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烈毅 论旧作

[云平沐沐]

对于我来说，修改旧作一直是一件烦恼的事，有时候，一首旧作就像往事一样不堪回首。作为写作者，我们所进行的实际上是一种直觉中的写作，并在写作中体验着那种直觉的快乐。有时我想，修改旧作是对于当时写作状态的一种质疑和纠偏，是对于写作过程中那种“头脑发热”冲动的重新审视。对于写作，罗兰•巴特认为：“写作是为了让他人喜欢。”而在我，写作是为了获得写作的那种体验，正如吸烟者吸烟是为了获取吸烟的快感。写作的确给写作者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写作的体验，眩晕和幻觉，但，当一切冷却下来，当最初的灵感化为一个自在的文本，我们必须去重新面对和旁读它——旧作。写作者面对自己的作品，必须旁读，在一边冷眼观察，仿佛以前——写作时——什么也没干什么也没做。问题往往是在旁读时发现的，旁读时的冷静状态使写作者可以安静下来，不带情感地面对旧作。

有些旧作令我们无地自容，还有些旧作令我们吃惊。我经常感到一首旧作已经不再是“我”的，它固执地保持着自己的言说状态，拒绝作者对它说：这是我的。我们几乎是在一边撕毁旧作中，一边进行着写作的。我们对旧作的不满，不是对于写作时的体验的不满，而是对于无法产生旁读时的愉悦的不满。在痛苦中修改旧作，而旧作是否也感受到那种伤筋动骨的痛苦？

但也有些写作者把修改旧作看成是重新写作的开始。有这样的作家，他可以将一篇旧作翻写成新作或伟大的作品，普鲁斯特正是从他的《驳圣伯夫》获得了写作《追忆似水年华》的巨大冲动，并且后者淹没了前者。

应该有一种关于重写旧作的写作体验。这种体验是搀杂着旧作体验的体验。我们可以凭借着激情和冲动，一泻千里，滔滔万言，但我们的写作是考虑了语言自身的诉求了吗？我们怎样才能做到在自述的同时也让语言诉说？在旧作中，我们为自己的自私而羞愧，那是一种急于表露心迹和个人秘密的自私，它们挤压着语言，使语言的言说疲惫。我们面对旧作，感受到的是一种容器的状态，每一件作品都是容器，而海德格尔说，关于一件容器的描述是无止尽的，那么，我们对于一件旧作的描述也是无止尽的。旧作在时光中慢慢冷却，像一件遥远年代的冷兵器，有待于我们拂去灰尘和斑斑锈迹。

伟大的艾略特将他那首摧枯拉朽的《荒原》献给艾兹拉•庞德，他在诗集的扉页中写道：“献给艾兹拉•庞德——最卓越的匠人。”正是这位卓越的匠人对这首诗进行了可怕的修改，他删去了原诗中一半还要多的篇幅，那些芜杂的诗句永远地脱离了原作，就像离开家乡的游子，只能在自身的残骸里独自呻吟。我们有时并不能看清自己的作品，我们孤芳自赏的部分有可能是读者厌倦的部分。我们看不清作品本身。不仅仅需要旁读，更需要他读。他读可以使语言呈现出自身的气质和个性。

已经很少有人再去议论西川的那首《体验》了，它是旧作中的旧作了。但它仍旧站在铁路桥下，让我们和它一起聆听着桥上轰隆隆的火车开过的声音：“火车轰隆隆地从铁路桥上开过来。/我走到桥下。我感到桥身在战栗。//因为这里是郊区，并且是在子夜。/我想除了我，不会再有什么人/打算从这桥下穿过。”（西川《体验》）这首诗歌制造了“一座桥”和永远不可磨灭的“火车的轰隆声”，这是一首为了让我们听到火车的轰隆声和感受到子夜的郊区桥下的那种孤独的诗歌。它告诉我们，旧作没有死，旧作就在那里，它仍然可以使每一个接近它的人感到一阵阵“战栗”。

告别青春期的写作，告别浮躁的抒情和矫揉做作的写作。那些早年盼望出名的欲望远去了，以及那些渴求发表的焦虑，现在，我写作，只是为了我自己写作，为了我自己的作品写作，为了能引起阅读者的愉悦而写作。将自己深深地沉浸在写作中，为了我的回忆和内心的情感而写作，并且让这写作成为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在我的旧作中，不乏一些模仿之作，不乏一些令人羞耻的无病呻吟之作，以及虚伪的、故弄玄虚的、假冒崇高之作。让我埋葬这些旧作，然后没有任何焦虑和阴影地开始我崭新的写作，为了一些能自由呼吸的作品的写作，为了能比我活得更长久的写作。

在临终前，卡夫卡要求他的好友马克思•布罗德将他的所有文字付之一炬，卡夫卡的这种愿望体现了卡夫卡的写作动机。卡夫卡的写作是一种纯粹私人的写作，这种写作强调了写作者个人的感受，这种写作的“用处”主要是为写作者服务的，是为了写作者而写作的。但越是强调个人的，越是属于群体的。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自己孤独的影子。卡夫卡的遗嘱被背叛了，死者不再说话。我们无须感谢马克思•布罗德，因为任何强大的作品都是不会遵从个人的意志的，它们自有站在这个世界面前的力量和勇气。每个人都想不朽，写作正是我们通往不朽的密径之一。

必须在写作的惯性中停止下来。写作的惯性正是那种可以使一个写作者成为复印机的助推力。剽窃和抄袭他人的作品是可耻的，而大量复制自己的作品难道不是应该谴责的吗？烧掉那些复制自己的旧作，在写作的厌倦中抽出身体来。去重新打量写作自身，接受那些新的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