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代女诗人安琪：像杜拉斯一样生活

[夏长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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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后：2008年由于我个人的一些问题，对诗歌的写作少之又少了，2009年一开年诗歌情绪仍然调整不过来，我一时暗自流泪，我悲伤地感叹，我离诗歌的情怀越来越远了……可能每个人都会遇到这种不适的情况吧，你呢？安琪，你是怎样解决的？

安琪：今日端午，一早起床，天灰风暗，雨水若干滴，沾不湿伞面，却使我的心情略有阴郁。似乎是放假了，公交车上乘客寥落使我有足够的时间安坐靠窗的位置看各色人形闪现而过。每到一个站台，就有面容各异的男女老少或上或下，这些来自祖国各地的脸有着基本上可以辨认的脸形，福建的大抵瘦削有骨感，广东广西大眼凹目、唇厚额凸，湖北圆脸细眼、个子纤瘦，湖南眉眼周正有新青年遗风，安徽白净帅气高大，山东憨厚敦实粗壮，山西长脸，内蒙圆脸，如此等等，倘再加以乡音辅助，那就更是了然。我庆幸自己把一生过成两生，一生在南方，一生在北方。而我的长相也相应地有了南方北方的区别，南方的我，瘦小纤弱，整天都在牙疼感冒的小病小灾中；北方的我，高大结实，像“高大女神的自行车”（海子语），日日游荡在家门之外的公交车上或公司里，不敢生病也不能生病。北方的“此生”我才开始（我经常跟朋友说我今年六岁半），正是充满想象力的年龄，人世种种皆还未知，正在成长中的人生怎能使我诗意消退？

对我而言，诗歌写作并非体现在纸本上或电脑上，诗意留存即可。如前所述，我从未让我的脑子有个消停，它时时处于高度运转之中，风吹感伤或见光心喜，人流喧涌时黯然神伤于自己的孤独或转而庆幸孤独的妙处譬如可以随时停下脚步看公园中随高音喇叭跳舞健身的男女并羡慕于他们舞姿的协调，健步穿行在北京的南锣鼓巷这簇拥着酒吧、中央戏剧学院、按摩房、咖啡屋、吉他室、茶餐厅的元朝小巷时，脑中不断闪现的这样一个词组——垂垂老矣的青春。这一切，难道不就是诗歌情怀吗？我漳州师院的学弟吴子林博士在为我并不富裕的生活忧虑时我说，所幸我们还有一个“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颜回成为我的样板。对我而言，写诗是件手一伸就能摘到果子的事，它是我荒芜身体荒凉此生的唯一休闲，唯一娱乐。我从不怀疑我的写作能力因为生活就是我的诗歌来源，我所有的诗歌基本都是生活真实而非寓言或编造，时至今日我已经把生活过得颇具传奇色彩，每当我不解于我的生活种种譬如荒诞、无助我就说，这是诗神的赐予因为你太幸福和幸运了：你能表述！

是的，我能表述，把我全部的诗歌按照时间线索串在一起就能展现出我出生至今的面貌，我的欢爱与仇恨，我的快与痛，我的不死的过去和死着的现在：藏都藏不住啊。多年以后人们将在对安琪的追溯中盖下此章“查无此人”因为——

在死者生活过的尘世，邮差早于死者死去，你邮寄到尘世的信因此无人传递。

我此刻的生活就是那个死者，我在现世所写下的诗作就是那封邮寄到尘世的信，我希望有人传播但“邮差早于死者死去”，如果有流泪有感叹，有不适，那就是这个了。我所有的解决方式就是，继续在尘世写信，有时涂抹在口无遮拦的脑回沟中，有时成型落迹于文本或电脑中。

2

张后：安徽女作家沈亦然的博客，她有一个提法可以令大家借鉴，就是“以诗歌保持写作状态”，沈亦然本是写小说的，她近期忙碌于生存，小说写的甚少，但是她以诗歌的形式来保持写作的精神，很值得提倡和效仿，于是我不免灵机一动，我何不以访谈形式慢慢调整紊乱的心绪，来回归诗歌写作呢，因此我开始闻风而行，马上列了个计划，计划在十年之内访谈和关注五个男诗人和五个女诗人成长和变化轨迹，并且待机遇成熟之时，将访谈制做成一些相应的影像制品，进行诗歌文化的传播，类似于锵锵三人行那种的，安琪，你认为自己在成名前和成名后有什么不同吗？我是说在定位上和心理上的那种不同？

安琪：近阶段因为看《小团圆》的缘故，起了阅读张爱玲的心，把电脑上能搜索到的与之有关的视频都看了一遍，心生感叹。张爱玲在24岁《传奇》再版的自序中所写到的“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被人们牢牢地记住并用来形容张爱玲的成名欲，人们却不继续追踪张爱玲后面的这句话“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什么威胁？张爱玲已经说得很清楚——

“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

张爱玲一直活在“惘惘的威胁”之中，这个“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张爱玲语）的人，注定要像她母亲说的“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我不敢说我对张爱玲感同身受但我也经常有张爱玲“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张爱玲语）的尴尬。从前在老家文化馆的时候因为写作的特长，时有机会和领导同志开会见面，每到那时我就紧张局促，说话都打结。我惭愧于自己在处理现实问题上的无能，就经常采用逃避的方式，张爱玲对家中亲人的冷漠在我看来既是一种不会处理人事瓜葛的逃避，也是早慧的天才过早地认知到“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张爱玲语）的绝望而产生的放弃。每当我陷入生命中的情缘纠缠，想到人终究是要孤独而死的，就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了。我希望我能有张爱玲那样的死法，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静静死去，身边放一些钱让发现的人拉我去火化，骨灰撒到江河一了百了，连供人祭奠的日子也无须记录：生前既然对亲人无所贡献，死后也不好劳动他们。多年前我在回答陈蔚“你认为诗是某种精神的载体吗？”如此答道：“至少诗是我的呼吸的具象化。当我死了，诗是我的尸体。”除了诗，没有什么是我可以留下的。

张爱玲这一脉在她和弟弟张子静先后离世后就已断线，她自己没有留下一男半女，她弟弟没有结婚，所有张家的历史因此都存留在她的文字中就像曹雪芹用《红楼梦》存留了他的家族历史。我曾经在题为《曹雪芹故居》一诗中如此写道： “2005年春节我做了两件与曹雪芹有关的事/一、第九遍读《红楼梦》/二、和小钟到黄叶村看曹雪芹故居//这两件事又分别引发两个后果/一、读《红楼梦》读到宝玉离开家赶考时哭了/（宝玉说，走了，走了，再不胡闹了。）/二、看曹雪芹故居看到曹家衰败时笑了/我对小钟说，曹家的没落为的是成就曹雪芹。）//在黄叶村曹雪芹故居里/我一间房一间房地走过，正是春节时分天微微有些阴/行人绝迹，一钟一安一曹尔。”曹雪芹在50岁的时候因贫病无医而逝世，而生前“举家食粥”写《红楼梦》更为世人所知。所谓的世人，在死者尚“活在这珍贵的人间”（海子语）时就是“时人”，而所谓的时人，在死者尚活在这珍贵的人间时又为他们做了什么？他们什么都不做，只预备在生者成为死者后再追认他们为天才大才，曹雪芹、张爱玲，都是天才大才，都是生前即已成名但晚景如此凄凉寥落，对天才大才而言，成名与他们在世时的荣华富贵幸福安宁无关譬如屈原譬如海子譬如凡高譬如莫扎特。

我不知道我是否成名就像我不知道我是否天才大才，我经常在公众场合或在与陌生人见面的时候羞怯笨拙的事实使我得以给自己一个定位：成名也罢不成名也罢我都是一个心智不成熟的人。

3

张后：最近我重读了一下杜拉斯的一些作品，像《情人》、《抵挡太平洋的堤坝》、《黑夜号轮船》、《物质生活》，我几乎读过杜拉斯所有的翻译过来的作品，包括她的《杜拉斯传》，我都读过，你的代表作《像杜拉斯一样生活》，我记得一下子就吸引住了我的眼球，看起来杜拉斯是你最崇拜的女作家？像杜拉斯一样生活，那可不容易啊？需要一定的勇气，和生活中风风雨雨的磨炼……你是怎样阅读杜拉斯的？杜拉斯在你眼里是怎样的一个人？

安琪：非也非也，杜拉斯并不是我最崇拜的女作家，连对她的研读都不比你多。说起来我的生命跟杜拉斯发生关系完全拜张小波所赐，没有共和联动图书公司的编辑生涯，就不会有《像杜拉斯一样生活》这首诗的问世。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话说2002年12月我离开家乡到北京后先供职于一家杂志社，工作4个月来一直没领到工资而我因羞于谈钱又不敢开口，只好黯然离开该杂志社前往大兴远村和祁国的文化公司专心去编《中间代诗全集》，之后非典爆发。6月，非典解除时我已有六个月没有一分收入而带到北京仅有的一点积蓄也基本花光，这时候诗人中岛介绍我到北京共和联动图书公司应聘。共和联动是北京著名的民营图书公司，董事长张小波既是第三代代表诗人，又是一个颇有能力的企业经营者。我在该公司学会了图书编辑之道，并担任第一编辑室主任，既要自己做书，又要培训新员工，虽然劳累，却因为学会了一技之长而感到喜悦。共和联动图书公司对文字编辑的要求很全面，无论是给命题还是给文本，都要求编辑最终把它变成一本书，这里面包括内文、书眉、封面文字、前后勒口的文字、封底文字，等等；也包括字体字号大小，版式构成和封面封底设计的构想，等等。

2003年6月下旬张小波布置给我一个任务，把《天不亮就分手》做成一本书。张小波说，现在市面上最流行的书是《天亮以后说分手》，我们就做跟风书，要快，过了这阵风就白做了，安琪你一个月内把书给我做出来。当时的情况是，我刚到公司一周，而张小波所谓的“书”就只是一个书名，我必须把书名变成一本书。我既焦急又镇定，用一天时间翻阅《天亮以后说分手》，这是一本口述实录情爱书，既然跟风，就要跟它一样，但一本书至少得16篇每篇至少12000字才能构成，稿源呢？我于是向我的诗人朋友约稿，因为时间紧，向外才约到6篇。剩下10 篇我自己写3篇（其中就有《像杜拉斯一样生活》），其余7篇我开始发动全公司员工来写。公司的员工大都大学刚毕业，全无写作经验，且这次的选题又是情爱，大家都只是笑而不答应。我从两个角度鼓动他们：1、多方锻炼自己不是坏事；2、稿费也是一笔额外收入啊。在我的游说下，几乎每个员工都写了一篇，不合格的我尽量改到合格。一周后，稿件到齐，我重新做了修订，题目改得吸引人些，内文字句理顺些，然后和美编一起排版设计，在篇与篇之间我找了15幅漂亮的美女图做过渡页以加强视觉效果。这期间，校对、联系出版社的书号、封面设计（公司封面设计是拿到外面公司做的）等等，着实忙碌。

2003年8月1日，一本紫色的封面印有两行我撰写的广告语的《天不亮就分手》的书分发到了每个员工的案头，那一刻我安静而激动，知道我在北京的生存有了依据。下班后人去楼空，我翻阅挺拔芬香的新书，看着上面我修改过的每个标题，突然有了写作的冲动，我迅速写下了《天不亮就分手》等8首诗，全部用书上的标题，其中就有后来为大家熟悉的《像杜拉斯一样生活》。诗中那种加速度的思维和分秒必争的行动感，那种高频率快节奏的语速语调几乎是北京许多公司呆过的人的共同感受，念读该诗你将有几近崩溃的体验而这正是北漂中人生存状态的写照：脑再快些手再快些爱再快些性也再／快些快些快些再快些快些我的杜拉斯……

《像杜拉斯一样生活》，一首狂放的同时也是绝望的诗。像杜拉斯一样生活？可能吗，我曾经在一首诗中这么写过：杜拉斯，女人的梦游者和可能。其实我想说的是，杜拉斯更像女人的梦游者，她代替众多优秀的被躯体捆绑着的女性完成梦游般的任性理想。我幸运地拥有她的一道掌纹——直贯拇指，我知道杜拉斯就是用这道掌纹来写诗的。杜拉斯写诗吗？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用一生解释了什么叫诗。她用真性情的活着来完成一部名为《杜拉斯》的书，每一个伟大的作家他/她的一生都是一部书，阅读名人传记我们将发现，但凡创造出不朽之作的很少有活得风调雨顺现世安稳的。

但我累了，我不能像杜拉斯一样生活在诗中我如此写到。

但我曾经在生命的某个时段无限地接近杜拉斯它最终经由这样一首诗留下接近的痕迹，仅仅只是如此我就将感谢共和联动那教给我生存能力的半年。

杜拉斯只有一个，她无法复制！

[夏长斌]

4

张后：以前我从来不曾知道漳州这个地方，自从漳州出来个女诗人安琪，可能很多人和我一样，我的视线中开始注视起这个地方来了，最近看台湾万象，原来漳州离台湾很近啊，好像一抬腿就可以跨过去，你爱你的漳州吗？谈谈你的漳州吧？顺便也谈谈你的简历？

安琪：我在漳州的时候一直认定大陆是不会打台湾的，虽然那时军事演习经常在我们漳州的东山县进行着，每到演习时，一列列军车开过，还有坦克大炮，看起来煞有介事但我还是一直认定，大陆是不会打台湾的。因为台湾至少有一半是我们漳州（推广开说是闽南是福建）人啊。若真的打台湾，福建人民怎么办？漳州是台湾政要陈水扁、吕秀莲、萧万长、连战的祖居地，吕、萧、连都曾到漳州寻根祭祖过。漳州和台湾确实很近，就隔着一个台湾海峡。但语言不隔习俗不隔，每次见到电视上台湾人说普通话我就觉得亲切，那种“普通揽狗屎”（闽南语，意为“普通话中穿插着闽南话”）的讲话风格实在太漳州了。我曾经用一个词来形容闽南话——“崎岖”，那种高高低低的语调还有全然有别于普通话的发音，实在是独具一格。闽南话是唯一保存着隋唐以前汉语特点的方言，因此被学术界称为“语言的活化石”。用闽南话读古诗特别合辙合韵以至我们闽南人爱自豪地说“李白就是说的我们闽南话”。

闽南这地方开发得晚，汉以前为古越族原住民，晋代永嘉二年（308年）的“五胡乱中华”时才有中原仕族衣冠南渡带来林、陈、黄、郑、詹、邱、何、胡八姓，也带来了中原的黄河、洛水流域当时的汉语（河洛话由此而来），形成了闽南方言的基础。公元669年河南光州固始县人陈元光随父亲陈政带兵入闽平乱，其父死后陈元光子承父业平定了闽粤边陲骚乱，于永淳二年（683年）上奉《请建州县表》奏请在泉潮间增置一州并于垂拱二年（686年）获准于云霄漳江之畔建立漳州郡治，这就是漳州。陈元光也因此被漳州人民尊奉为“开漳圣王”，漳州祀奉陈元光将军的“威惠庙”随处可见。

当年陈政父子带兵南下平乱后就驻扎在漳州，和当地百姓繁衍生息，所以，漳州人和河南固始县人是有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台湾人到漳州寻根，漳州人则经常到固始县去问祖。漳州的“漳”来源于“漳江”，“漳江”则是陈元光家乡河流的名字，他用它来命名他所看到的漳州某条河（其时漳州还未叫漳州）。

漳州地处偏远，建置也较晚，似乎与名人有关的事不多，比较有影响的是南宋绍熙元年（1190年）受命出任漳州知州的著名理学家朱熹在任期间留下的更化习俗、惩治官吏腐败的典故。此外还有出生于漳州的明末著名学者、书画家、爱国民族英雄黄道周，他在晚年募兵北上抗清，被俘后拒不投降，绝食以示必死之志。就义那天，他谈笑风生，从容为人挥亳酣书。临刑前，他咬破指头，血书“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现在，漳州还建有“黄道周纪念馆”。

现代文学史上漳州出的三大家是：林语堂、许地山、杨骚，他们或出生于漳州或祖籍为漳州，总之都是漳州的品牌。其他界别的名流应该也不少，恕我不一一列举。

相对于文明开发时间早文明程度高的中原大地，漳州自然没法满目所见皆是古典词汇，回忆我在西安、淄博，一路所见皆是书上走下的地名人名，感觉真是奇妙。文明的生生不息就是这样的吧？每一个老词汇都像自家的肌肤那么亲就像现在我看到的 “漳州”这个词，而多年前我是那么渴望离开它，我写下“漳州，漳州，我很快就要背井离乡”（长诗《失语》，1999年）之后就付之行动。那时我信奉“一个没有离开故乡的人故乡对他/她就是不存在”，这里面说到底是青春梦幻症的发作，此症有一个名字叫“远方情结”。

“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海子一边写下这样先知似的语句一边继续他的远方行游而最终，他到达了最为彻底的远方，凭借铁轨的牵引。

现在我在并不属于我的此时此地写下故乡二字，我想到了漳州这个“远方”，它留存在我记忆中的形象一一闪现：外公外婆的石码大码头，父亲母亲的漳州茶厂，我的漳州师院我的浦南我的文化馆，妹妹的北庙新村，女儿的延安北路，我希望我能在以后的生活中继续阐述这些与我生命中人密切相关的地理词汇。

能不爱漳州吗？这个满耳闽南音乱蹿，自行车纷涌的城市，这个夜里灯火铺开一条街又一条街大排档的城市，这个容纳了我南方一生的城市，这个我回望时怅惘似虚而真似真而虚的城市。倘若我不爱它我的过去就无所依附倘若我爱它，为什么我还是离开了它？

1969年2月24日，农历正月初八天公出生的前一天，我降生在石码医院。后随母亲来到父亲工作的城市漳州。在父母供职的漳州茶厂厂区和一干同龄小朋友混玩，度过了没有幼儿园的童年。

1975年——1986年分别在漳州大同五七学校（现称小坑头小学）、漳州一中、漳州三中度过了小学、初中及高中生涯。

1986年——1988年就读于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

1988年——1995年任教于漳州浦南中学。

1995年——2002年供职于漳州市芗城区文化馆。

今天，我已基本不用填写如上无数次填写过的“何年何地何事”简历了，而在以前它们基本是我的必修项目，申报职称、工作调动、办理各色手续，都需要这样枯燥的文字而生活是一天天过的它们多么具体，所谓的酸甜苦辣只是我们能够表达的一小部分，当我在故乡漳州过到2002年时我看到外婆因中风而瘫痪在床5年，外公因为服侍外婆而无法走动多年前外公说，等我退休了我就要到处走走，后来又说等你外婆不做小买卖了我就到处走走，再后来外公不说了，再后来外公去世了外婆也去世了，我再也不能拿我的注视跟踪他们了。他们一辈子都在隶属于漳州的县级市龙海市石码镇！

然后我对母亲说，我不想像外婆和你一样过。

母亲惊讶地问：你要怎么过？

不知道，我说，反正我不想像你和外婆一样过。

于是我离开漳州，除此，我不知道我能怎样不像外婆和母亲一样过。既然生命都是现场直播而我已观看了外婆直播的一生，我就希望我的生命能播得和外婆不一样，这应该是无可厚非的吧？也许。

谁知道呢？我的漳州，我的回不去的漳州，我提笔写下的竟然是这样的语句——

又一次回到漳州，回到的永远不是漳州。

我居住过的延安北市场边的预制板楼拆了，新的楼房正在建设中。那条连接父母和我住处的路也因此变得迷离，我使劲地想，也回忆不起当初各栋楼的走向。新的建筑物覆盖了它们的痕迹，并制造出新的肯定句式。

故人虽在，却都变新人。隔着六年的时光，语言摸索着寻找对接的焦点。

其实不若辛弃疾说的，天凉好个秋。

5

张后：你自己认为哪几首最能代表你自己，除了你的《像杜拉斯一样生活》？

安琪：你这问题使我无端想起我在文化馆供职时馆内的一个宝物“国粹一号端砚”，当时它就供奉在我上班的芗城区文化馆最顶层“漳州灯谜艺术馆”内。芗城区文化馆是群英荟萃之地，几乎集中了漳州市的各色文艺人才，我记得有一年市里开文代会，我们馆倾巢而空都去开会了，真是一个景观。馆里有市影协主席、市舞协主席、市音协副主席，我这个作协副秘书长在馆里都一般般了。副馆长杨梓章是市谜协副主席，温文尔雅宽厚善良的他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灯谜工作上，1992年春由他和谜界朋友发起筹建的漳州灯谜艺术馆在当时国内谜界是个创举，是一项前不见古人的伟大工程。刚开始时找不到地方，就在文化馆顶层又搭建一层，说起来还是违章建筑，但就是这样简陋的起步在杨梓章锲而不舍的努力下，得到全国谜友的纷纷捐赠，终于成为“中华灯谜第一馆”。后来得到市委市政府的重视，专门拨出整座威震阁给漳州灯谜艺术馆，这才使场地问题得到解决。

话说“国粹一号端砚”是灯谜艺术馆的“镇馆之宝”，每有重要客人来临，杨梓章就要亲自当讲解员，细数此宝的来历。砚主肇庆谜友陈日荣先生历经七年创作出这一方融书画、灯谜、雕刻于一砚的宝物后，故宫博物院、人民大会堂广东厅均有意收藏，还有港商、日商欲高价购买，陈日荣先生经过冷静的思考决定把它捐给漳州灯谜艺术馆，他知道，放在故宫博物院这样的大馆，他的心血之作一定不会受到高贵的接待。事实证明陈日荣先生的判断是正确的，从“国粹一号端砚”进漳州灯谜艺术馆的那天起就注定它将受到隆重的礼遇。

我写下这段文字一用来怀念英年早逝的前副馆长杨梓章先生，2007年7月，时年56岁的杨梓章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不幸去世的消息被我在网络上偶然搜索到，我沉默良久，一时不胜感伤。当年我离开文化馆时理解我的选择的人就是杨梓章了，他说，如果我和你一样的年岁，我也会出去闯闯的但现在我老了，人的一生是应该有所作为的你就按你的抱负去走吧。

我写下这段文字当然不只是想公报私恩怀念我的前馆长，我还想借“国粹一号端砚”的故事来陈述这样一个道理，在一个文物太多的地方你的文物是不会受到重视的同理，对一个有太多力作在手的人而言，说出自己的代表作简直就是一个很残酷的选择。我觉得我现在就面临这样一个艰难的指认。

我从1992年开始现代诗写作至今一日也不曾离开诗歌现场，近20年来创作量大、创作手法多变，自认为每一个时期都有代表作。请允许我简要罗列一下：

福建时期短诗代表作：《明天将出现什么样的词》《穿过热带雨林有热带雨林的雨》《奔跑的栅栏》《语言的白色部分》《母亲》《走遍莫扎特》《意外》《在西峡》。

福建时期长诗代表作：《干蚂蚁》《节律》《未完成》《事故》《任性》《纸空气》《轮回碑》《神经碑》《灵魂碑》《九寨沟》《张家界》《庞德，或诗的肋骨》《出场》《武夷三日》《野山寨》。

北京时期短诗代表作：《像杜拉斯一样生活》《天不亮就分手》《康西草原》《往事》《去内蒙，去呼市》《再任性下去》《时光何其漫长》《给外婆》《极地之境》《风过喜马拉雅》《生命化教育》。

北京时期长诗代表作：《平安夜》《永恒书》《作业》《永定河》《相爱之诗》《纪念一段没有的时间》《心愿，或爱人之乡》《每个人手里都握有开关》《你无法模仿我的生活》。

你看，这只是我列出的一小部分，在每个作者心里每首作品都有它出笼的特定感情，都是自己珍视的但对读者而言，他/她就只认你个把首代表作。所谓的代表作就是用来杀死它同门诗兄弟的那首，针对福建和北京时期的长短诗我自己略知它们被普遍认可有《明天将出现什么样的词》《轮回碑》《任性》《像杜拉斯一样生活》。而如果只能指出一首它就是《像杜拉斯一样生活》，真不知是该高兴还是遗憾。有时我会想，这么多我照顾不过来的代表作如果分属于不同的作者，那就该是他们的“镇馆之宝”了吧呵呵。

记得2008年潘洗尘主编在《星星》理论下半月策划了一个由16位著名诗人、批评家海选《中国当代新诗100首》的选本，我的《像杜拉斯一样生活》入选，得了11票，其实另外还有4票分别是《轮回碑》2票，《七月开始》1票，《走遍莫扎特》1票。也可见出我的代表作还是比较多的。关于代表作我曾和洗尘有过沟通，一个人一生仅有一首代表作和有很多首代表作到底哪个更好？按照这次《中国当代新诗100首》的运作，仅有一首的票数很高，多的话票数分散了就比较低。我的朋友行者张说，一个人一生能有一首诗传世就该庆幸，此言甚是，我们当为此努力。

6

张后：杜拉斯曾说：“我不是有所为而写，我也不为女人写，我写女人是为了写我，写那个贯穿在多少世纪中的我自己。”我觉得你也是，你自己认为呢？

安琪：你的判断很对，事实上许多优秀的女作家她们的一生其实都在“写自己”或者说 “写命”，杜拉斯如是，萧红如是，张爱玲如是，普拉斯如是，三毛如是。写命的人是命跟着作品在走或作品带着命走。日前看了24集电视连续剧《她从海上来 ——张爱玲传奇》得两个感受：1、具有诗人气质的女作家是演不来的，周迅这演员演其他角色都很容易调动出激情也很出采，却完全败在“林徽因”这个人物上。电视连续剧《人间四月天》中的周迅版林徽因，浊而做作，清气全无。而刘若英版的张爱玲，木讷而迟滞，张爱玲的冷傲佻脱一点不见。想来再出色的演员也只配饰演那些作家虚构出的人物而一旦面对作家本身就只有踉跄紧跟也不及的份了。2、《她从海上来——张爱玲传奇》的编剧王蕙玲（也是《色·戒》的编剧）很巧妙地把张爱玲和胡兰成文章中的句子都转化为剧中人物的对白因此整部连续剧台词也就格外精彩。张爱玲用小说还原了她的祖上李鸿章李氏家族、张佩伦张氏家族的历史，却用散文陈列了自己的一生而在我看来，张爱玲自己的一生甚至比她小说中的人物还曲折丰富还绚烂悲凉而她自己也比小说中的人物还有个性，阅读张爱玲使我得到安慰，一个作家叙述自己的生存现状看来也不用惧怕遭人指责“兜家底”，也无所谓别人来窥视你的“隐私”。80后新锐批评家杨庆祥博士在一篇谈论我的创作的批评文章中嗅觉灵敏地指认“她要将诗歌的写作史纳入其个人的生命史”。事实正是如此。我经常在诗/文中实名写入我某个阶段交往的人/事/物也是这种创作心态的表征：有一天我不在了，人们将通过我的文本勾勒出一个叫“安琪”的人曾经存留人世的痕迹——

这个人，她的存在似乎就是用来证明极端的意义和反义词的神妙，爱与恨、雅与俗、缠绵与决绝、自信与自卑、狂放与羞怯、疯癫与宁静、喧哗与寂寞……

这个人，她的存在似乎就是用来证明一个失败于生活现场的人是如何神灵附体般地一字一句构造着属于自己的诗歌天堂。庞德说“有一个画好的天堂在其尽头”，庞德又说“没有一个画好的天堂在其尽头”，我的天堂究竟有还是没有全凭读者的心灵感应。

时至今日，我生命中尚有许多不好表露的部分正在寻找合适的出口，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借助小说这种文体把生命中令我手足无措的经历化掉，我是个迷信文字的人，如果没有写作，我迄今为止的生活都不值一过；有了写作，我的全部生活都充满了被转化的期待：荒谬、悖论、分裂、混乱、压抑、恐惧、焦虑、无助、无力……

[夏长斌]

7

张后：西川在一篇《从 poetess到woman poet》文章曾谈到：“女性主义是一种政治，而且符合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的原则，它要求妇女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它要求女诗人、女作家在文学选本中所占的比例配额，从而撼动了传统文学史与文学选本的纯文学标准……”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存在，也是在为中国女诗人在男权社会争得一定的妇女地位呢？

安琪：今天我穿了一套全新的衣裙：粉红偏暗有着凸凹花纹的对开短袖上衣，收腰挺胸有款有型是它穿在身上的最大体现；稍稍过膝的灰色中长裙有着轻盈而下垂的质地，显得特别洋气。我用了半小时从交道口走到灯市西口体会着这套新装带来的快乐连步子都要飞翔起来，久违的青春感回到了心上。524元，我迄今最贵的一套装备，自我懂事起就从没有买过这么贵的衣服，一方面是自小养成的节约习性，另一方面也是我从来不把衣着打扮当一回事。也许我可以虚构出这套服装的赠送者他必定是个爱我护我者但我这一生似乎从无向男人开口要衣物的回忆。张爱玲说“用别的人钱，即使是父母的遗产，也不如用自己赚来的钱来得自由自在，良心上非常痛快。可是用丈夫的钱，如果爱他的话，那却是一种快乐，愿意想自己是吃他的饭，穿他的衣服。那是女人的传统的权利，即使女人现在有了职业，还是舍不得放弃的。”想想自己不免悲哀，似乎是连丈夫的钱也没用过，真是一点都不女人。

2009年4月24日，首师大几个博士生为我组织了一个名为“安琪诗歌暨女性诗歌座谈会”的研讨专题，为了备战这个专题，我冷静梳理了自己写作至今的点滴得出一个结论：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女性主义写作者。这个发现令我既吃惊又宽慰，吃惊的是一般而言女性主义总是与争强好胜、凶悍霸道、顾事业不顾家等等贬义词挂钩以至每个女人都避之惟恐不及纷纷以表白自己是温柔体贴是不追名逐利的为能事，而我，竟然自己跳进了这口陷阱；宽慰的是当我确认自己女性主义者身份时一切令我痛苦困惑的问题都于此得到解决——

为什么在常人看来你工作稳定家庭和美一生无忧你还是要放弃这一切去过上动荡不安连死在什么地方都不知的生活？因为你是女性主义者，你想像男人一样去看世界去实现所谓的理想。

为什么你处理不了家庭问题？因为你是女性主义者，你当不了小媳妇，你逃避，像每一个遇到家庭问题的男人眼不见心不烦。

为什么你不会向异性撒娇不会接受异性为你提供的服务？因为你是女性主义者，你无趣并且是透顶的无趣。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你——是——女性主义——者！

那么为什么你能写出《轮回碑》《任性》《九寨沟》《纸空气》等一百多首被誉为“一下子把她与众多的女诗人区别开来，在‘无性别’写作中，标志鲜明，自成一格”（陈仲义教授语）的诗作？同样因为你是一个——

女性主义者！

那么够了，你一个女人之躯却拥有男人的心胸和抱负你就该承受身为男人和女人的双重折磨，这是女性主义者的命：一个女性主义者是连男人都不喜欢的，更不用说女人。

张后，但愿能承你美言以我的文本/人本的存在为中国女诗人在男权社会争得一定的妇女地位。

8

张后：好像诗人中，林童对你了解和理解的比较多？他在一篇文章中颇为细致的分析道：“纵观安琪的诗歌写作，她总是阶段性地有一个异常的榜样，如前期的美国诗人庞德，造就了她任性的风格……”你最近这一时期又觉得谁有可能是你的榜样？

安琪：2003年我刚到北京时第三条道路正激流涌荡，一干同仁今日清华明日人大地聚会、朗诵、谈诗论道谋划未来，真是“一时多少豪情”。那时林童经营着一家小公司也因此常在这种场合买单。2005年三道分裂，大家的命运也渐渐有了改变，林童关闭公司陆续搬了几次家后我和他见面虽然少了但电话联系还是不断，他成为我烦恼人生的忠实倾听者和开解者，2004年10月我写的随笔《诗歌距离理想主义有多远？》就记录了这种珍贵的友情——

“这是听来的故事，讲述者林童。林童说，这也是他听来的故事，讲述者汪文勤。我相信，倘继续追问下去，这也是汪文勤听来的故事，讲述者为某个遥远的某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故事总是没有源头的。故事说的是，有一个委内瑞拉老婆婆，今年100岁，至今未嫁，她说，她一辈子都在等一个男人给她一张机票，只要这张机票从天上掉下，她就会沿着机票的方向到达那个男人的地方。虽然尚未等到，但老婆婆依然十分开心地活着，依然十分有信心地等着。

说这话时我和林童正在曙光花园小区外的成都小吃坐着，经过两天十分暗淡的情绪，我已经有点麻木了，所以听到林童用死不悔改的广安口音意气风发地说着这个故事时我抱之以苦笑，我知道林童是想用理想主义精神激励我。但我置身其中的人群那么现实，空气那么现实，喧闹那么现实，使我一边听着林童的故事一边恍惚走神。”

作为中间代诗人、批评家，林童为中间代写了许多文章，他的《中间代的研究视野和期待视野》文短意远，为今后中间代的继续推进呈现了一个大的格局。因为交往深了解多的缘故，林童一路追踪着我的诗歌创作，专文论述了我的诗作《野山寨》和《像杜拉斯一样生活》等，并发现了如你所引用的“她总是阶段性地有一个异常的榜样”，我自己倒不是很有意往寻找榜样上靠，只是创作之路上因阅读而产生的碰撞乃至指引对大多数人而言是有的譬如庞德之于我。我与庞德相遇于1998年12月的《比萨诗章》上，如果我曾被他强劲的个人意志、旺盛的诗歌创作、不倦的诗事活动以及勃勃的征服世界的野心所附体的话那么现在我感觉我正被张爱玲的身世和文字所迷醉。1990年代初张爱玲风席卷全国的时候我也曾购买过目力所及的她的专著及各种与她有关的传记，但那时我年纪尚轻，那种追风似的阅读并没有带给我什么冲击。今天我身世飘零后再读张爱玲，我感到了疼痛和酸楚。也感到了那些称张爱玲为小资最爱的人的可笑，更感到了视张爱玲为阅读时尚的小资们的可笑。我读到那些模仿张爱玲文风去写个人小欢乐小安逸随笔的文章时深感这些写者的浅薄，现在我也必须闭嘴在我没有找到合适的词汇去表达张爱玲时。

今天，张爱玲于我更像是一种支撑。当你自觉你已离开众人之路，当你脱轨，旁逸斜出，你要找到一个人来充当你继续脱轨继续旁逸斜出的证据，那么就是她了：张爱玲——

当年江清月正明当年艳阳高高照

今日自说自话自欣自悲自生灭。

9

张后：我没有记错的话，你是 1969年生人，其实按科学一点的发展观来说，你所有的教育应该是1970年代式的，1960年代实际和你没有什么关系的，你一点1960年代记忆都不会有但你为什么会对1960年代情有独衷，提出个完全标新立异的文学命题：中间代？你这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命题，中间代，使无数个诗人从此有了归属感，更是拉动了众多“中间代”者的自豪感与使命感。在当下中国诗歌现场上，中间代诗人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和席次？

安琪：一开电脑就看到央视罗京患病去世的消息，不免和行者张在QQ上感叹唏嘘一番，每一个死者都是对生者的提醒：人生无常。倘若我们承认人生真的无常那么我们就必须往无常的人生钉一些钉子以便水流东逝时还有一些流不走的硬物存留于世。“中间代”就是我试图给我无常的人生钉的一枚钉子。

所谓中间代就是在回顾诗歌历史时发现了有这样一群人的存在，这批出生于 1960年代的人因为坚持独立本真的个体写作而没有参加第三代诗歌运动而在此后关于1990年代的诗歌综述中被忽略被遮蔽（我们可以在2001年中间代概念提出以前的各类选本中发现，作者群基本都是没有水土流失的一小部分第三代诗人，而事实上，整个1990年代诗歌现场的主力其实就是后来被称之为中间代的这拨人。2001年中间代概念提出后，各类诗歌选本在选到1960年代出生诗人时大都平均分配名额，一部分是第三代诗人，一部分是中间代诗人）。

中间代概念不同于70后、80后直接以年龄划线断代的地方在于它的复杂性，众所周知，凭借1986——1988两报（《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大展涌现出来的那个庞大的后来被命名为“第三代”的诗人群体，有不少出生于1960 年代前期。而更多的出生于1960年代中后期的人则没有机会参加那个流派宣言满天飞的第三代诗歌运动，他们在接受了1980年代理想主义、精英主义的思想启蒙教育后却随同1989这个历史猝发的裂变年份被抛掷进商品经济的大潮，而这时候，许多依托运动的浪潮而涌上潮头风光一阵的第三代诗人已退出诗歌投身于同样汹涌的市场经济大潮成为先富起来的一群人。1962年出生的第三代诗人万夏就曾在接受采访中很自豪地说他们在八十年代理想主义盛行时成为诗人，九十年代商品经济盛行时成为富人。反观中间代诗人却是——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经济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已经变得显而易见和无以复加。与之相伴随的，是商品经济开始小心翼翼地步入一种低幼层次的发达，是影响、操控当代国人生活的‘第二体制’——商业社会体制的开始确立。人文情怀在社会精神层面的主导地位，开始让位于事功性目的明显的‘拜金’、‘创富’主题，个人行为的驱动、国家机器（包括文化机器）的运转，也都开始遵从和围绕服务于这一 ‘新兴’的体制。文化、文学艺术因其‘无实用性’在此一时期得到充分的展示，迅即被社会清入了死角。

这一对精神领域纯属负面的影响，表现在‘中间代’文化生存环境上就是：写作与发表、阅读与被阅读的空间，都被大大挤压了。这一批先后步入创作独立期的作者，在时代面前率先感受到的便是险恶。文学的境遇与世俗认可度，与他们当初投身写作的那个年代算得上是大相径庭。他们浮出诗坛的真正寄托只能是那些数量日趋凋零、并呈散兵游勇状态的诗歌民报与民刊了。在边缘状态下登上诗坛，并开始自己对诗歌史的贡献，是九十年代‘中间代’诗人处境的整体写照。”

以上引用自青年学者、中间代诗人、批评家徐江长篇雄文《论“中间代”》的文字足以表明中间代出场的艰难处境和历史必须。如果没有中间代，当人们在说到1960年代出生的诗人时他们的目光只能投注在第三代诗人身上，而这是不公正也不公平的。中间代的出笼正是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克罗齐所秉持的“历史的车轮不允许断裂”的观点的例证，它是历史自身发展的必然，总会有人为这一代人命名的。

本质上我觉得我完全是六十年代人，我的记忆中也有文革童年、辉煌的理想主义的八十年代和备受经济打压的九十年代。当然，“一个1960年出生的人，他的精神形态是离1969年的出生者近呢，还是离1959年的出生者更近？前两者相差9年却属于同代人，后两者相隔仅一年则成了两代人，诗人们难道真的不明白这其中的荒谬？”（燎原教授语），我也明白出生于1969年的我自然离出生于 1970年的人更近因此我经常说，中间代的命名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它“首先是一种‘唤醒’与‘解蔽’，把一代诗人的创作真相以整体的方式推到当代诗坛的最前沿，不仅能唤起一般诗歌读者的关注，而且能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唤醒他们的研究兴趣与‘问题意识’，这使命名者‘为一代诗人立言’的意图有可能落实到具体的操作性层面，使这一代诗人在当代文学史框架中有可能找到一个相应的位置……”（青年学者、中间代诗人、批评家吴投文博士语）。

从2001年10月《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黄礼孩、安琪/ 编）提出“中间代”概念以来，经过《第三说——中间代诗论》（安琪、康城/编，2002年）、《中间代诗全集》（安琪、远村、黄礼孩/编，2004年）、《诗歌月刊下半月·中间代理论特大号》（老巢、安琪/编，2006年）、《诗歌月刊下半月·中间代诗人21家》（老巢、安琪/编，2007年），时至今日，中间代已成为独立于发起人之外的“一种不可忽视的诗歌事实”（青年学者、中间代批评家杨四平教授语），在当下中国诗歌现场上，“如果说，是‘出国热’ 冲散了‘朦胧诗人’，他们如今散落在世界各地；那么，肯定是‘89事件’使‘第三代’诗人入狱的入狱，经商的经商，做官的做官，他们变得入世，消沉，虚无；相比较而言，晚一步‘出场’，反倒使‘中间代’诗人对诗歌写作抱有更长远的打算，并且各自走上一条‘立足个性、多元共生’的综合之路。”（青年学者、翻译家、中间代诗人、批评家树才博士语）。

本题我大量引用名人名言是因为在长久沉潜的写作中，中间代人已磨炼出了诗歌和理论的双重阐述能力，这也是中间代区别于其他诗歌时代的一个重大特征：诗人理论家特别多！我也因此得以偷个懒，借同代诗兄弟的高论来答你的问题了。

[夏长斌]

10

张后：我2004年没见到你之前，我一直以为这个安琪还不长着“绿眉毛蓝眼睛”的啊？谁知一见之下，原来安琪竟是这么一个平易近人的淑女诗人？虽然“话多了一点，手里忙着不停”了一点，但安琪在我的眼里仍然一改别人向我所说的安琪的样子，也没有网上有些人无耻地恶意诽谤的“邪恶”……那一段你是不是心中特别悲愤？其实大可不必，杜拉斯曾说过：“你越是反对，你越是拒绝，你经历的事情越多”……你所有的经历都将是你的财富？

安琪：你的看法几乎是所有见到我的人的看法，2003年8月老巢在《关于安琪的三个问号》的“第一个问号”中如此写到“生活中的安琪一副小女人形象，戴着眼镜，挺斯文。如果她不尖叫（这尖叫近年来折磨着中国诗歌的耳朵），那她与我们经验中的别的女性并无二样。坦白说，与安琪认识的时间越长，读她的诗歌越多，就越会在她和她的诗歌之间空出更多的地方。……仅就为人处世而言，她甚至是保守而小心翼翼的。很难找出与她诗歌之间的自然联系。众所周知，她的诗歌态度是前卫的，大胆的，无拘无束，奋不顾身的。”这里面，“她和她的诗歌之间空出更多的地方”的“地方”越大，一个人被想象的空间也就越大，这种想象自然可以包含如你所说的“绿眉毛蓝眼睛”的妖魔化，更可以暗示一切与恶劣女性有关的说法种种譬如“无耻地恶意诽谤”。这些，都是一个想走到露天下的女人必得承受的一切：在享受阳光的抚爱和新鲜空气的输贯的同时承担狂风暴雨的劈打。

而最困扰我的并不是他人的误读，而是自我的人诗分裂：诗之狂放与人之怯懦，诗之大气与人之拘谨，诗之前卫与人之固步……我同乡林语堂所言的“我是一捆矛盾”当能获得大多数知识女性的共鸣：一捆矛盾。

人是很复杂的，同一个人此时这样，彼时那样，跟此人在一起这样，跟彼人在一起那样，都是很正常的。中国人的思维一向喜欢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好就只能好，坏就只能坏，于是造成了判断方式上的单一。对同一件事不同的人表述起来肯定有不同的呈现，同样对一个人，不同的人看到的也是不同的侧面，一个物件，角度不同，看到的形状也不同。我其实是能接受所有人对我的褒贬甚至我自己也不忌惮合盘端出优优劣劣的我。倘若我这一生只提供他人一个评价尺度或一种性格特征，那将是我此生的失败它证明：我活得很不丰富。

我比较遗憾的是，几乎每个见过我的人都说我比照片年轻漂亮许多，这让我很伤心，当我死后，人们见到的只能是我的照片那么我怎能证明我曾经比照片年轻过漂亮过？就让我用这道题立此存证吧：你看到的相片中的我永远不是真实的我，同样，你听到的传言中的我也永远不是真实的我。

多年以前我在《未完成》（长诗，1994年）一诗如此写到“你看到我/但那不是我！我从来没有固定的形状！”

那天和格式QQ聊天，问他对我此次回答的看法他说，越来越成熟了。我说是啊，我所有的文字都是经历得来的，每一个观点的写出即使它是很普通很大众化的在我也是自己亲身习得的。有一次聚会侯马跟大家说，安琪有一次遇到困惑打电话来说生说死的我就跟她说，你近期作品多好啊，不能乱想。她哽咽带笑说：每一首都是亲身体验，血泪之作啊。一席话说得大家都笑了。我也依稀回忆起是有此事，大概是 2006年间。

我的语言快于我的大脑（你所说的“话多了一点”）而思想却一直是慢这个世界半拍（我妹妹语），我是一个笨拙的人，在别人是常识的东西在我却必须亲历亲为了才能相信。我的写作与我的经历息息相关因此我必须继续亲历亲为我的这一生，有时觉得太累了但又能将自己托付给谁呢？

11

张后：安琪你酒量怎么样？有没有自己偷偷喝酒的经历？杜拉斯可是地道的女酒鬼，你这点可不要像她那样生活？她在自述中说，“酒一经喝上，就成了一个女酒鬼，接连不断的喝，会把所有的人都抛在后面……晚上喝，中午也喝，后来早上也喝，有时夜里起来还要喝……以至后来每隔两个小时就要喝一回酒……”哈，她比李白还能喝，真是女酒仙啊？

安琪：我曾在《借口》（长诗，1999年）一诗中写到“父亲的一生是烟酒的一生”，父亲依靠经销漳州闽燕啤酒发家，但也因为把资金投入到闽燕啤酒厂而随同该酒厂的倒闭而血本无归。父亲和烟酒的感情可以说超乎一切之上，而我是一点也没遗传父亲的烟酒能力。以前在漳州一干诗人喝酒做诗，我也曾情绪上来喝喝看，结果有一次吐得一塌糊涂吓怕了。到北京后基本是滴酒不沾。后来看不伟成天说牛栏山二锅头如何如何好，就试着喝喝看，好像一两也还行。正在暗自欣喜不料2008年8月在福州和顾北等诗人相聚喜乐，超标喝了二两红星二锅头后一连吐了五六次还摔了一大跤下唇都咬破了还不知道，那种摔是直挺挺的正面扑到地板上，那一瞬间我听到了眼镜和瓷砖地板碰撞的声音。后来朋友说亏得我的眼镜是塑胶的撞不破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碰酒了，孤身在外，安全第一啊，从这点上来看，我完全不具备“酒神精神”（尼采语）。在尼采的阐述下，“酒神”即是古希腊神话中的狄奥尼索斯，他是葡萄酒狂饮之神，是丰收享乐、尽情放纵的象征，是生命丰盈的化身。所谓的丰收享乐我还没有过，所谓的尽情放纵我也不敢，实在是活得没滋没味。

我的朋友中许多热爱酒的，有时酒是他们创作的推动力，有时酒又是他们逃避现实问题的麻醉剂，而依凭我两次醉酒的经验来看，酒不是好东西，醉酒的感觉整个就是生不如死。

突然想起有一次老巢给诗下的断语，诗应该从文学中抽离出来就像酒从饮料中抽离出来。

12

张后：我从前在哪一本书上看过，大意是说人的命运的轨迹，好像就是在画圆圈一样，从哪里来再回哪里去，按如此逻辑推理，你有一天会再回漳州去吗？

安琪：让我用这首写于2007年2月的旧作来回答你的最后一个问题并感谢你用提问使我心力交瘁：你我有幸相逢，同一时代！

《你我有幸相逢，同一时代》

——致过年回家的你和贺知章

安琪

想象你在路上，一切有价值的行走，路的行走
轮子的行走，马的行走
想象一群树繁华落尽，倍感萧索，想象
灰色，轻灰色，重灰色
一路伴回家的人相遇故园的鬓毛已衰
想象一下，你的登峰造极在未来的节律里依凭
某种成败而定
江山激昂，或来年春暖，关于此生
犹如诗酒入瓶
犹如我最愿生活其中的春秋与唐朝
犹如马，行走在一路的光上
路在光上
你我有幸相逢，同一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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