常一味否定的东西，像一个异乡人来访那样，敲开我们封闭的门。海德格尔因此说：“诗乃是存在者之无蔽的道说。”
一个民族有了时代性的杰出诗人，我们对之莫不肃然起敬，例如英国的莎士比亚、艾略特，法国的波德莱尔、布勒东，美国的惠特曼、金斯伯格、弗罗斯特，德国的歌德，俄国的普希金、马雅柯夫斯基，印度的泰戈尔，希腊的埃利蒂斯等。

中国新文化的先锋－新诗人，本来也要负起击溃“黑暗的贫困时代”、荡起我们中国当代人敏锐精神的责任。我们的新诗人也作了许多这样的努力。可是，也许是因为特殊的机缘不够，中国新诗一直挣扎在泥沼之中。那个穿透重重迷雾，“用野性的语言将我们从心灵的昏睡中引导出来”的汉语诗人，至今没有出现的迹象。这种诗人的缺席，越来越成为嘲弄中国当代文化的巨大的间隔。

中国新诗是从中国新文化运动开始的，但它一起始就被新文化旗手们打上了副产品的烙印。中国新诗的兴起只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附带部分。最早的中国新诗首先不是为诗歌自身而诗歌，而是为了竖立白话文的政治旗子。新诗作为新文化运动中的副产品，被刻意服务于文字革新，最终服务于思想革新。新诗是在被当作工具般对待的压制中艰难地生存发展的。新诗人永远是现实控制式生活中受到严密监视的一群。他们被强加一副谨慎的头脑，一个乏味的肚子，两只无措的手，一双扁平的脚。这还不够，还要强行给他们戴上一副只可在电影院使用的虚幻眼镜。

中国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事件。发动它的目的，原是要彻底改造旧社会，建立充满生机和现代精神的新社会。但是这场运动以及其持续而来的社会运动虽然有良好的初衷，结果却产生了许多始料不到的严重的社会、政治、文化问题，至今并没有把中国带入期望中的现代文明。新文化运动以来社会改造的失败，在于它一开始就背离了运动的名义上标榜的目标－－文化革新，对它来说，文化运动或者说文化革新只是一个幌子。新文化运动，其实是打着文化的旗号，追求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其真实着手处，并不是通过文化革新为中国摆脱落后奠定文化基础，说到底，是以思想和政治革新为主文化建设为辅。新文化运动的这种弃文化而求思想的做法，在今天看来，其实是犯了舍本求末的错误。这一点本文后面还要说明。

正是因为如此，从新文化运动发源的中国新诗，一开始就被视为思想革新的工具，新诗人一开始也就不能避免地感染上政治式思维的病菌，而之后扩散发展成政治伤寒菌。五四时期写新诗的人，包括郭沫若，胡适等在内新诗的旗手，大多数有意识地割断古文的同时，追求有所谓政治意义的新诗写作。如郭沫若的“女神”，充满了浪漫气息，但不是诗歌的而是政治斗争的。到了后期的艾青、何其芳、贺敬之等那里，新诗还扮演了献媚政治的角色，沦为政治舆论工具的一部分。读他们的诗，有文化良知的人会为其中歌谣体的优美和意识的政治媚俗的反差而落泪。这是诗歌史上最明显的体裁与题材分裂的例子。题材完全失去了探寻未知的真实信念，甚至连自由文化气质也丢弃了。

新诗人对于政治的迷恋不完全是自觉的。但是，在这个时代，多数诗人的注意力都被拉到了政治之中，并且让他们充分陷入。新文化运动建立的政权，并未给诗人独立的空间，相反，绝不容许有击溃现实世俗政治框架的精神活动存在。政治权力挥舞大棒，扮演了驱逐和扭曲诗歌创作的角色，对一切不献媚的诗人都进行了无情的摧残。不光是舆论的垄断，而且是人身的消灭或管制。针对政治压制，有许多负有政治和社会良心或者负有文化良心人在抵抗这种文化摧残。不过这种挣扎，是属于为政治自由的挣扎而不是为彻底的诗歌自由的挣扎。1949年以后中国的诗歌抵抗运动，被称为地下诗歌运动。

既有的地下诗歌，基本上在为新诗的政治空间而作挣扎，都是现实政治的反叛诗。这一类诗歌，与沦为政治舆论工具的所谓当代白话诗，处于对立的关系中，构成了五四以来的新诗政治化式发展的基本图景。一部分人被官方封为诗人，并且占领舆论。他们的东西，是在滥用和简化诗歌形式，表达献媚的题材。这一类人当然是在破坏和污染诗歌创造。另一部分人，在达不到控制舆论传播的地方，进行着一种挣扎的写作。这类勇敢的写作，在社会良心的激发下，往往限制为向政治压力开战，沦为一种单纯的政治反应。但是，在诗歌解放的意义上，政治反抗者和政治献媚者一样，带上了铁链。区别只是，后者带上铁链奔舞争宠，而前者带着铁链挣扎嚎骂。

五四时期和之后一个时期最顽强坚持独立写诗的新诗人是徐志摩和戴望舒。李金发、冯至、穆旦等对新诗的前期发展也颇有贡献。其中，徐志摩是一个最没有政治气息而具有自由文化气息的人，他的诗歌可以说没有明显任何设限或工具性。他的不幸在于，他生活在新诗的初期，一切白话文化待新建，而他就是一个负有新建任务的人。他因而或多或少染上了这种压力，表现出与古文隔离的愿望。另外，他选择了抒情体裁和题材，因此，虽然他对新诗在这些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也就仅此而已。在他这里完成的新诗，还只是一块十分单薄的木板，诗歌大厦还是遥远的事情。可惜的是，这样的坚持纯粹写作者寥寥无几，使中国新诗历史更显悲剧气象。

二、中国当代诗歌的局限

布勒东曾说：“对生活的信念是这般的浓烈，以至这信念最终渐渐失却；这里是指生活的最脆弱的部分，亦即现实的生活。人，毕竟是一位梦想家，他对自己的命运越来越感到不满……种种威胁层出不穷，人们只好退却，放弃一部分有待攻取的地盘。那原先无尽无涯纵横驰骋的想象力，如今也只许循规蹈矩地予以发挥，那规矩便是武断的实用法则。”
这段话正好也概括了当代许多中国诗人的不幸遭遇：他们一个个在经历过不眠之夜的兴奋之后，终于倒在暗淡无光的途中，成为实用生活的演员。他们笔下的当代诗歌，明显有两个特点：一是批判现实主义倾向和想象力窒息，二是文化贫血倾向。

1、批判现实主义倾向和想象力窒息

诗歌是语言的最高形式，但它绝对不是从语言开始到语言为止。它的本质是通过某种语言的特殊形式的高度而尖锐的投入，潜入我们封闭的内心深处，激发我们现实体验的潜能：在诗人写作的瞬间，我们意像不到地被刺中了现实麻木的神经，经验到了不同寻常的悸动。诗歌就是打开现实窒息的想象，就是狭小心灵的回荡、沉入和敞开。没有任何一种文学形式能象诗歌那样用简洁的语言迅速打开人的心灵的想象空间。想象和思想不同，思想是一种定向的有结论式的思维活动。思想是想象的封闭，而且它的过程也是封闭的，是固执和内闭的。但是想象却是开放的心灵体验，它是无定向的心灵旅程。借用奥修把宗教感悟称为超哲学的智慧，我们似乎可以把诗歌称为超思想的灵魂触动。

但是，不幸的是，中国当代诗坛却因为种种不良于新诗滋长的环境，单向度地形成批判现实主义倾向，尤其是诗歌单向政治化倾向。读中国当代地下诗歌，许多被认为突出的作品多是直接的政治反抗诗。如80年代领袖中国地下诗坛的“今天”派主要诗人之一芒克的《太阳》即是代表，看其第一段：

太阳升起来，
天空血淋淋的
犹如一块盾牌。

“今天”派另一位主要诗人北岛，尤其以其作品中锐利的政治冲击力量，在当代赢得了非同一般的声誉。他的《宣言》曾经强烈地震撼了现实政治的神经：


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
我没有留下遗嘱
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
我并不是英雄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

宁静的地平线
分开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
我只能选择天空
决不跪在地上
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
好阻挡自由的风

从星星的弹空里
将流出血红的黎明


政治反抗诗，是一种典型的实证主义作品，局限于回击政治的压力，广义地说，属于现实主义或者说批判现实主义的一部分。政治反叛诗人虽然是当代政治专横生活的不屈勇士，但还不是完整的诗人。这些政治反抗诗人，他们的作品与他们的努力都是有社会价值的。这些作品有政治挣扎的味道，也有向往诗歌的姿态，但是还不是真正意义的诗歌。对于中国新诗本身，他们还只是在角落里散发出“呼唤”诗歌的气息，闪动着一些黑暗里的诗歌光芒。这些诗之所以只是对诗歌的“呼唤”，在于尚无足够分量代表完全的诗歌。因为它们直接以政治要求取代无涯的诗歌空间，封闭性在政治对抗中形成。它们为应付当下的压力而匆匆反应，对政治暴力挣扎，诅咒，哀怨，绝望，统统这些，处在“反政治暴力的政治”的水平，甚至还达不到哈维尔（V.Havel）所说的“反政治的政治”的水平（后者已经接近于文化），而且更达不到文化意义上的自由状态的诗歌水平，是对抗政治暴力的政治化诗歌的延续，而不是文化经验内涵意义上的纯正诗歌的发展。
我们尊敬他们，但是还不能就将诗歌信托他们。

批判现实主义作为中国当代诗歌的主流，有现实政治批判、现实主流意识批判和其他类型。北岛、孟浪等是现实政治批判者，韩东、于坚等是现实主流意识的批判者，翟永明等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女权运动者。几乎在各个现实结构的对立面都能发现地下诗人的批判存在。但是每一种批判现实主义流派，也都在这种或那种范围禁锢诗歌的自由力量或想象力，最后都在对抗中定向，内在地封闭诗人开放探求的空间。不仅牺牲语言内的自由，也限缩语言上的自由。

以韩东、于坚等诗人从事的日常写作为例。他们斥责当代诗人忽视平民意识而远离日常普通人的生活，主张把眼光投入平常事件，并力主口语化写作，以此解构诗歌的精英意识和历史事件情结。毫无疑问，对现实精英意识的嘲讽和颠覆是非常必要的，为挽救诗歌空间所必须。可惜的是，他们在解构精英意识时，似乎又重新建立了一个狭小的“日常意识空间”。他们的许多作品，大都是从一孔之见的观察出发，稍加整理而成。精英意识筑建的作品固然空虚狭小，但是难道这种对平常人真实琐碎生活感受的记录，就是真正的诗歌吗？想一想我们日常的生活吧，我们一切对于现实的不满，不正是从中而生的吗？我们不正是想挣扎出平庸、低劣、乏味的自满或不满的生活么？我们写诗，不是我们足够经验了，而是我们还触摸不到一类使我们疲惫的生命不至无趣无味的经验。我们不是要埋入日常生活，而是要为自己平庸、疲劳、奔忙的日常生活注入解放的灵感。

一些诗人以较隐蔽的方式表现着现实批判。无论怎样隐蔽，即使在自称为语言革命的四川非非诗派那里，那些较为突出的作品骨子里头都是在反现实暴力。他们反的是现实语言暴力，是在做现实语言批判。杨黎、何小竹等非非诗人从反思“今天”、“莽汉”的政治道德倾向开始，并力图与世界语言运动合流，消解现代主义语言的主体意识和道德一体性。他们的目标是从语言入手，追求语言的零度，彻底去除现实语言的意志性和霸权特征。他们把自己的作品语言，称为“废话”。但是他们这种从语言入手的努力，依旧是激烈的隐蔽的现实反叛，还不时真实自如心态下的诗歌。“非非”诗人针对的不是直接的政治结构，而是政治结构下的语言模式和语言指谓，他们是现实语言批判者。人们喜欢这些作品，不是因为它们是诗歌，而是因为它们是对政治暴力或意识形态化语言的愤怒。它们的能量不是诗的，而是批评的。从这里，人们还不能品尝到真正诗歌创造的甜头。如非非鬼才何小竹的一组诗中《太阳的太》的章节，他进行了这样的“造句”：

1、阳光普照大地。
2、高一、二班有个谢晓阳。
3、今天，物理老师在物理课上叫我们打开第23页第二章第一节预习：“阳离子”。
4、我舅舅在“红阳”三号当水手。
5、星期三，我没去夜自习，偷偷去“向阳”电影院看了电影“阳光下的罪恶”，这是不对的。
6、大扫除，我主动要求和班长去打扫又臭又脏的阳沟。
7、农假忙，我在家帮母办阳春。
8、阳雀喳喳叫。
9、阳痿¼¼

仅仅语言清退能够解决诗歌问题吗？诗歌就是语言到语言吗？只要我们读过当今世界公认为杰出的诗人的作品，这个问题就无需回答了。杰出诗人当然不只是解构语言或者玩赏语言的工匠，他们通过语言更本质的发展，深入到了我们控制不到的经验或者超经验世界，使我们的疲惫的局限的生命享受到神奇的“感官之福”。所以，仅仅去除语言某种意义、指谓和意识垃圾以及伪装的语感，还不是当代诗人的使命。我们还要恢复诗的自由经验。我们还要去探寻诗的真正自由世界所在，把语言带进到这个宽广的领域。

另一些当代诗人试图通过学习西方尤其是美国当代诗的许多构造形式、技巧，来达到深入中国新诗。这种学习本来是非常必要的，诗歌的本质，与语言技巧和构造有灵与肉的亲密关系。现代诗歌的知识，并非完全是空泛的臆想或炫耀，许多是诗人领悟诗歌本质的经验提炼。但是，我们当中一些人把诗歌的既有的某些片面知识当成诗歌的指度，转向了非常背离诗歌的题材和用途。目前确实有不少诗人，发展了一种比较机械的知识写作，他们常常运用既有的知识技巧，记载那些社会塑就了的典型经验，使其诗歌表达具有“多余的特殊性质”，甚至是典型经验的再描，即使不是矫情，也确实有点使人兴味索然。欧阳江河的《哈姆雷特》，似乎就有这种嫌疑：

在一个角色里呆久了会显得孤立。
但这只是鬼魂，面具后面的呼吸，
对于到处传来的掌声他听到的太多，
尽管越来越宁静的天空丝毫不起波浪。

他来到舞台当中，灯光一起亮了。
他内心的黑暗对我们始终是个迷。
衰老的人不在镜中仍然是衰老的，
而在老人中老去的是一个多么美的美少年！
…………


部分诗人，意识到自己作品缺乏真实、深入和独特的品质的问题，却试图用抽象表达的华而不实之词来掩盖，从而如布勒东所指责的那样，“分析的欲望凌驾于各种感觉之上。于是便产生了一些冗长的陈述，其雄辩力全在论点之奇特，之所以还能令读者哑然，则是由于一味求告抽象的术语。”
余怒的《环境》，虽然并不冗长，但在刻意抽象上，似乎就有这样的迹象：

苍蝇在盒子里，
磁带上的嗡嗡声。

缠着绷带的手表，
冰块里的嘀嗒声。

抽屉里一双烂梨，
木头的呼吸声。

用化名去死，
找不到尸体。

将这一切盖上盖子。
需要说明的是，早期以政治反叛立场活跃的诗人，其中一些人也已经意识到自己作品的诗歌性问题，他们正在努力，希望走近诗歌。不过，遗憾的是，路途如此遥远，他们大多还只能停留在扩展自己的创作方法或题材。这种突破非常有限。以北岛为例，他近期的诗歌，多数动用了超现实主义或抽象表现的手法。但是，他的大多数新作一方面仍然挣扎在政治观念中，有些除了谴责和反叛现实政治暴力之外，甚至还表现了一种建立新的政治式道德的愿望；另一方面，由于过分追求技巧外观，部分作品还失去了早期政治反叛诗真实动人的品性。即使他的被认为颇具超现实主义色彩的“夜”，也不例外：

我们笑了
在水中摘下胡子
从三个方向记住风
从一只蝉的高度
看寡妇的世界
……


当然，政治素材或政治反叛的诗，不是就一定不能成为优秀的诗歌。政治反叛诗，如果仅以政治素材作为诗歌平台，其创作的纵深部仍是通往诗性的探求，可不失为杰出诗歌。极少数的政治素材诗，幸运地获得了完全性。例如孟浪，在他的部分作品，虽然具有政治批评意味，但他把笼子里的经验释放了出来，力图挣脱逻辑和实用价值支配。看他的《连朝霞也是陈腐的》：

１
连朝霞也是陈腐的。

所以在黑暗中不必期待所谓黎明。

光捅下来的地方
是天
是一群手持利器的人在努力。

词语，词语
地平线上，谁的嘴唇在升起。

２
幸福的花粉耽于旅行
还是耽于定居，甜蜜的生活呵
它自己却毫无知觉。

刀尖上沾着的花粉
真的可能被带往一个陌生的地方
幸福，不可能太多
比如你也被派到了一份。

切开花儿那幻想的根茎
一把少年的裁纸刀要去殖民。

３
黑夜在一处秘密地点折磨太阳
太阳发出的声声惨叫
第二天一早你才能听到。

我这意外的闯入者
竟也摸到了太阳滚烫的额头
垂死的一刻
我用十万只雄鸡把世界救醒──

连朝霞也是陈腐的
连黎明对肮脏的人类也无新意。

４
但是，天穹顶部那颗高贵的头颅呵
地平线上，谁美丽的肩颈在升起！

在此，孟浪虽然带给我们浓厚的政治批评气息，但他没有陷入其中，没有打算只拘泥于眼前的对抗现实，而是要夺回深入自由经验的权利。他的政治对抗是出发点而不是终点，他的反抗被拓展在真实而宽阔的心灵追逐之中，由此撞击着我们的自由之门，以语言内在的解绑力量，成功地制约了有限的意识向度。可惜，从孟浪的全部创作看，社会良心多少成为他创作的包袱，至今还并不是完全能从观念诗歌的笼子里走出来。

2、文化贫血和诗歌的单薄

中国所谓的新文化运动包括三部分：思想改造、政治革新、白话文运动。文化革新，浓缩在白话文运动中，成为全部运动的附带的部分。社会革命或思想改造，单纯地说，在当时那种封闭的晚清式的社会状态（民国初年并没有根本改变晚清社会状态）下，的确极为必要和迫切。但是离开了文化改造，任何这方面的企图都是沙漠上的建造蓝图。这种本末倒置的新文化运动，导致中国自晚清以来，社会虽有变迁，文化也有革新，但并非符合理想。实际上，文化革新一直都是畸形发展的，进而陷入到悲惨的政治附庸境地：

（1）以某种思想钳制文化，而不是以发展文化来繁荣思想。

中国20世纪的社会改造，在思想和政治革命的口号下，不仅以单一的某种或某几种在当时在西方流行的思想作为运动斗争的工具，最后还将之作为新的意识形态确立起来，并借助政权甚至枪杆子的力量封为国家文化原则。这样，中国的社会改造走了一个循环，从一个单一意识形态结构到另一个单一意识形态结构，再一次窒息社会思想的繁荣，重复了思想封闭的清朝社会。这一次，中国不仅仍然在思想形式上象一个封建社会，而且更可怕的是，还用一种并非自然生自中国土壤的异国思想将中国社会思想封闭起来。中国因此进入了与文化殖民完全不同的思想殖民社会。这种社会的特点是思想压抑和文化危机并存。
（2）视文化革新为一种附带，因此轻视文化的基础地位，从而扭曲并破坏文化的存在和发展。

思想的土壤是文化，因此，思想的生长、发展和传播是以文化为支持的。中国古代思想的后期发展停滞下来，是因为中国的政治机器人为阻止中国文化土壤自然地生长思想甚至阻止文化本身的自由发展。因此，要中国获得发展，当时主要的任务应该是让中国社会自由，松开对中国文化的制约和束缚。

但是，不幸的是，20世纪初发动的中国社会改造，忽略了中国文化的土壤性地位。革新者们将思想革命与文化革新割裂开来，迷信思想可以空中开花、空中结果、空中传播，导致迷信舆论控制而轻视人民心里的文化认知和承认。正是因为这样一种背景，中国近代以来的所谓新文化运动很快沦为意识形态运动。到了 1949年以后，更完全把文化糟蹋为政治的强制舆论形式。不仅拿掉了文化中据以发展思想的自由条件，而且，更进一步，拿掉了文化中的文化本身。中国当代实际上没有了文化，只有完全附庸于政治的舆论工具式的假文化。由于这一次中国民间社会的范围较历史上更为缩小到几乎不存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压力甚至渗透到家庭内部），此次文化危机为整个中国历史之最。

（3）新文化运动中的白话文运动是一次轻率的不负文化责任的举动。

白话文对古文在文字上的改进不是渐进的，而是突然式的。在世界的许多国家，都有过文字革新，但没有一个国家会在如此突然的狂飙式的水平上进行。对许多五四时代的中国人来说，尤其对文字初习者来说，突然间便被拿掉了中国历史的文字，而面对一套新创的文字符号。理解这里的负面意义，应依赖于这样的认识：语言的呈现，不是自为的，而是由作为见证者的人来呈现的。一个国家的文化或语言水平，是由其国人的语言运用能力来呈现的。

文字不是文字本身，而是有承载着历史厚度的文化的文字，它传递的是有历史的文化。作为一种新的文字体系，中国白话文，其文化价值含量，依赖的不是中国古文的能量，而是取决于它自身发展的多少的文化能量。正常地说来，一百年太短。尽管我们多么期望中国当代出现大作品，可是，从语言的发展规律看，这怎么说也是一种幻想。如果我们今天有了白话文大师，在文化造诣上不逊色于同时代的英语大师，法语或德语大师，那么仅有两种可能，一是中国人先天素质太高，二是中国人学习古文，学习外文，并据以融会贯通发展白话文的能力太强。今天，随着古文大师们逝去，与古文时代的隔远，这种成功转化古文的希望也就越来越小。退一步，中国出现一两个天才，对于中国群体来说，则仍然会生活在文化贫瘠或语言单薄之中。文字是群体的文字。因为群体在文字上的薄弱，发展民族文化所依赖的群体支持、吸收条件就更差。在近代以来的中国，一些较优秀的文化健将时有旷世寂寞、孤立无援之感，也与之有关。

关于白话文发展，还要说明的是，由于中国近代以来尤其是当代的文化摧残政策，甚至发生比停滞还要可怕的扭曲现象。这里所言扭曲现象主要指政权力量运用暴力窒息文化自由发展，以推行意识形态化的畸形文化。

需要补充的是，中国当代文字史上，还有直接的破坏文化及文字稳定的所谓文字改革事件。1935年中国国民党政府曾经酝酿简化汉字（白话文），目的在于“鉴于匪区（指共产党革命根据地）实施教育的重要性和困难”。这次改革因戴季陶等人的反对而作罢。不幸，共产党的政权则使用反右派的政治迫害运动，阻止了正常的反对意见，在1958年经两年的准备匆匆推行汉字简化方案，目的在于迅速消除文盲，显示“让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学习文化的权利”。这种改革完全违反民族文化的稳定发展规律，放弃了文字改革只宜调整（左起横写）和整理（删除异体）的规则，而开简化割裂的恶习。

关于语言的形成和发展，这里需要作一些哲学上的补充说明，以加强对中国白话文发展和成熟所需要历史长度和创造努力的理解。

在语言哲学中已经有很多关于语言发展的深入的阐释和反思。柏拉图比较早地揭开了对语言学的讨论。他折衷了肖合说于约定说的说法，即一方面认为字（语言）与物有固定的关系，本身并不随意；另一方面坚持语言不过是工具，用来传达知识及分辨事物本性。尽管他的工具论受到后世尤其是现代语言学的激烈批评，但他关于语言创造的复杂性和非随意性的分析却极富有洞察力。他指出语言虽有约定俗成的一面，但主要出自人类的非随意性创造，语言制造者必须具备某种能力，知道如何相应事物本性，按照某些法则来创造文字，如会意（用相关的字于义来加以引申，以凸现某意义）、指事（以较具体的事象来寓意较抽象的事理）、形声（用字母声调之特色来表达个别情态）、转注（意义相关联或相对立之字辗转互训）。
中国文字学有所谓六书，除了上述四种法则，还有象形（绘画一物之形象来作为一字）和假借（无计可施，则假借另一字之音义来达意）。从这个意义上看，白话文仅文字创造和发展的角度，就有待时间的积累。

但是语言还不只是文字本身，而是其传递的信息能量和各种传递的结构方式。语言的厚度是在结构（句子、陈述、思维、判断直至各种文学形式）的运用中历史地累积的。语言的深度和高度是各种以奇妙文字、语法结合以达到意想呈现的结构运用为历史地累积的。

现代语言学批评地发展了柏拉图的语言学，一方面坚持语言非自由创造，另一方面放弃“知识先于语言”的假设，语言不被简单地看作工具。二十世纪的现代解释学多认为知识开始于经验，而语言之存在不后于经验，二者一般至少同是开启知识之门。所以人不能离开语言对事物意义产生理解，由此知识核心义的获得不见得先于语言。梅露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
1908－1961）在其名著《知识现象学》中有这样的提示：语言有其内在意义；思想不离语言：语言实现思想，思想内在于语言，语言就是思想。像我们理解知识于经验中累积一样，我们也可以获得对于时间之于语言的认识：语言的知识之途，与语言自身的不中断的演进有密切关系，语言的中断也是知识的中断。

新人的努力是要彻底告别过去，同时还要一切为了政治。正是这样扭曲的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化在20世纪不仅砸碎传统，在其追求全新的建构中却又力主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白话文运动的突然性，更是雪上加霜，甚至因为文字链的断裂，使民间文化在对抗政权姿态中进行文化延续也成为困难。古文信息未及转化进入白话文即被逐，中国辉煌的古典文化在文学和其他许多方面遁入文字的历史墙壁。由此，中国新诗的发展与当今其他许多国家包括西方国家、俄国在内的起点不同。其他国家是在继续历史延续中的诗歌，是历史诗歌的当下转化，而中国新诗是白话汉语诗歌的新造。西方新诗有沉甸甸的历史文化链条加以贯串，而中国在白话文割裂式和政治化革新中重新生长的新文化具有先天贫血的特点，立足其上的中国新诗可谓食难果腹。

在白话文激烈改革的前提下，中国新诗人要缩短新文化成长间距，可以考虑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直接连接中国古文的文化能量或者他国语言的文化含量，并且导入到新的白话文构造中。另一个办法是忍受时间的漫长性，逐渐通过历史的文化创造和积累，达到白话文的丰富和历史性的饱满。

前一个办法，是一种语言建设的幻想。白话文与他国语言文字不用说，古文和白话文的差距也几乎就是两种语言。从语言的发展规律来说，不同语言的连接导入是不可能的，除非接受殖民转化。美国文化和文字就是通过殖民式的连接转化，由之而从英国文化和文字直接获得含量。一种新语言的发展，与他种语言，没有直接焊接而成的，不同语言之间只有创造性吸收转化的先例。中国白话文与古文，中国白话文与外文是不同的语言，只能有创造的转化，即采取后一种办法。

后一种办法，即历史积累，需要耐心和具备不中断的文化正常发展的条件。初构的完成，将以第一个大诗人的出现而完成。然后，进入下轮更高的创造。如此反复，才可望与历史上的古文或其他国家的诗歌文化相媲美。

中国新诗的目前状态，的确首先受到白话文的新造性限制，完全滞留在初构阶段。中国新诗目前的限制，还不仅限于时间问题。白话文改革和新文化运动即是激变的，又是政治式的。中国新文化的发展，一向被强灌异质营料，窒息于政治权力的扭曲。可怜的中国白话文和它的新诗，就象一个贫血的孩子生活在暴力家庭，即不健康，又得驯服于粗鲁的家长命令，从身体到精神都在贫血，并且症状随着年龄增长日益老化。目前中国新诗发展的现实环境还是：政治暴力依然，文化摧残依然。

关于中国文化泛政治化加之中国新诗的悲剧命运，还有许多人不这么看。他们有的以为文化是应该有倾向性的，应该有引导地发展。这真是悲哀。文化的发展怎么应该被一个人或一个集团以自己（或者自封为代表群体）的观念或利益追求而被“引导”或控制呢？群体的文化怎么不是由群体去自由发展呢？发展中的文化怎么会有固定的文化代表呢？我们在中国古代史学故事中，曾见到有史家不惜生命去捍卫史记的真实性的事迹。其实文化更需要这样的捍卫，因为文化是我们据以生存的基本的历史和现实空间。陈寅恪先生以为在文学脚本中更容易观察到全面、真实的社会历史，但是在当代这样一种控制文化下的所谓文学脚本里，恐怕只有政治高压下的扭曲事实。

西方有历史的国家，目前的诗歌发展，多数已经透过了工业时代厚厚的窗帘，在未来主义、立体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表现主义轰轰烈烈的试验之后，挺入了更为宽广、人文气的当下文化空间。现在的诗歌，不是被工业价值或经济危机吞噬，而是以深入人性的自由心灵吞噬了价值偏执。当下的诗歌越来越在复杂的生活场景透出迷人的人性气味。对于当下现在的诗歌问题，文本的审读结构明显更为复杂。我们已经再也不可能象以前那样以某种标准化了的所谓审美模式来解读当下的诗歌文本。当下的优秀诗人们已经从当下社会的人文环境和动荡复杂的生活节奏里依各自的特殊性创作出新时代的伟大的作品。当代的伟大的作品不仅在阅读的一瞬间震撼人心，而且总会有一股复杂而变幻的人性魅力迷漫其间。虽然新解释学相信，文本一旦离开作者，作者便无法控制，解读的权力将在读者手中，但是对于优秀的读者，只有伟大的现代作品才会赋予现代人这样的机会。

近年来，西方评论家对中国大陆诗人有一个尖锐的批评，就是中国当代诗人在民族文化的历史承接上发生问题。读许多中国新诗人的诗歌，尽管是用汉语写成的，却读不到中国文化的气息，倒象是从西方近现代诗歌里获得充电的电池。这个批评是很中矢的，因为许多中国当代诗歌是在读西方诗歌的直接触动下作出的，是读诗的诗歌，或者对西方诗歌的解读记录，而不是写诗的诗歌。真正的写诗，必须是由诗人用文化内涵很强的语言，直接面对环境或现实的心灵而作出。但是，这个批评也可能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即使中国当代诗人完全面对心灵来写作，也要遭遇文化断裂问题。白话文与古文的断裂已经使文化承接成为难题，同时，加之白话文短暂而扭曲发展的历史，这一切都使中国当代作者可以运用的文化资源和文字资源极为匮乏。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这种条件下，中国新诗先天不足。它的成熟还遥遥无期。

三、开创中国诗歌之未来

对于未来，我们总有理由大胆展望。但问题是时间，人生苦短。中国新诗的见证者在文化窒息的时代尤其有这样那样的悲观情绪。许多新诗人因此放弃创作甚至厌弃被压抑的生命。

在今天，负有白话文化和新诗建设双重压力的中国诗人，具有的写作压力，与一个文化延承良好的国家的诗人不同，与一个文化延承良好同时政治自由的国家的诗人更不同。这种不同有可能是破坏诗人为诗人的因素。事实上，中国新诗人中的许多，都悬置在这两个凸现的支架上，以诗人的名义发出政治感伤或反政治暴力宣言，或者发出犬儒的声音，而不能进一步深入诗歌。诗歌就是诗歌，它可以包含政治动机，但它主要听从无限心灵的感召，它的结果是无限开放的结果，是时间树上的诗性想象，而不只是现实政治的反抗。在政治专制的时代，一个诗人首先必须是政治反抗者，但他之为诗人，必有更完全的为诗人的一面。真挚的政治反抗者和诗人都有一颗良知的心，但这颗心开放的方向和方式不同。政治反抗是对抗，诗的开放是无限的穿透。

因此，要开创中国诗歌的未来，首先要解决政治与诗歌的关系。一方面是推动官方放弃政治控制，让文化在自由中恢复生气，获得时代和空间的真实核心意义。另一方面，当政治暴力不可除，诗人则应往前一步。诗人本人，完全可以以自为的力量，拆开政治壁垒，亲临到心灵的荒原，去体验未知的压力。在这个世界上，政治只是局限世界的粗浅的一个家伙，尽管是最浑蛋而残暴的一个。我们不要误将现实政治充斥全部心灵。打开了心灵，也就击退了政治；从现实中深入无涯的心灵，也就超越了现实封锁。换言之，从直接回应政治暴力中解脱出来，挺入更深广的创造领域，履行一个诗人的责任而不只是政治的责任。单纯的政治反抗，不能解决政治问题，只有和文化创造性发展结合起来，才能消除政治暴力的根基。中国当代诗人，目前最迫切的，是需要把想象力从政治压力下解放出来。诗歌的实践，永远是自由心灵可能性的有限的探求，无论是中国历史上的“诗情画意”意义的诗歌，还是西方的意象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表现主义、城市现代诗、感性主义，都只是某种可能性的表现。我们的诗歌文明正是要在有限的时代，获得人性有限的突破，挖掘各种可能性。

第二个要解决的是地域性和现代性创作问题。中国新诗人的工作不是复兴古典诗歌文化，而是白话文诗歌的新造。因为古文基础的文化复兴，随着白话文的发展，已经不可期待，可期待的只有转化的创造。围绕着现代生活和各种经验形式，白话文的发展将需要完成各种结构的试验和接受，形成复杂的透彻能力。中国新诗人的工作也不是抄袭和大段借鉴西方的已有的东西，而是有两个需要出示的新见证：中国的地域性诗歌感知，中国当代的结构性。这种诗歌，对于当代中国人，有一种闪亮心灵被深入偷窥的震撼，对于外国人，则有一股具有可转化质的域外体验的神秘触动。

我觉得，在政治中国的今天，中国诗人可以从穿透现实的立场，去探寻中国新诗世界。我这里所谓“穿透现实”，其本质是指诗人在面对现实之际进行内在心灵的穿透。它首先直面现实，在这里往下发展，这样我们对于自由才有亲临的感性，并且有一种现实的过境感，是在征服现实中取得了自由。在穿透现实的诗歌那里，我们有经验过程可以还原。其唤醒或惊醒的自由快感，是如此实在而有力量。浪漫主义不是穿透现实，它是农业文化时期的幻想现实主义，它的空间是田园、庭院，它的素材是那一时期的爱情、旅行等，完全不适合当代世界的时空。历史上的立体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都不是真正的穿透现实，它们是机械时代甚至信息时代的现实主义，或者幻想现实主义，是借助幻想或工具蒙蔽心灵封闭的事实。布鲁东所提出的超现实主义与“穿透现实”非常相似，和穿透现实一样，在效果上也是开放想象力。但是，此之“穿透现实”，与超现实主义有重要不同。后者立于一种超越现实的立场上，借助于巫术、算命术等神秘工具达成一个新的想象空间，透过思维的神秘递进而不是心灵的实在敞开来捕捉世界。
换言之，超现实主义的梦想式的深入是虚妄的、不真实的。超现实主义的自由，是空洞的虚拟的自由。“穿透现实”，是要亲临真实的心灵自由，它依靠实际的穿透力量。我们的现实覆盖在我们无限的世界之上，不穿透它是永远到达不了无限世界的，“穿透现实”就是要打破现实局限的冰封，进入水下无边际的世界，是针对现实的无工具的过境。

中国当代诗人中，像柏桦、陈东东等，在某些作品中，具有穿透现实的迹象，但他们自己有时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许多作品中，他们往往被繁复的技巧欲望所侵袭。这是一种相当的浪费。但无论如何，他们仍然是当代中国可以见到的最出色的诗人。从陈东东的《即景与杂说》，我们可以窥见新诗的希望：

　　　　　　（一）
突然间，一切都活着，并且发出自己的声音。
一只灰趾鸟飞掠于积雨的云层之上。


而八月的弄箫者呆在屋里
被阴天围困。
他生锈的自行车像树下的怪兽。


　　　　　　（二）
正当中午。我走进六十年前建成的火车站
看见一个戴草帽的人，手拿小锤
叮叮当当
他敲打的声音
会传向几千里外的另一个车站。
细沙在更高的月亮下变冷。


　　　　　　（三）
这不是结束，也不是开始。
一个新而晦涩的故事被我把握。
一种节奏则超越亮光
追上了我。

凌晨，我将安抵北方的城市。
它那座死寂的大庭院里
有菩提，麋鹿
有青铜的鹤鸟和纤细的雨。
赤裸的梦游者要经过甬道
拨下梳子，散开黑发
她跟一颗星要同时被我的韵律浸洗。

　　　　　　（四）
现在这首诗送到你手上
就像一声敲打借助铁轨传送给夏天
就像一只鸟穿过雨夜飞进了窗棂。
现在我眼前的这一片风景
也是你应该面对的风景：
一条枯涸了一半的河
一座能容忍黑暗的塔
和一管寂寞于壁上的紫竹箫。

那最可以沉默的却没有沉默。

中国新诗和新文化的成长需要时间。时间问题始终是一个只能以长期等待来经历的问题。新诗的未来需要时间来积淀，诗人的自觉借以时间才可达成中国新诗的辉煌。穿透的力量来自于积聚，一个时期里，诗歌穿透的单薄性是不可避免的，早期的努力会象单刃刀那样闪亮。如林北子的《在丰城的长堤上走过》：

在丰城的长堤上走过
堤下是泥沙，陈旧的黑船和迷茫的赣江
没看见雾，我就是一团平静的雾
瘦长，在长堤上走过
然后蹲下来，细细地看着草坡上的牛群
想一想牛儿是否也有爱情

天色已晚，我远离城市、报刊和消息
但一小时有一列车，轰鸣着
冒着空气的尖锐前进
这时我想起一个女人
眼睛勾勾的，从暗中递过来
“我爱你”那天气里声音就这样清晰

池塘就在不远，水上的鸭子白得透明
二只，三只，全在透明的水下
表达静静的痴迷
四月啊，这沉默的嘴唇已有了醉意
如果是秋天呢
如果秋天的刺球滚落
抬头望去的水浪，是否会怀着阵痛的惊喜？

当我们阅读这样的诗歌，我们的内在想象力已经张开了。虽然它还单薄，但是有着穿越现实通往心灵无边世界的磁性。这种努力累积的未来必然是，随着时间经过，中国诗人的诗性经过一个枝叶生长期，终会以蓬勃而无限的叶绿素将各色光芒吸收在勃勃生机的大树，生活的大地从此富含诗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